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苏联卫国战争打响时，在莫斯科读书的毛岸英坚决要求上战场。
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医院锻炼过的革命后代李特特。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王明贵将军获得了斯大林颁发的苏联红旗勋章。
第88远东红旗旅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熟悉的名字，但说到其前身，东北抗日联军，则一定家喻户晓。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成立于1936年7月，其人数最多时有四万人。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大后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军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1939年，东北抗联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日本人的持续打击让这支部队最低潮时只有两千人。就在这一年，东北抗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到场的有抗联总指挥周保中，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中共南满省委委员、抗联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北满省委执委委员，第三军军长许亨植。这是一场决定东北抗日联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最后，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保存力量，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1940年3月，苏联方面讨论决定，同意东北抗联转移。自此，东北抗联整编为苏联远东军区第88独立步兵旅，转移到了苏联境内，在苏军的协助下进行整编和军事训练。
周保中本来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第88远东红旗旅成立后，他很自然地成为了领导者。联军进入苏军体系后，苏联军方就要求红旗旅接受他们的作战指令，还向红旗旅派遣了常驻教官，以便管理。但是，红旗旅的前身毕竟是一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旨在打倒日本军队的部队，它不应该沦为苏军的附庸。为了保证部队相对独立于苏军，周保中做了很多努力。他在1941年12月一封写给苏军高层的信中声明，“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因为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
在卫国战争中，德军和苏联的战场在西边，第88远东红旗旅没有进入前线。他们参与的是1945年开始的对日作战。这年5月对日作战正式开始部署，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被制定出来。7月，88旅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先遣队加入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7月底，88旅又派出290名指战员，秘密携带电台伞降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等重要军事重地进行侦查，成功地为苏联空军标注出了上百个空袭目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8旅随军杀回东北，指挥官就是周保中。他率领部队配合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东北时，做了及时的接引工作。战后，因为他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了苏联“红旗”勋章。同时，第88远东红旗旅派出的先遣队员为部队的顺利进军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苏联空军在他们的帮助下，准确轰炸了日军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这几百名先遣队员，绝大多数在侦查任务中牺牲，生还者寥寥无几。
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小战士
在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的子女，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重建家园。可是，德国于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这些国际儿童院的年轻人们经历着时代的巨变和人生中的第一次考验。
“广州起义”的著名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是这群人里面较为年长的一个，1927年出生的他早在两岁的时候，就被周恩来派人送到了莫斯科。
1941年6月22日，黄健正在国际儿童院的操场上踢足球，广播中突然传出德国侵略苏联的消息。早已把这里当作家乡的黄健，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参军欲望。可是，这一年黄健才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
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在监视俘虏工作的时候，他不由得觉得，再过两三年，等自己再长高一些，就能做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除此之外，黄健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三年半，他坚信法西斯终将被打倒。
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时，她才7岁。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蔡和森因公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出卖而被枪杀。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了苏联国际儿童院。
卫国战争打响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十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十几个小时。每天工作完了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这是蔡妮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每天身心俱受煎熬。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是女孩，所以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国际儿童院的很多主动参战的男孩都牺牲了，仅第一批参战的男孩就有16个牺牲。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孩子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1924年出生于法国的李特特，父亲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母亲是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与黄健和蔡妮相比，她很晚才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才在儿童院学习了一年，卫国战争就爆发了，李特特除了进工厂劳动以外，还被作为后备军培养。
她每天要背着30多公斤重的装备完成90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还要跟军人学习射击。到了卫国战争结束，李特特的射击技术已经非常娴熟，获得了“轻机关枪手”的证书。
毛岸英：见证苏军攻克柏林
苏联卫国战争打响的时候，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正在莫斯科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他一直想走出学校，到战场上去战斗。为此，他申请过很多次，但都没有得到批准。毛岸英对此一直不甘心，他提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强烈的参军愿望，并在信的末尾署上了他自己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投了出去很久却没有回音。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伊尔斯基来到了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在场的毛岸英向曼努伊尔斯基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后者思考了一下，回绝了毛岸英，他告诉毛岸英，只有拥有苏联国籍的人才能上战场，你是中国人，不能让你去冒险。但毛岸英不放弃，一再地请求曼努伊尔斯基，最终后者答应帮他上战场杀敌。
不久，毛岸英就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里面担任了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他跟随着部队，转战南北，最后随大部队进攻柏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在卫国战争胜利后，毛岸英见到了斯大林。为了表彰他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斯大林送给了他一支枪，作为纪念。
女记者上战场
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不仅有浴血奋战的中国人的身影，也有中国记者参与其中，用手中的一支笔，忠实记录了卫国战争的全貌。在这群记者中间，有一名女记者的身影尤其突出，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布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她就是中国战地记者胡济邦。
胡济邦自幼家贫，靠刻苦努力考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1930年代初，胡济邦进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新闻随行员的身份常驻莫斯科。同时，她也担任《中苏文化》的记者。
卫国战争打响后，胡济邦主动要求进入前线采访。她在苏德前线中，亲眼目睹了德军的进攻和苏军的反攻，以及德军的残暴。有一次，她正在采访战场上的伤员，身后几百米处突然冲出来一个德军士兵。发现危险后，胡济邦不慌不忙地捡起伤员掉在地上的手枪，抬手一枪就干掉了扑过来的德国兵。
