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四年解放战争中，原本投鞭断流、兵强马壮的蒋介石被中共军队先后打掉了807万人，多年精心培养的嫡系骨干将领也基本上损失殆尽，其中多是被俘、投诚或被击毙，鲜有阵前慷慨赴死、凛然自戕者。
一支军队要想打胜仗，除了武器装备外，精神因素也格外重要，日本军校留过学的蒋介石深谙此理，因而在军中极力推行与日军武士道相似的“不成功便成仁”的“黄埔精神”。他赐予麾下高级将领一柄“中正剑”，上面刻有“成功成仁”字样，期望他们为自己尽忠效死，“不成功”时用来“成仁”。
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这些将领们平日以拥有“中正剑”为光宗耀祖的殊荣，一到危难之时却慌忙弃之如敝屣，往往保命为上策，望风而降。整个解放战争中战败时能真正坦然自若、举剑“成仁”者屈指可数，仅有宿北战役中的戴之奇、宜川战役中的刘戡、淮海战役中的黄百韬等寥寥数人，而黄百韬还是非黄埔出身的杂牌将领。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前，国共重新全面开战还不到一年，仅在华东战场便有近40名少将以上国民党将领被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俘虏，譬如王铁汉、金亚安、田从云、朱志席、刘光国、饶守伟、张东彝、马励武、周毓英、李仙洲、韩浚、杨文泉等人，其中仅有三青团出身的中将戴之奇“临难不苟”，选择了自杀，其余多数甘于束手就擒，开始接受中共的改造。
蒋介石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长此以往，必将兵无斗志，国将不国。他亟需忠诚的典型来支撑“黄埔精神”，开始努力寻找这些典型。
但战场被击毙的国军将领不是没有，而要找出主动自杀“殉国”的典型便颇有难处。被击毙和主动自杀同样是死，意义却大不一样，前者更多的是窝囊，后者则是虽死犹荣，可以激励其他国军将领用命沙场。
被“自杀成仁”的张灵甫
这时候，蒋介石重点进攻也是国共相争最激烈的主战场华东应时而出了一个“英雄”——张灵甫。
1947年5月16日，负责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粟裕导演的孟良固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被酣畅淋漓地全歼，曾经骄横跋扈的师长张灵甫也被华野将士击毙。
对自己的结局，张灵甫几个月前便预感到“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1946年10月，他率领整编74师进攻涟水时铩羽而归，被粟裕指挥当时的华中野战军打掉了6000余人。
战后，不免灰心的张灵甫致电黄埔四期的老同学、整编11师师长胡琏等人，悲观地说：“匪军无论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匪军向东则东，往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吾公以为如何(注释)?”
结果没有等到“年余”，半年后他便被华野官兵击毙了。
张灵甫被击毙的情形，华野官兵的当事人回忆均确凿无疑。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金子谷回忆说：“战役接近尾声时，我六纵穿插部队一个排，冲进张灵甫躲藏的山洞，张灵甫举手投降，排长恨敌心切，端起冲锋枪将他击毙(注释)。”
孟良崮战役中最先攻入张灵甫藏身洞穴的主攻部队之一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回忆说，6纵特务团活捉张灵甫后，被一名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干部打死(注释)。
6纵政委江渭清也回忆说：“特务团一营三连在指导员邵至汉率领下，首先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前”，“用抵近射击和白刃战消灭了占据洞穴和石岩的残敌，击毙敌卫队长，活捉了张灵甫。”他说：“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注释)。”
中共军队的政策是不许杀俘虏，因担心上级追究，特务团便假报为张灵甫“自杀”。但杀俘一事很快便被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知晓，他在团以上干部会批评说：“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注释)。”
对中共一方而言，需要的是活着的张灵甫以便加以改造，孟良崮战役中的口号便是“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至于张灵甫怎么个死法其实已很不重要，也根本无需为了几十年后一些人的“项庄之意”刻意将“自杀”改为被击毙。
然而，对蒋介石一方而言，张灵甫既然已经死了，怎么个死法相当重要，尤其是望风而降者众，亟需忠勇报效“党国”典型的时候。
整编74师原称74军，是国民党名将、时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的王耀武一手创建和起家的老部队，曾给他带来了累累军功和荣耀，不曾想继任军长的张灵甫才几个月便将其苦心经营多年的王牌军毁于一旦，他哀叹说：“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王耀武忍痛含悲办了三件“后事”：
一是马上向蒋介石请求重建整编74师，保举原74师将领邱维达为师长。
二是在济南举办了祭奠整编74师和张灵甫的热闹活动，召唤张灵甫“魂兮归来”。王耀武亲自主持了“山东省戡乱殉国党政军民追悼大会”，编制了《追悼大会纪念册》，还撰写了“代序”和“祭文”。
