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互联网上出现了所谓的“民国热”。这种思潮对民国时期进行美化描述，称赞民国时期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是主观虚构，其旨趣在于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本文以大量事实，对这种观点进行驳斥。
民国大饥荒惨景
一、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国时期是指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垮台这段历史时期，包括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这段历史，从社会性质上讲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开始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在政治上，对内控制国家政权，毁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定《暂行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了孙中山新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权利，肆意践踏法律;并以民主为幌子，通过围攻、贿选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选举，把“民主”作为掩盖他们独裁统治的遮羞布;大肆扩充军队，进行军阀混战，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如1913年3月20日，刺杀了宋教仁;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出卖中国税权、路权、矿权，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权益。
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县占有土地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多万亩。军阀与官僚借助政治权力，组成官僚买办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工业和金融业。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不少军阀拥有数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家产。
在文化思想上，复辟封建文化。北洋军阀鼓吹尊孔复古，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下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各路军阀，加紧掠夺和分裂中国;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地方军阀争权夺势，割据混战;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孙中山曾沉痛地说，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益加深。[1](P332)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被一些人说成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时期。实际上，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下，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中国几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蒋介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都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他主张，“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使不可”。他的鼓吹者宣称“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才干和道德高尚的领袖去执行独裁。”[2](P90)国民党人自己坦言：“我们二十年来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农村政策“表面上是说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辅助农民经济的发展。但举办若干年以来的结果，其加深农民的灾害，比一切力量都强大。因为所有一切的措施，都找错了对象，都以土豪劣绅为农民的代表，而实际上都帮助了土豪劣绅，加强了土豪劣绅鱼肉农民的力量。”不得不承认，“农村凋敝，农民穷苦，对于我们失望。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村的现象，比本党执政二十年以前还要差得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实行国家垄断政策，从金融业开始，逐渐渗透到重工业、轻工业各产业部门。抗日战争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战争的机会，紧紧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交通、能源、制造、矿冶及其他产业部门等经济命脉。据统计，在全国近代产业资本(包括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39.14%，1936年为35.87%，1947—1948年为64.13%;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含外资)结构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0，1936年为58.89%，1947—1948年为88.85%。[3](P726)时论抨击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4](P402)驻上海的外国人批评道：“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直到捐献程度不等的现款后才得到释放⋯⋯蒋介石凭借这种恐怖手段搜括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在现在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5](P33-41)中国在政治、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列强。1931年，外国控制的生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7.2%。1936年，在整个产业资本总量中，华资资本只占21.6%，外国资本却占78.4%。[6](P138)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逐步蚕食中国，几乎将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占据支配地位。在中国的进口总值中，1946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除军火外，包括多种轻重工业品)占57.16%;在中国的出口总值中，向美国出口的商品达38.71%。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买办性质。
国民党对外一再妥协。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连与国民革命军作战的军阀孙传芳也表示：“现在济南事变，日人欺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7]而蒋介石却极力谋求妥协，向他的外交部长秘密指示：“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亦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8](P346)1931年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P569)“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9](P563)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事变爆发后，9月23日，国民党中央却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务必维持严肃镇静态度”。[10](P405)11月，蒋介石仍旧公开地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定为这一时期之“国策”。1934年4月6日，蒋介石仍然向国民党将领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10](P416)
面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高压的政策，进步知识分子抨击道：“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揖，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症状人格“何等丑恶”![11]
连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权也做了这样的评价：“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兴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却也把那些政权的恶劣行径继承下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集合军队力量和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击溃共产主义，但在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却没有一丝收敛。国民党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和尊敬。”[12](P224-225)民国时期，帝国主义仍然操控中国，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抗战后中国真正独立了吗?1946年，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美国士兵被无罪释放。1948年8月8日，汉口美国空军借舞会集体强奸中国妇女40余人，国民党却无可奈何。有些人认为抗日战争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已经“站起来了”。亲身经历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民国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认为：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更令人心寒的是，与祖国有千丝万缕关系、对祖国经济有诸多贡献的东南亚华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战后不仅没有享受到战争胜利的成果，反而受侨居国内部冲突以及排华风潮之牵累，生活不能恢复正常，生命财产再度遭受严重损失，“华侨所望国家强盛，以解除过去痛苦者，竟成幻影”。[13](P608-609)
