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江春：如果蒋介石不围剿红军

　　近日，我的一位朋友问我，如果蒋介石不围剿红军，中国现在是什么样?这是一位60后提出的问题，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都有这个疑问。

　　其实，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60岁以上的老人们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只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历史，甚至可以说不读历史，才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现在的青年人，有读史书的吗?我们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学生们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在学校，老师讲什么，他们就学什么。闲暇时间或者约会，或者玩游戏……根本就不去主动的学习什么。而在课堂上，除了听到呲必中国，不可能听到真实客观的东西。而那些为了就业谋生，而到处奔波的青年人，就更没有时间读书了。农民工呢?看看他们的影视资料吧，不用我为他们的生活处境描述了吧?所以，当下中国的青年人对国共两党的恩怨知之甚少。

　　既然有人提出来了这个题目，我就回答一下吧。即使我辛辛苦苦的回答，未必有人看。但是，我也要回答一下。万一真的有年轻人看了——哪怕仅仅一个人看了，我也算尽到了微薄之力。

　　一、早期的共产党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完全听命于莫斯科。

　　1.党的领导人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安排

　　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个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她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包括党的领导人都由莫斯科说了算。1921 年7 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的;陈独秀之后，鲍罗庭出来包办，他指定瞿秋白成为了共产党实际上的领袖;瞿秋白之后，斯大林、布哈林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向忠发之后(1930 年底到1931 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米夫指定他的学生王明为党的领袖;王明害怕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前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王明主持了会议。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后来叫长征)。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共产党与她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我们党才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自己决定自己的领袖。现在，很多作品把遵义会议拔高的高之又高，无论怎么拔高都不过分。遵义会议决定了我党在领袖上的自我选择，自己选出的领袖，决定了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2.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国建设与苏俄相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

　　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给孙中山：“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1920年11月，孙中山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以减弱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的威胁。维经斯基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持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史料证明，你敢相信这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吗?)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他主持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列宁把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因此，出现了《孙文越飞宣言》，这份宣言即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

　　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 “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

　　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上，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胡汉民的论点是：“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榘、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伯榘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然而，孙中山对共产党是防备的，他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上面这些话，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二、蒋介石背叛了斯大林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也一如既往的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是因为他认定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予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四.一二”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他以为蒋介石不可能有的“其它作为”，令斯大林伤透了心。

　　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它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当时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精英，仅仅因为信仰不同就被杀害了。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不知那些至今仍然颂扬蒋委员长的人作何解释?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斯大林方才明白，蒋介石的国民党并非他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5月30日，斯大林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

　　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

　　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总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千卢布。

　　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讲演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还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末了，孙中山、汪精卫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它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以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而援助中国共产党的，仅仅是办公经费。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为了反抗蒋介石的大屠杀——或者说蒋介石将共产党杀急了，中国共产党才由此走上了一条武装斗争的反抗道路。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建立抗日爱国统一阵线，经过努力的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抗日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与他谈判。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 ，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我最佩服周恩来”, 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嗦”，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助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打通苏联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苏俄的军事援助，以利抗日。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西北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它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面对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执意要 “蒋中正必须离职”的叫喊，蒋介石坐不住了。1936年1月，蒋介石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王明直接会谈。

　　根据共产国际保留下来的记录，邓文仪当时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邓说：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和《八一宣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初步提出三项建议：

　　(1)取消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2)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3)恢复两党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它形式。

　　邓文仪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存在。

　　谈到改编红军时，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军队间应交换政工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将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拨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邓文仪特别提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海岸，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主要来源将是苏联，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希望红军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要道。

　　王明根本不了解国内的详细情况，他最后只有向邓文仪建议同在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联系，谈判抗日和停战的具体条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专门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并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致函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就在王明写信前一天，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又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认真深入的会谈。蒋介石因急于获得苏联军事装备的援助，加强与日本的谈判地位，改善中苏关系，这次谈判的态度特别好，在会谈中未提任何使苏联为难的要求。关于援助的规模，蒋介石表示一切由苏联政府决定。谈到与中共组成联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蒋未再提及《孙越宣言》，要求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司令部的权威，保持现有编制，参加抗日，在此基础上他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为保障华北不再分裂，要打苏联牌吓唬日本;苏联为保障其东部安全，也需要打蒋介石这张牌牵制日本。双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1936年2月28日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从南京到达陕北，在张学良部队护送下，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向留守陕北工作的博古介绍说：“蒋系法西斯分子陈果夫左派与曾扩情右派，陈主联红反日，曾主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联俄联共。”博古将此情况迅速报告正在晋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进一步指出：“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还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步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

　　当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毛泽东8月底致电潘汉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蒋介石却又在转变心思、要变卦了。

　　他对冯玉祥说：最担心中共手中的军队。他说，与中共谈判的内容有三点：

　　一、人的问题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个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也好办。

　　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最不容易解决也要解决。

　　蒋介石还是想军事解决。他想乘红军云集陕北、粮食弹药供应均极为困难之际，发动围攻，最低限度也要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共产党就范，完成“招安”。蒋介石又弄错了。他把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看做是软弱的表现。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张冲晤谈判。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是：

　　首先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条件突然变成如此苛刻，是中国共产党人意料不到的。看来蒋介石的目的还是削弱乃至取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回答说：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它一切都好办，可以请周恩来出来和蒋介石直接谈判。

　　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

　　陈立夫又说，能否停战，蒋的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刚开始的谈判就立即破裂。还是要战场上见。

　　1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战，并召集二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图谋一举消灭红军。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红军将领19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的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

　　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不欢而散。共产党建立抗日联合统一阵线，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彻底落空。

　　蒋介石决心“剿共”到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现代史发生质变。

　　我的最终结论是：

　　没有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肆无忌惮地屠杀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没有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的五次围剿就没有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没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就不会有西安事变。

　　最后，回到题目提出的问题，如果蒋介石不围剿红军，中国是个什么样?假设蒋介石不颠覆孙中山与列宁建立的革命基础;不背叛斯大林支援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中国有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联合政府。

　　这是国共两党的恩怨，这就是历史。

　　现在的中国青年人明白这个道理吗?

　　玖江春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67249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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