三是因蒋介石来电查询有无整编74师残余人员逃到济南，他安排司令部译电科科长李啸梓模仿张灵甫的笔迹代写了两封遗书，一封写给王耀武，表明以死报效党国和对校长的忠诚，一封写给张灵甫的妻子王玉龄, 要求她抚养刚出生的孩子(注释)。其中写给王玉龄的一封是：
十万余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绝矣。
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李啸梓是张灵甫的同乡，十分熟悉他的笔迹，伪造的遗书几乎可以乱真，唯一露出马脚的是两点：
一是将张灵甫妻子的名字“玉龄”写成了“玉玲”，张灵甫本人断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二是孟良崮顶被华野围得水泄不通，官兵断水多日，根本不可能让张灵甫取得墨汁“秀”他的毛笔书法。
两封遗书写好后,王耀武派人专程送到南京,谎称是张灵甫亲笔所写，交随从副官化装送出。
难得见到麾下将领沙场自裁的蒋介石信以为真，马上下令各部队学习张灵甫的“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又将英国政府赠送的一艘巡洋舰命名为“灵甫号”。
这一包装出来的“成仁”典型一时名扬天下，让张灵甫真正成为一员“名将”。多年后，因他年迈的遗孀以及“粉丝”的渲染努力，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自杀”情节被一口咬定坐实。
被“为国捐躯”的郑洞国
张灵甫“不成功便成仁”的典型包装出来后，战场上的国民党将领们并未感动而效法，蒋介石收到的阵前“诀别书”倒是不少，但依然鲜有愿意“以死报国”者，甚至连张灵甫“成仁”的始作俑者王耀武济南战役战败被几个华东民兵俘虏时，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没有丝毫“成仁”之意。
蒋介石还得继续努力。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困守长春的黄埔一期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被林彪和东北野战军长久围困后突围失败，双方随即开始谈判。
郑洞国兵团部谈判代表是少将参谋处长郭修甲。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三、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
郑洞国虽然亲笔给蒋介石写过一封诀别书，随即又发电报说“来生再见”(注释)，但其实并未抱定必死之心，部下们劝说后很快率部投诚，“十万大军齐卸甲”。
千里之外的蒋介石见到郑洞国的遗书和诀别电报，断定他已经“杀身成仁”，感伤之下也不免欣慰，马上指令国民党中央社于10月23日渲染报道：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如同张灵甫死后如出一辙，蒋介石还号召党政军高级将领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然而，与张灵甫不同的是，张的遗书是假的，人死了却是真的;郑洞国的遗书是真的，人死了却是假的。
张灵甫最终死了，遗书也就死无对证，可以弄假成真，几十年后还能让历史学家费力考证一番，郑洞国却很快扇了蒋介石一记耳光。中央社和蒋介石祭文里的他，这时和第一兵团的高级同僚们一道已经抵达哈尔滨，受到了中共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
郑洞国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遗书也就被蒋介石丢进垃圾桶了，多年后无人再津津乐道地提及。
被“终至于死节”的杜聿明
1949年1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将被包围的杜聿明20万黄埔系中央军一举全歼，化装逃跑的杜聿明被活捉，淮海战役结束。
成为阶下囚后，杜聿明虽然未写过诀别书，却也的确动过“成仁”，报答蒋介石的念头。他从地上捡过一块石头往头上砸了一下，仅仅血流满面后便再也不曾自杀过。
这时的蒋介石因精锐嫡系集团被杜聿明丢失殆尽，“总统”宝座岌岌可危而焦头烂额，很快黯然宣布下野，也就无暇顾及树杜聿明为典型，号召党政军高级将领学习他“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了。
但他的幕僚们没有忘记和“失职”，他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败退台湾后又荣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代主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撰写过《黄埔精神》的邓文仪便是其中之一。
邓文仪一直鼎力宣传杜聿明被活捉后始终终于“党国”和蒋校长，说他最终是被中共折磨而“死节”。
多年后的1983年，邓文仪依然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说：“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注释)。”
实际上，杜聿明于1959年便被毛泽东特赦，先后担任政协全国文史专员、全国任政协委员、常委，活得有滋有味，直到1981年5月才因并发心脏等病辞世。
被“举枪自尽”的邱清泉
战场上活下来的郑洞国和杜聿明们最终让蒋介石与他的麾下们穿帮，结果贻笑大方。相较而言，与张灵甫一样被击毙的将领们便容易包装多了，最有利的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能爬起来说话。
淮海战役中被击毙的原第五军军长、时任第二兵团司令官的邱清泉便如此。
