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蔡省三先生，1919年出生于江西省潜山县，1938年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稍后被保送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是第一批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蒋经国“太子系”心腹。抗战胜利后，蔡先生被委任为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队长，试图建立江西反共基地。1951年6月在江西被捕，1956年被新中国公安部门从江西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1975年被中国中央政府特赦。特赦后蔡先生提出赴台湾申请并得到政府批准，但却遭到台湾当局拒绝。此后，蔡先生定居香港并成为著名自由撰稿人。现在，蔡先生虽然年过九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积极为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文根据2008年9月5日蔡省三先生接受访问时的口述，并结合其本人提供的相关录像资料整理。
蔡省三先生
我是1919年5月在江西省潜山县河口镇出生的。爸爸虽然是位商人，但对我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在我8岁那年送我到镇上小学读书，接受比较正规的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我的家乡张榜招生。当时我正在贵溪县读高中，看到这个招生布告之后，我就去报了名。结果在江西考区考了个第一名。当时“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是桂永清。桂永清也是江西人，因此我们就是同乡。这样几方面原因使得桂永清对我很是喜爱，并破格保送我进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
在“中央训练团”接受训练的，绝大多数都是已经工作的，年纪比较大，而我只有20岁，又是高中生，所以在“中央训练团”就得到了蒋经国的接见。
蒋经国对我说，“你还年轻”，意思是说我还应该读书呢。我回答说，“我愿意抗战，愿意上战场，为民族献身!”蒋经国说，“上战场是很危险的”。我说，“我不怕死。”这就是我与蒋经国的第一次见面。我想，也许是这一次见面给蒋经国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吧，从此以后，蒋经国就一直比较看重我。
1938年7月，为了清理门户,停止其他派别和组织的活动,蒋介石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自任团长。这样我又成了“三青团”团员,并作为第一批团员跟随蒋介石、蒋经国等在武汉一起参加了宣誓仪式。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三青团”中央匆忙将学员按籍贯分配到各地。我家乡在江西，于是就被派往赣南，筹建“三青团”江西省支团部,同时协助蒋经国在赣南开展工作。当时，蒋经国是赣南专属专员。由于蒋经国对我比较了解，认为我年轻，有知识，所以就任命我做了负责宣传的宣传大队长。
在做宣传工作中，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位夫人曹云霞。曹云霞是1939年考入蒋经国开办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的团员,能双手持枪射击，很是得到蒋经国赏识。由于我俩都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工作中又经常接触，双方又都是比较有才华的，所以我们就恋爱了。后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蒋经国还亲自为我们主持了的婚礼。
1941年5月,为了加强国民党的宣传，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批准创办《江西青年日报》,由蒋经国任社长。蒋又提名我担任该报总编辑，实际掌握报社实权。
1943年12月，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在重庆创办了“三青团中央干校”,名义上由蒋介石任校长,而实权则操纵在教育长蒋经国手中。蒋经国又任命我为“中干校”支团部书记,主持“中干校”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
由于工作比较出色，抗战胜利后，我得到了进一步信任和重用，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专门委员、总统官邸汇报宣传小组成员、“中外文化资料供应总社”总经理、国防部戡建总队设计委员、中华印刷出版总公司编辑主任等职务。以至于社会上有“省三兼四职”之说。我也因此被人们认为是蒋经国心腹，“太子系”的核心人物。
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军队主力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到了1949年春,许多国民党高官纷纷准备逃往台湾。而我对于国民党的失败很是不服气，向蒋经国提出要回老家建立反共基地。结果被蒋经国委任为“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到江西上饶和共产党打游击。
就在我到江西和共产党打游击后的第二年，江西全省解放，我被人民解放军逮捕。