可见，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民国时期，中国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像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4](P631)
二、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评价民国时期
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也是识别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观要求对复杂的历史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分清历史现象的主次方面，抓住历史的本质、主流。这些是评价民国时期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民国时期，虽比晚清有所发展，但绝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在沉沦到谷底同时，开始缓慢地上升，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等等。这些进步现象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这些进步现象的出现，本身不是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果，更不能成为肯定北洋军阀统治的理由。
在对外上，尽管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独立的措施，如重新修约，实现关税自主，收回部分丧失的民族利权，但仍然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脚下;在国内外的形势压力下，国民党在8年抗战中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尽管期间从本质上说未放弃“限共”、“溶共”、“反共”的基本任务，但总的说，还坚持了抗日。
民国政治从民国初年议会选举开始，到1948年国民党的“国大选举”，充其量是形式上的进步，其实质仍然是独裁统治，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有学者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湖南省自治评价颇高，实际上也只是有产阶级和部分知识阶层的政治权利。当时就有评论称：《湖南省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只是中产阶级的权利，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然只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无福消受了。”[15]宪法条文“看起来都非常漂亮，其实细细一看，便可以知道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16]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修约外交，也要从实质上分析。列强形式上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实质上的“协定关税”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关税自主，海关行政管理权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新税率确定依然受到列强的种种限制。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1943年，才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审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交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而已。这实际上把领事裁判权变相恢复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展的修约外交，由于受其政权的买办性质所决定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只能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更不可能使中国完全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
对民国是谁的黄金时代说，要抓住本质、主流，要站在人民立场，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对于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来说，民国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对于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来说，民国则是黑暗岁月。
民国太平吗?北洋军阀时期多次发生军阀混战。南京国民党时期，仅1927—1930年，动用的兵力达10万人以上的各种内战就有20次左右。1928年6月上海全国经济会议公布的资料表明，自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到500万元，月平均支出达1600万元以上，其中87%都用在军事上面。
民国自由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钳制舆论，“凡属国民党与赞同革命党之报纸，几全被封禁。筹安议起，更以威迫利诱之手段，对付报馆，至北京报纸，只余二十家(北京原来报纸近百家——引者注)，上海只余五家，汉口只余两家。”[17](P423)1914年4月2日，北京政府公布《报纸条例》，严禁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报道，违者不仅报纸须被禁发行，而且发行、编辑、印刷人员均须处有期徒刑。并不得适用刑律自首减刑之规定。在这种高压下，当局“对于报人尤为注意，一言触怒，轻者饱尝铁窗风味，重者难免于死”。[18](P86-90)北洋政府1926年3月18日，公开枪杀反对列强最后通牒的爱国群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47人被杀害，重伤189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4月24日，京师警察厅查闭《京报》馆，逮捕社长邵飘萍，随后不经审讯就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名义将其枪杀。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处死。
自1927年实行清党以来，国民党在思想文化、舆论方面实施了严密的控制，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销售共产书籍的法令》《销售共产书籍之办法》等法令、法规，大量查禁各种书刊。仅1929年，南京政府颁布的查禁各种书刊的通令就达30多个。到1931年9月，被查禁的书刊达228种。对于公开鼓吹“人权”与“法治”的胡适也不放过，教育部对胡适进行警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别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进行斥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密令没收并焚毁刊有胡适等人文章的《新月》杂志。1930年，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争取人权和法治的罗隆基，1931年1月11日，教育部下令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的教职。1933年6月18日，国民党特务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44年9月，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张奚若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解职。1946年闻一多公开被枪杀。
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在农村，施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保甲内各户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帮助国民党政府完成征税、摊派等任务。自1934年11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大加强了对人民的禁锢。
在城市，通过政府对团体的控制来控制民众。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民众运动案》明确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19](P534)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1923年“二七惨案”中，直接遇害及冤死于监狱或非命者共53人，受伤者数百人，入狱及被开除流亡在外的人数更多。1926年5月4日，军阀吴佩孚通电全国各地铁路局严行取缔各路工会。1926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代表在公共租界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制造了“五卅惨案”。
为了巩固独裁统治，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系统。1928年设立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密查组，逐步发展为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他们任意逮捕、绑架、暗杀政治上的反对者，设置各种惨无人道的囚禁和行刑场所，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对于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者动辄软禁，或枪杀。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达18488人，被捕的有31471人。据中共六大统计的有31万人。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大革命失败后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1931年12月17日，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打死打伤30余人，逮捕约百人。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一毒刑。地狱现象，人间何世?”