邱清泉死之前，与杜聿明一道被粟裕包围在陈官庄。当奉命发起总攻的华东野战军官兵们排山倒海地杀过来时，他的精神已彻底失常，成为了真正的“邱疯子”，高喊着“共产党来了”，四处乱跑，最后被华野官兵的乱枪打死。
主攻部队之一的华野一纵政治部《前锋报》摄影记者徐光，与一纵二师政治部保卫科的保卫干事和战士一道带着被俘的邱清泉副官、贴身卫士，沿着邱清泉的突围方向寻找，最终在张庙堂附近挖到了邱清泉的尸体。
解开邱清泉因化装而穿上的士兵服后，众人看到了他的胸部连中七弹。他们当时分析判断是一长串机枪子弹将其击毙，头部则完好无损。徐光随即拍下了邱清泉尸体的照片(注释)，留下了历史的铁证。一纵政委刘飞、副司令员张翼翔很快获悉了这一报告。
邱清泉比杜聿明官阶又低了一层，而且与当年张灵甫死时亟需典型振奋麾下将领精神的时候不同了，山河已破碎，下野的蒋介石自顾不暇，更无心思将其树为自杀“成仁”的典型了。
但邱清泉终究有几个忠实的老部下，他们不愿意正视他被乱枪打死的窝囊事实，便想方设法让他死得悲壮一些。
四十年后，战场上被俘虏随即又被中共军队宽大释放的邱清泉警卫营长远硕卿，写了一篇所谓的回忆文章，说自己亲眼看到邱清泉面向南京方面敬礼，和蒋介石诀别，随即举枪自尽。
时为警卫团长的郑信桓并不在邱清泉身边，听说这一回忆后如获至宝，从此笃信邱清泉死于自杀。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想象着渲染说：
“他(邱清泉)一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到处都是解放军，他的一个外甥跟着他的，他就交待，他说第一你回去向老头子，向他汇报我没有投降，我自杀了，完成不了任务”，“那些卫士怕他会自杀，把他的枪就拔掉了”，“配枪被卫士拔掉，但邱清泉从大衣中掏出了另一把手枪向自己的腹部开了三枪，痛苦倒地。”
因为华野一纵政治部《前锋报》摄影记者徐光当时便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显示邱清泉胸部连中七弹，而头部则完好无损。郑信桓又替远硕卿打圆场说：“(邱清泉)怕打这个地方打坏脸，认不出来，所以他有他这个想法，他为了保护这个头，他不肯打这个头，他打这个肚子，他自己打了两枪死不了，你们赶快开枪打我，快点打死(我)，他就叫赶快补枪，结果大家都不肯，谁肯打他呢，结果那个外甥没有办法了，留他(受罪)让他做俘虏也不好，结果拿那个冲锋枪把他补死了(注释)。”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邱清泉到底怎么死的，对胜利者中共一方而言毫无意义，但对邱清泉这几个身边人却寄托着青春的记忆和国民党江山被翻转后的深深失落，他们最需要邱清泉这种“悲壮”的死。
然而，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被“不屈殉国”的太原“五百完人”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没有想到利用杜聿明、邱清泉做“成仁”的典型，却也不曾遗忘“革命精神”的重要性。
他和当年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道包装了一个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以激励台湾军队保住他最后的江山。与包装张灵甫个人不同，蒋介石这回第一次树立了一个令台湾人家喻户晓的群体。
他指令麾下撰文、润色后，将“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塞进了台湾小学国语课本里，其中说，太原失陷后，“梁(化之)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共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共匪侮辱他们的遗体。”
“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共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
不仅如此，台湾的中学历史课本也塞进了这一故事，说“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化之)等文武官员五百馀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戡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蒋介石还亲笔为“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题写了“天地正气”、“民族正气”、“成仁”、“取义”。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与梁化之一起自杀死亡者“全部只有四十六人”。根据山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研究考证，这46人大多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宪警指挥处的成员”，原因“是害怕中共报复才集体自杀”，其中仅有十多人被收录于“太原五百完人”名单中。
蒋介石所谓的“五百完人”，《山西文史资料》也详细列明了调查的各人情况。许多人并非是在太原被攻陷时死亡，有的是战死或病死，有的是帮助阎锡山打内战的日本人，还有人是被阎锡山自己的特务机关处死，甚至有人在1987年仍然活得好好的。
因为戴之奇、黄百韬这样的“烈士”稀缺，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丢掉万里江山后，又从张灵甫到“五百完人”的包装中一次次被打脸，最终留给历史的是“止增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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