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北大教授质疑袁伟时：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
：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要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三分材料不说四分话。4月22日，团结网发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的文章(原题《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袁伟时《迟到的文明》阅后小记》，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就涉及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不久前，友人送我一册线装书局2014年所印《迟到的文明》，著者袁伟时先生。书中收录了袁先生近十余年来的演讲、访谈等类文章近30篇。袁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于是我认真拜读了一番。书中有句话特别引起我注意，袁先生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第261页)的确，我们看他的文字，常会论及中国近代史事，且多“惊人之语”。然而，冷静思考之后，却又觉得他的一些认识实在肤浅、迂腐，乃至荒谬。若不信，请看他对民初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是如何发表“高论”的。(该书容甚为驳杂，这里仅论与此主题相关内容，并非评价全书，读者务请注意。)
“政治就是妥协”，国民党到底懂不懂?
袁先生认为，国民党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第167页)甚矣，如此荒诞不经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讲!
稍具近百年中国政治史常识者，何人不知民初革命党不论在同盟会时期，还是在改组为国民党后，其实很懂“政治就是妥协”之理。以辛亥鼎革南北议和为例，革命党若不明妥协之必要，孙文怎会辞去临时大总统而举荐袁世凯，国家又如何能够不经剧烈震荡便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孙文等人的抉择难道不是“尊重现实”的“妥协”吗?革命党以妥协换取袁世凯赞同共和、迫使清帝退位，难道不具有“思想高度”?
再从国民党之诞生看，宋教仁等若不懂妥协，如何能够将主张不尽相同的一些党派吸纳进来，组成一个大政党，又如何能够在首次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还有，孙、黄若不懂妥协，怎会有1912年秋与袁世凯在京共商国计的“盛举”，又怎会有国民党支持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组阁，而赵亦加入国民党之事。袁先生既然自称中国近代史为其“正业”，何以对这一系列基本历史事实视若无睹?难道历史解释可以视同儿戏?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就任正式大总统。图为欧洲画报封面上已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
“宋案”岂是纯粹的法律问题?
话说至此，袁先生定会以“宋案”发生后孙、黄等发动“二次革命”为例，来证明国民党“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以致“法治中断，转向武斗”，最终“误国、害民、辱己”了。(第197-198页)我们且看袁先生又是如何对“宋案”解决发表“高论”的，他说：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往来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司法机构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往来的证据，真不愧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的法制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第197-198页)
这真是一段令人捧腹之论。袁、赵是否为刺宋主谋迄今并无定论(此处暂且不论)，不知袁先生何以认定赵秉钧就是“杀人罪犯”?袁先生将民初视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的年代，也不过是他的错觉而已，有似痴人说梦。而他将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说成“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则适见其出言不谨，所知有限。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说“绝后”?袁先生强调“宋案”应“依法解决”，实质是怪罪国民党“太极端和幼稚”(第263页)，不懂得“妥协”。在他看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不就是证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这个有力“证据”，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
从“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何曾有过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之事?我们只须认真翻翻《政府公报》和当时一些报刊便可知道，赵秉钧于“宋案”发生后，为自证清白，曾屡屡提出辞职，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请病假可以，辞职不准!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一次次续请病假，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最终拖到“二次革命”爆发，“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挡箭牌”作用的赵秉钧解职。袁先生连“宋案”的这些基本史实都不清楚，却振振有词，大发其谬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其实，从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而赵秉钧拒不出庭(背后实有袁世凯支持)，我们已可清楚看出，当时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根本就行不通。孙、黄等人也并非一开始便决定武力反袁，他们也曾想利用法律手段找出“宋案”真相，可结果如何呢?在司法机关软弱无力、不能真正独立的情况下，寄希望于一个表面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实际却不遵法律的政府，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么!何况“宋案”发生与民初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密切相关，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袁先生之论何其迂哉!
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
更值得警惕的是，他这种建立在虚构史实基础上“高见”，“流毒”却不浅。有名唤张耀杰者，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年)，看看其中某些论调，与袁先生的“高见”何其相似!当然，其人无论如何不能与袁先生相提并论，其书以扭曲心态叙述宋案，识见之浅薄、逻辑之混乱、史料之匮乏与曲解、结论之草率，是极为典型的粗制滥造之作。仅就史料而言，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宋案史料，该书根本不知，其中包括多达数千页的共进会档案，而被利用过的史料中，又有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未能准确理解，甚至完全不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就是这样一本书，却有几位“知名教授”甘愿为之吹捧，袁先生更是头号吹鼓手，竟然说什么“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见该书推荐语)显然，袁先生不仅对民初政治史一知半解，而且未曾仔细阅读该书，否则他怎能说出如此不知轻重之言?!
由袁先生之书可以看出，他对陈寅恪先生是很敬服的，可惜他对历史太缺乏陈先生所云“了解之同情”。他怪罪国民党不懂得妥协，不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说到底是因他内心对“革命”不感冒。他甚至认为辛亥革命不该发生，因为它“打断了”“大清帝国”“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自序，第3-4页）看起来，在袁先生头脑中，君主立宪还是要好过民主共和。他的一些论断实际上是建立在假设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可革命毕竟一次次发生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与其漠视历史事实，立足于虚假的前提和虚构的史实高谈阔论，何如直面真实历史，汲取经验教训，不是更令人信服，更能给人以启发么？
袁先生还很喜欢谈他对治学的理解，称“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第262页)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这在民初政治史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是否会误导读者，袁先生毫不在意。然依愚见，对当今中国学界而言，没有什么比严谨治学更重要的了。我们需要研究者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去做，而不是仅知皮毛，便信口雌黄，哗众取宠。不知袁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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