民国百姓幸福吗?民国时期，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4](P631)据国民党农民部的估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无地佃农、雇农、游民占到全国农村人口的55%，只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占土地总数的62%。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地集中的趋势仍在继续，农村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经济学家陈翰笙1930—1931年在河北定县调查，发现：“经过调查的14617户农家之中，有70%的农家占有耕地不敷全数的30%，其余不到3%的农家，占有耕地几当全数1/5。”[20](P80)
农民负担沉重。贫苦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通常要占全年收入的一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小军阀向农民加派溢征田赋。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756种。1934年，甘肃省的一个县“因逼饷故拇指被军队悬梁断节者即达1500多人”。[21](P85)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四川军阀预征田赋几十年：民国“二十一年24军已征至四十六、七年。28军至六十一年，29军至49军，但预征次无定限，时无定限，无钱即又预征一年，全年毫无预计”。[22](P40)对于农民遭受如此沉重的封建剥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视而不见，还否认中国存在土地问题，“今日中国之地，不患缺乏，也不患地主把持”。[1](P414)这充分表明了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国民党虽然提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办法，但“各地方官绅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阴奉阳违”。[4](P457)
1948年，国民党政府借币改盘剥老百姓，官僚豪门借机发“国难财”。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抨击道：“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民国崇尚知识吗?只有极少数大学教授在不反抗国民党的体制下得到重视，青年学生无业可就。1926年1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学生无路可走，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特别关系者，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学毕业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23]
一些学者只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多少个“第一”，忽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就夸大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作用;只看到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做的某些事情，而看不到这些事情对谁有利，就认为民国政府是“很好的政府”;只看到革命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失，看不到革命的巨大的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就大声疾呼“告别革命”;只盯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的“左”的错误，就把中国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没有抓住历史的本质、主流。
三、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论的要害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赞美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大多出于媒体、网络和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这种论调所关注的并非真实的民国历史，而是彰显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挑战唯物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列宁在1915年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指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24](P121)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近代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担当起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经过长期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面对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野蛮专制，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决定了革命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曾经与国民党合作过，曾经期望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换来的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民国时期，只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两大任务的唯一手段。就像列宁所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25](P57)在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随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不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就无法建立一个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的新社会。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6](P861)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首要任务。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27](P13)“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27](P96)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开展的现代化讨论中，主张中国现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很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①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
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同时解决呢?在近代中国，只有先走革命的道路，取得民族独立，才能打开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现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28](P7-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不仅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也得到了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2](P19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容否定。新中国成立65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才真正开始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拿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搞错了，既是违背历史事实，也是对现实的无知。
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之说，它要告诉人们的，无非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不该搞，搞错了，进而否定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瓦解大众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这种以学术面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应据理驳斥。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标题：民国时期“黄金时代”说的实质是否定党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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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美]费正清.观察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8]刘大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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