抓到我之后，解放军的指挥官，有个姓赵的委员对我说：“你组织反共游击队?国民党都被打跨了，你为什么还这么顽固?你说应该怎么对待你?”我心里想，首先得把命保下来，就回答说：“你们怎么对待我，我没有发言权，部下都枪毙了;但是你们没有成功，我研究过共产党，共产党过不了五关”。他听我这样说，没有命令部下枪毙我，要我进他办公室，还泡了茶，对我说，蔡先生，你坐下来谈，你认为共产党过不了五关，有什么根据，尽管谈，今天我听你的。于是，我就向他谈了我对中共政权的观点。我说中国共产党过不了“国际关、经济关、政治关、社会关和文化关”; 国际关，绝对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经济关，比如那个人民币贬值啊，都一万块钱一张。现在中国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人民币集权一边倒，跟到苏联走共产主义死路一条;第二条呢，毛泽东在1948年就提出五种经济并存、四面八方的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恢复与发展……我根据我在负责宣传工作时了解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地分析，和他谈了一夜。谈到快天亮，他叫我休息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对你不逮捕。然后就把我放了。
可是到了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我又被人检举，把我抓了起来。在江西关押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考验”。这次的经历是这样的：有一次政府要镇压几个犯人。镇压犯人的时候，把我和另外六个犯人一起押上了刑场。随着行刑的指挥官一声令下，枪声响起了。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六枪，随着一声声枪响，我旁边的六个人一个个的倒下了。就在我等待那属于我的第七声枪声的时候，枪声却没有响。原来，政府并没想打死我，是让我陪了一次绑。
就在这次陪绑后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十六个字方针，我得到了再生的机会，被送进江西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监狱改造要做工。当时我有气管炎病，能不能经受劳动改造我没有底数。开始我被分配搭建很高的绞塔。跟我一起的犯人大多是土匪之类的刑事犯，一个个都是彪型大汉，但我想好好表现呀，所以干活时候就抢着干。干了一个月，我的身体就出现了浮肿。先是腿，后来一直肿到心口。监狱干警看见啦，就不让我干活啦。当时病号都是被抬出去的。我怎么能让人家抬出去呢?我就对监狱干警说，我还要劳动。监狱干警说，你有病就不要干了，或者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我没有答应，我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工地上”。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同是干一样的活，为什么别人能行，而我却不能行呢?反复琢磨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原因就是以前我不参加劳动，所以只要能坚持就一定能闯过这一关。结果，我真的坚持下来了。
监狱干警听了我的话，非常感动。并把我的情况汇报给省公安厅。以后，那些干警对我很是照顾，告诉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勉强。后来我的手也肿了，干不了别的活了，监狱干警就让我做在劳动竞赛现场插旗子的活。就是把道路旁边都插上旗子：干得好的插红色旗子，落后的插黑色旗子。由于大家都很用力干活，所以一般情况下道路两旁都被我们插上了红旗，所以才有“走红色道路”的说法。
我还做过生产纽扣的活。就是把一大块贝壳，弄成小的纽扣。开始是手工，后来是机械生产。改成机械生产后，我很快掌握了操作机械的技术。监狱干警也信任我，机械出毛病的时候，就让我把机器拆了，修好了又重新装上。我也从中学到不少技术，最后，我就成了技术员。由于我的积极表现，江西省公安厅还给我记了功，减了刑。这些事还上了江西省的报纸，我也成为劳动改造的模范。我当时是反革命政治犯呀!刑事犯还可以被表扬，作为反革命政治犯被表扬那是很不容易的。
就在我在江西接受改造接近6年的时候，就是1956年1月，负责关押改造我们的劳改所接到上级命令，把我们从劳改所集中到江西省公安厅。
到省公安厅后，给我们改善生活，四菜一汤。公安厅领导给我们做了报告，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加快改造。为了让我们认识社会，公安厅又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参观。当时正是公私合营的时候，公安厅就组织我们在南昌参观了公私合营的过程，看到一些公司、企业、钱行等敲锣打鼓的庆祝公私合营。
后来，又把我们集中到武汉。当时武汉是华中区政府所在地。华中区管辖着湖北、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几个省。
在武汉集中到了1956年的年底，公安厅给我们开会，说为了给我们创造更好的改造条件，要我们北上抚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当时就很有名，管教工作做得好，不少日本战犯都是在这个管理所被特赦的，在全国、全世界都很有影响。