作为战争的见证人，胡济邦用手中的笔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联军民誓死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壮烈情景，《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大会战》是其中的代表作。如今，胡济邦的报道已不易见到，但她那清新明快的笔调，准确地向中国人民传达了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和战争胜利的喜悦，极大地鼓舞了国内人民抗战的信心。
附文：中共领导人子女的苏联岁月:李敏不知父亲是毛泽东
邓颖超和周恩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时的留影。
近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等著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均到场领取了奖章。
据报道，他们当时都生活在俄罗斯西部城市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曾住过许多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等。这里也有部分烈士子女，如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等。
这些曾有苏联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子女，有的健在，有的已经离去。我们试图通过梳理史料和回忆录，回顾他们那段鲜为人知的苏联岁月。在和平年代里，让我们一起了解那段峥嵘岁月中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的付出与坚持，以及他们和家人子女在生活中的温情时刻。
毛岸英、毛岸青：少年被送出国 毛岸英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3个儿子。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前来巴黎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对杨承芳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杨带回上海。1936年底(一说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毛岸英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曾担任苏军坦克连指导员。这一说法，我现查到最早是金振林在所著的《毛岸英》中所写的。此外，还有郭智荣所著的《毛岸英之歌》、毛新宇所著的《我的伯父毛岸英》等，电视剧《毛岸英》也持同一说法。而按照苏方资料，该年苏军中已无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副连长的设置。他此时无法担任这一职务。至于是否任苏军坦克连指导员虽有异议，但毛岸英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是确认无疑的
毛泽东与女儿李敏
李敏：哥哥指着毛泽东像说“他是咱们的爸爸” 我不信
1936年冬，李敏出生在陕北保安县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为了安慰远在苏联治病的孤独中的贺子珍，1941年，在李敏不满4岁时，毛泽东送其前往苏联与妻子团聚。在莫斯科，他见到了两位哥哥岸英和岸青。贺子珍视毛岸英、毛岸青如同己出，母子4人，相依为命。贺子珍用牛奶、酸面包和温暖的怀抱，让三个孩子度过了莫斯科数个漫长冰冷的寒冬。
李敏在莫斯科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里上学读书。在一个礼堂里，挂着好多国际伟人的像，里面有中国的朱德和毛泽东。有一天，哥哥指着毛泽东的像，告诉李敏“他是咱们的爸爸。”李敏不相信，认为他在骗我。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其谈起这件事，包括他的母亲，他不敢相信。
朱德和女儿朱敏在一起。资料图片
朱敏：集中营里遭受非人折磨 朱德为大局暂不寻女
1926年朱敏降生在莫斯科郊外，正值40岁的朱德留学苏联，国内北伐战争起时，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面临人生转折，回国参战。为了纪念这一年，朱德给女儿取名“四旬”，就这样，四旬初降人间便离别了父亲，而这一别竟达14年之久。尽管与父亲的团聚来之不易，但在延安与父亲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父亲分别。朱德告诉女儿，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1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了化名“赤英”。一是防止暴露身份，二是“赤”代表红色，红色英雄，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不仅登记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登入了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很快苏德战争爆发，从国际儿童院到明斯克一处农庄养病的朱敏落入德军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遭受了非人折磨。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朱敏想到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她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想上列宁师范学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朱敏认识了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刘铮。
图为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刘允斌(右一)、刘爱琴(左一)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右二)合影。
刘少奇之子刘允斌： 获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
1925年，刘少奇和何宝珍(又名何葆贞)夫妇的长子刘允斌降生在苦难的中国南部大地上。在血与火中为革命奋斗的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1938年7月，党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这年秋天，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党中央决定选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
1939年11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时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光荣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冲破重重阻力的刘允斌，背着简单的行李，毅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
左图：1940年春，任弼时回国前看望将要留在苏联的女儿任远芳;右图：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
任远芳：用俄文写信“认识”父亲任弼时
和许多的革命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使得这些元勋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生活。1938年任远芳出生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任弼时当时是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父母因工作需要返回国内，而又无法带她回国，于是把任远芳留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任远芳这一呆就是11年。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任远芳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信中父亲告诉任远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许多大胜仗，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并即将解放全中国，告知女儿“你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团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进城，那时我们即可经常通信了”。任远芳说，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去世。
瞿秋白一家照片
瞿独伊：与“好爸爸”瞿秋白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1928年4月，瞿秋白、周恩来提前到苏联，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5月下旬，杨之华携女儿瞿独伊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乘船从上海秘密到大连，再改乘火车赴苏联。杨、李化装成农妇，在过国境线时，杨之华为掩护赴莫斯科出席“六大”的一些代表，就与他们伪装成夫妇，她让独伊喊他们为“爸爸”，七岁的独伊好奇地问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杨之华听后笑了，没有回答。
“六大”以后，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因为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都很忙，他们就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底，独伊转到离莫斯科较远的一所森林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比孤儿院的条件好多了。1929年2月初，瞿秋白肺病加重，不得不去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疗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有点闲暇的瞿秋白开始给女儿独伊写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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