1956年12月26日，我们带上政府给我们新做的两套棉衣服，从武汉上了火车。上车后，列车直接开到了抚顺。抚顺那个时候冷呀，天寒地冻，零下30多度。我们就想，这可遭了，不要说什么改造不改造呀，恐怕没改造好，就要冻死啦。就在我们暗自担心的时候，列车开进了抚顺火车站，慢慢停了下来。没过多长时间，从站台上上来一个干部，穿着那种很普通的干部服，一个手里提着个开水壶，另一个手里拿着一盒子大饼。他说：你们先喝点开水，吃些大饼，暖和暖和。吃完这些大饼，就好了，就不冷了。
本来，我们都是南方人，来时穿了两套棉衣，到东北后感觉这个气候受不了，觉得天寒地冻，就像冰窖。可是看到这位干部后，我们感到了温暖。所以说，抚顺给我的第一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位干部给我们带来的温暖。从这位干部身上，我们感觉到了政府的温暖。这位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干部是谁呢?他就是金源，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的科长，也就是后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
从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就被用汽车拉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来的时候，政府对我们都没宣布说你们是做战犯，包括其它各省来的也模模糊糊，也不知道是作为战犯。下车以后，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很注意他那个门牌。当时，战犯管理所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一块是抚顺战犯监狱。但是战犯管理所的车拉着我们不是由正门进来，是走这个旁门进院的，一进门就是战犯管理所。
到了战犯管理所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监号。一进到监号里，大家就感到暖呼呼的，棉衣就穿不住了，外衣全脱掉了。原来在我们到来之前，管理所特意为各个监号供了暖气。
我们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我们这些新到的战犯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来招待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国民党战犯。我们在战犯管理所的二十来年，伙食一直不错。但是，在我们刚到所里的时候，所里还是为我们特意做了很多好吃的，使我们一饱口福。
第二是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在我们到抚顺的第二天晚上，管理所为我们放映了电影。当然，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说，看电影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管理所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电影放映机。但这一次则是专门招待我们而放映的，而且，这次看电影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我们一走进俱乐部，就看到许多熟人。这些熟人，也都是国民党战犯。除了我们这些从华中区来的外，还有从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来的。
等我们坐好之后，又进来一批人。这些人我们不熟。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人是伪满的战犯。
这些人进来后，又进来第三批。这批人给我们印象很深，他们一进门,就来个45度鞠躬。
原来这第三批人就是日本战犯。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些日本人都是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的，怎么可能在中国人面前这样低头呢!但是，这些日本人就是这样深深的底下了他们的头。
这使我们深受触动：抚顺战犯管理所确实是个可以改造人，能让人低头的地方。那些日本战犯，不可能故意造作，因为日本人是很倔强的，很多日本侵略者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国人的。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对于这一点，我们国民党战犯中曾经做过看管过日本战犯的人感触更深。比如我们国民党战犯当中有一个蒋文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少将副处长。日本投降后，蒋文鹤就在南京管理日本战犯。但他们那时候是怕，怕日本战犯闹事，没有办法处理，根本就没有，或者说根本不敢去想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则确实是真正做到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日本人一向是骑在我们中国人头上的，经过改造，他们向中国人深深低下了头。这个改造是真实的，成功的。他们是向中国人民低头，是向正义低头，是向真理低头。
这件事情，对我们国民党战犯影响很大。日本战犯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还给他们这些战犯人道主义待遇，使这些日本战犯变了，从人的本质上变了。所以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真是很杰出。
战犯管理所为我们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让我们听了一场震动我们的心灵报告。
报告是由当时的所长孙明斋做的。孙所长说，“我们对你们的改造，就是要使你们重新做人。为了使你们更好的接受改造，我们要为你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你们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贯彻三个保障：保障你们的人格，保障你们的生活，保障你们的健康”。
这三个保障，对我们影响很大。要知道，在50年代，特别又是在监狱里面，能够提供这三个保障，那是很不容易的。至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
一般说来，惩罚犯人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你犯了罪我就处罚你嘛。但是，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但不虐待犯人，还给犯人提供保障。这是真正要把犯人改造过来，塑造成新人，真是很不简单。
因为，在当时，能够能保证我们这些人健康和生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可是管理所还提出要保障战犯的人格，这就很不容易了。要知道，那是个国共双方誓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年代呀!所以说，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能向我们这些战犯提供这三个保障，那真是非常不容易呀!它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体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高瞻远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过来人，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改造人，尤其是改造这些曾经与中共誓不两立的国民党高官，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罪行，重新回到人民立场做一个好公民，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三个保障，正是把我们从战犯改造成为公民的重要保障。
从这点来看，我说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改造是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工作。它集中体现了真、善、美。是用真、善、美来改造战犯。
我先说说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情况。
管理所的伙食是非常好的。我们管理所的厨房有烤箱，可以自己做面包。而且，我们吃饭是没有定量的。那个时侯，粮食很紧张呀，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月可以买多少粮食都是定量的。可是我们就没吃过定量，我们吃饭没有定量限制。
不但对我们吃饭没有定量限制，我们吃的也很好。三年自然灾害你们都知道的，那时候，好多人都吃不饱呀。可是我们这些战犯从来没挨过饿，而且吃的还很好。
记得当年中央曾经派人给我们做报告。作报告的人说，“我们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毛主席现在都不吃肉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好好体会。”
尽管如此，管理所还是千方百计给我们改善伙食。我还记得，供应紧张时，管理所曾经专门派管理所的警卫连战士，到长白山去打野猪。然后把这些野猪运回来冻上，或者腌成咸肉，给我们这些战犯吃。
我们的住宿条件也很好。管理所自己有个锅炉房。管理所的供暖时间不跟社会走，每年立秋或者一过国庆节，管理所就开始供暖了，相比社会供暖时间长了很多。
管理所还有自己的澡堂子。大家每周都可以洗一次澡。
管理所还很注意让我们锻炼身体。每天早晨都要做广播体操，白天还可以打排球、篮球，或者踢足球。管理所有自己的排球、篮球和足球场地。另外，每年管理所还要组织我们开运动会。
这些活动，对于提高我们这些人的身体素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我在抗战的时候就得了气管炎，还挺厉害，咳嗽起来就不停。在战犯管理所有一个战犯是广西人，叫梁金，每天早上练太极剑，我就跟他习练太极剑，每天都坚持。过了三年，折磨我多年的气管炎好了，不咳嗽了。这是在战犯管理所宽松的环境下，坚持锻炼的结果。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管教干部和我们一起劳动时，他们都是自己带饭，他们的饭菜比我们吃的差。这都是我们看见的。对管理所的干部，我们都很感动。共产党的干部执行公务非常严格，我们特别赞赏。我们对金源的印象最好。窦寇文就讲，干部要都像金源就更好了，不吃公家的东西，不占公家的便宜。我举个例子：我是瓦工组长，以前我们曾经盖过一个干部楼，三层的，现在已经拆掉了。那个楼盖好了以后，所有干部都搬进去，但金源就没搬进去，而住在小平房里。有一次，他家里缺块木板，我到工地随便给他拿了一块，他说什么都不要。他说，如果大家都从工地拿东西，那像个什么样子?国家的东西不能拿。这就是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行为得到大家的称赞。
我在战犯管理所还协助管教干部管理过战犯的生活。像战犯使用的生活日用品呀什么的都归我发。那个时候经济还很困难啊，所以和我一个组的战犯领取生活用品的时候，要先到我这登记，然后由我将生活物品发给他们。有一次发牙刷，我把四川战犯唐明权的扣了下来。这样，他就不满意了。跑到我面前说:“你是什么东西?我领战犯管理所的东西。你怎么给扣下了?”我说：“牙刷是三个月发一只。你不到三个月就不能领，这是人民的血汗”。他说：“你管不了”。我说：“你要打仗吗?”这时候，大家都来劝我们，就算拉倒了。以后发东西时，我该不发他的还是不发，因为我觉得要对管理所负责。有一次发放褥单，我没有发给他。他跑来找我算账。一拉我的褥子，发现我的褥子只有褥单，没有褥套，缛单下面就是棉絮，他没有话说了。当时战犯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的高官，要想节省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环境是非常美的，就像一个花园，很了不起呀。50年代呀，那时人们还没有美化环境的意识呀。
那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怎样美化管理所的环境呢?第一呢就是美化道路。管理所组织我们到浑河边捡了很多鹅卵石，然后用这些鹅卵石铺在管理所的各个通道上。
第二呢，就是在这些通道两边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卉。一到春天，这些通道两旁就开满了各种花朵。其中有一种叫“菩提青”的花，是一种开着红、白、蓝、黑各种颜色的小花，一丛丛花。这种看似平常的小花，却有着不平凡的来历，它是日本战犯带过来的。沿着来往的路啊都是香花夹道，在还有很多花圃，都是鲜艳的花。
通道两旁之外，还有果树和葡萄什么的。每年秋天，我们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栽下的葡萄和其它一些水果。这样的环境，在当时社会上也是很少见的。这种环境，给我们心灵带来很多美好，使我们没有一般犯人被关在监狱中的那种压力，使我们心灵受到净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是有创造性意义的。我们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它对人的教育、转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
现在不是要把抚顺战犯管理所重新恢复原貌，对外展出吗。我觉得首先就要把当年管理所优美的环境恢复过来。要让人家看见当年战犯管理所是在什么样环境中对战犯进行改造的。我和外国人有过接触，也与他们聊过有关改造人的事儿。我想，我们真正恢复了原来战犯管理所优美的环境，会给来参观的外国人以很大的冲击，也会从一个角度使他们明白中国政府对战犯改造工作的高明之处。
对于战犯，管教干部从来不打、不骂、不侮辱，保证了我们的人格。管教对我们都是笑脸。领导干部说，如果管教干部有打骂等不正当行为，战犯们要及时报告。但是，这些管教干部都受了很规范的教育，从来也没有打骂战犯的事件。我们和管教都成了好朋友。我们被释放20年后，1994年，我在北京参加国庆四十五周年大会以后，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宴请了当时能请到的管教干部。还有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金源，在改造时期他是创造性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战犯改造政策好干部，在我们被特赦后，我们又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赦后，我经常从香港回到大陆。每次到北京我基本都住在他的家里。金源离休后，我也邀请他去过香港，请他住在我家。金源对我的家庭生活也特别关心，我现在的夫人就是金源介绍给我的。金源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奇缘》，我觉得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过程，也是我同金源，这个中共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的一份奇缘。
战犯管理所对我们这些战犯进行改造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组织我们学习。除了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之外，还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包括读书看报，有的时候还请一些领导或专家给我们做报告。管理所组织学习很认真，我们这些战犯学习也很认真。就我个人而言，对马克思的思想，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及其俄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等等，主要的都是通过在管理所的学习得到的。
为了组织好战犯学习，管理所在战犯当中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学委会的成员都是战犯们自己选举推荐，然后再由管理所批准的。学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管理所统一安排下具体组织战犯学习，然后再把学习的经过和结果向管理所汇报，对战犯的学习起到辅助的作用。学委会里有总务组、文娱组、体育组、学习组，都是由战犯担任的，我是学委会的主任委员。战犯以监号为单位组成小组，有学习组长，负责组织学习讨论，搜集战犯的思想情况;还有生活组长，负责战犯的生活。我记得学习委员会的委员有姚轻耘，高青山、曾传坦、田文魁等。
管理所专门建立了供战犯学习用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里的图书、报纸、期刊很多，像《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报刊，每天都会准时送到。战犯们可以通过这些报刊了解天下大事和每天的新闻时事。图书也很多。像《毛泽东选集》，还有《马克思恩格思选集》四大册、《列宁选集》四大册、斯大林的书，比如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还有《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都有。不但有这些书，美国等西方学者写的经济理论书也有，像《比较经济制度》。这个很不简单。管理所并不强迫你必须看马列的书，你可以阅读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著作，自由阅读。除了理论书籍之外，还有各种文艺书刊，比如小说就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剧作等，像《父与子》、《村居一月》。还有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小说。像《飘》这样的小说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这类书在社会上都找不到呀!所以说是很不简单的。总之，管理所并不强迫你改造，你可以自由选择。实际上就是让战犯们在读书过程中，在对各种理论、各种思想的比较中提高自己的认识，去改造自己。
管理所还组织各个监号战犯办墙报，把学习情况和针对战犯学习的评论，通过墙报发表出来，督促促进战犯的学习。作为战犯学委会的主任，我就经常组织我们监所的战犯办墙报。
我们还自己编写一些学习资料：《毛主席论国民党反动派》。当然，这也是管理所的安排，记得当时管教干部希望我们搞一个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先组织几十个战犯读毛主席著作，研究毛主席论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对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有一条就抄一条，对涉及批判蒋介石的，批评国民党的也都抄下来。我当时是主编，把抄的内容组织筛选，最后精选得到100多条。书的第一章是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第二章是国民党的反动历史故事;第三章是对国民党前途的分析;第四章是希望战犯改恶从善，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这本资料只有一份原稿，被我带出来了，现寄存在北京的朋友那里了。
我在战犯管理所还编订了一本《毛主席专题语录》。就是把毛主席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最经典的言论，如实的列出来，分别加上注释，说明是在哪年哪月出自哪篇文章。不是社会上的传言，是本资料性的书。
这些材料都是战犯学习改造的思想成果之一。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进行分析评论的。比如如何认识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三座大山的集中代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把国民党蒋介石如何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材料列出来，然后用毛主席的论述加以分析。
学习的时候，还经常结合现实进行讨论。讨论的时候，常常出现争论。比如林彪事件发生后，管理所组织我们进行讨论。有个周养浩，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手下的红人。周养浩和我是一个学委会的。在讨论林彪事件的学习会上周养浩进行了发言。他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也有责任。
当时，同样做过军统特务的段克文就说，“周养浩你不要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就是攻击毛主席”。把周养浩说的没有话说，情绪很低落。上午学习完了，周养浩就跟我请假，说他头疼，下午不参加学习了。实际上他是怕别人说他攻击毛主席。我就对他说，不要在意大家怎么说。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是住在56号房间。当时我们房间最多不超过12个人。李正和写关于我的书，把文革时期军管干部的态度美化了。文革初期，军管干部进驻战犯管理所，接管了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工作。军管一段时间后，原来的管教干部就基本被调离管理所了。管理我们的主要是军管会的人，就是当时进驻管理所，接管管理所改造战犯工作的解放军。当时他们大约有一个营的解放军。这些军管干部跟原来的管教干部可大不相同。他们对我们特别严厉，有的时候还故意找我们的毛病。
一次，巡逻的军管干部走到我跟前，问我“蔡省三，你在干什么?”
因为这些军管干部爱故意挑我们的毛病，所以我在心里就有些抵触，就没有站起来。依旧坐在那回答他说：
“学毛主席诗词呢”。
“学什么诗词?”他又问我。
我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你会背吗?”他又问。
由于平时喜爱毛主席诗词，所以早已经熟记于心了。于是我就站起身背诵起来：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背完之后我又说：“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不知背错没有?”
这个军管干部“嗯”了一声，没有话讲。
我又接着说：“这首诗有三个字很重要。”
“哪三个字呀?”军管干部问。
我说：“追穷寇。‘穷寇’是指跑回台湾的那些人。他们脑子里有问题，他们是‘穷寇’。我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做武器，追‘穷寇’。”
这时候另一个军管干部过来了：“蔡省三，你学习毛主席诗词，有个“仙人洞”你会背吗?”
我立正站好：“暮色苍莽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你说说什么意思?”
我说：“我觉得对我有意义的有三个字——在险峰。”
“怎么讲呢?”
我说：“我现在就是在险峰。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个是不好好改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另一个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这就相当于在险峰之上。”
说完这些，我又对他们说，“你们也一样，也是在险峰之上。一方面，你们的工作很光荣;另一方面你们也很危险，责任重大，因为你们面对的都是重要犯人。”
“好!”军管干部只说了这一个字就走了。
过几天所里领导干部找我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说：“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战犯们要主动学习，但最重要的是要在真理面前低头”。
我还向这位领导建议在组织战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最好让战犯们轮流朗读和讲解。这样就可以把战犯学习的主动性调动起来，把学习风气搞起来了。
这位领导对我的建议很是赞赏，并按照这个建议组织战犯们的学习，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因此我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请已经被释放的战犯回来作报告，也是我们进行改造学习的方式。
学委会委员姚轻耘，还有铁岭的高青山和曾传坦都是在我们之前被释放的，他们都被管理所请回来作过报告。由于这些人讲的都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真实感受，所以对我们很有说服力，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对被释放的战犯还是很谅解的，并没有受到歧视，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好多战犯还在工作中成为劳动模范。
组织战犯到社会参观，是改造战犯的重要手段。不光是国民党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都到全国很多地方参观过。比如国家发布五年计划之后，管理所就组织我们到人民公社、到工商企业进行参观，了解国家进行公私合营和成立人民公社的相关事情。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们国民党战犯先后到过上海、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等地去。平时还有小的参观，如农场，工厂进行参观。通过这种参观，进行社会教育，这对大家教育启示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事实，而事实是最有力量的。当时参观的重点是进行新旧历史事实的对比。当时的情况和今天不一样，我们原来经历过战场，到处是被破坏的景象，社会建设根本谈不上。而解放以后，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成功，工业从无到有，社会变化也非常大。通过这种新旧对比，使我们的认识出现很大变化，明辨了是非。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参观，是到大港油田和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参观。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是没有石油的国家，生产的汽车都是万国牌。所谓万国牌就是一台汽车，没有中国自己生产的零件，都是国外生产的，不过就是由中国组装一下。所以在参观长春汽车制造厂的时候，看到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汽车，我们特别激动。记得当时我还即兴写了一首歌，组织大家一起演唱呢。这首歌的歌词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放声歌唱第一汽车制造厂，你的光辉名字到处传扬，解放牌的汽车奔驰在祖国原野上，交通发展的前途无量。”(唱)“我们放声歌唱第一汽车制造厂，你的光辉名字到处传扬……”
劳动也是战犯改造的重要手段。我自己就参加过很多劳动。最使我有成就感的是我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做瓦工的工作。管理所西侧山上的楼房就是我们盖的。当时，我和金源说，我想砌一个斗门。后来金源同意了，我就领着几个战犯砌了一个斗门。那个斗门砌的很结实，到现在都没倒。
因为我干的好，后来，我就成为瓦工带班的。以后，我又当了钳工，主要是生产电器厂的胎具。
我体会，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们本身不具备体力基础，没有经过锻炼，一般的人是受不了的，我这是偶然。关于劳动改造，我克服了知识分子体力劳动这个困难，我走过来了。
管理所还组织我们演文艺节目，包括各种戏剧，并且是把搞文艺活动作为改造战犯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进行的。我们的演出都是很正规的，有各种很专业的服装。
服装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些自己做不了的，管理所就派人到卖戏剧服装的专业商店去买。当年我是演青衣的。我的服装、头面什么的都是管理所专门派人到专业商店买的。当时这些服装道具都是很贵的呀，青衣的戏装要上百块呀!五六十年代，上百块是挺大一笔钱呀!还有演青衣化妆用的头面也很贵，而且还不好买，就是沈阳专门卖戏剧服装道具的专业商店也没有。可是如果没有头面，就没有办法扮青衣呀?后来，管理所就专门派人，到北京去买，终于把我所需要的头面买了回来。那些头面都是很精制的,而且很全。还买了头上戴的野鸡翎和各种锣鼓，很全的，各种服装道具有几大箱子，我们用这些道具演了许多京戏。我们还有演话剧用的西装，那个时侯，在社会上是很难见到西装的。
管理所还有许多西洋乐器。大提琴、小提琴等都有。还有腰鼓。日本人打腰鼓打的很好。有一个日本人打腰鼓打得特别好。后来特赦日本战犯的时候，这个日本人说要留做纪念，就把他打的那个腰鼓带回日本了。
我们自编自演的戏剧，包括的形式很多，有话剧，多幕剧，京韵大鼓;还有快板，快板还要分开篇，中篇和收篇。
在排戏的时候，出现过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我举个例子：我们刚到战犯管理所，埃及出事了，苏伊士运河风暴爆发。埃及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而英法不肯放弃对该运河的控制，并联合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该运河控制权的侵略战争。
根据这件事情，我们编了个多幕剧，就叫《苏伊士运河风暴》。这个多幕剧编的很好。他并没有描写风暴整个过程，而是选取英国议会讨论英国是否要出兵埃及这件事来写的。
演出的时候，大幕一拉开，人们看到的就是英国议会正在开会的情景。议长坐在主席台后面，下面就是议会的议员。议会长主张支持英国出兵埃及，抢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却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
当时好多战犯都被安排了各种角色。大家商量要让溥仪也上台演个角色。可是溥仪不愿意演，结果就给他安排一个坐在最后一排的议员的角色。
溥仪的台词很简单，也并不多。但是，那时候的溥仪很自卑。比如谁要是迎着他走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溥仪也要规规矩矩的让路给对方。我们大家都知道溥仪是末代皇帝呀，大家就跟他说，叫他不要这样，但是，溥仪还是那样不变。其实，在当时的战犯管理所，如果战犯遇到管教，也不一定要让路。当时管理所没有我们必须给管教干部让路的规定。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大家在排演这出戏的时候，就希望能让溥仪也表现一下。所以在演到议会讨论是否同意英国出兵埃及的时候，演议长的演员在要求议员发言的时候，就点到溥仪，指着溥仪说：“请这位议员发言”。可是溥仪半天也没发言，因为溥仪把台词忘了。溥仪憋得没办法，最后干脆说“我不干了，我走了!”说着就真的离场而去。虽然这是溥仪忘了词被逼无奈的所为，可是演议长的演员却很机灵，把溥仪这句话当成一次绝佳的表演，紧接着溥仪的话说了一句“既然议员都不干了，我们就休会!”结果使这次演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原来剧本编得还好。演出结束后，大家都说溥仪演的真好，具有表演天赋。可是溥仪说“不是我演的好，是我忘记台词啦!”
我被特赦后到北京参观，又见到了溥仪。溥仪态度很诚恳地对我说：“我现在是真诚地拥护人民民主制度，它给我带来了幸福的前途。”
我们的演出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在特赦前，中央国防部有个领导来到我们战犯管理所。他听到了我们唱的“敬爱的毛主席”的歌子。他说他在外边听唱这个歌听的多了，可是从来没有听到像我们这些战犯唱得这么有感情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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