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甘阳先生的《通三统》还是很有感触的。或许这是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最初理论表述吧。真的如甘阳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人或许真的不了解中国。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就更是如此了。虽然外国学者也难以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他们提出的几个点还是很能发人深省的。关于毛泽东经济方面打破中央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奠定基调的论断，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毛泽东的格局是很大的，也许只有百年之后，中国人才能一识庐山真面目。
按照本书的表述，四人帮和邓小平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可能更为接近，都要继承毛泽东发挥地方能动性的政策。在此方面，华国锋也许就要更孤单一点，他要回到刘少奇主导的中央计划体制上来。这也是华国锋最开始联合邓小平，最终被邓小平抛弃的原因。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是需要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进程中扮演润滑剂的角色，让中国经济进步的同时不丧失社会主义特色。华国锋激进了，毛泽东的安排也就付诸东流了。
托克维尔认为英美的模式是政治集权和行政分权。但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模式难以长期保持稳定。中国政治集权的标志是大一统，即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秩序。但随着地方势力的发展，文官政治成为必不可少的统治因素。中国在隋唐确立了科举制度，在此助力下达到了中国文化的巅峰时刻。但从此以后，就陷入了无休止的麻烦中。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官僚势力强大以后，就必然产生挑战皇权的冲动，成为政治分权的开始。宋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守旧派大臣就提出皇帝是要和士大夫共有天下，还是和老百姓共有天下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权威被削弱，也就无法有效应对外族入侵。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了皇权和相权的斗争，终明一代没有完全解决。政治和经济如何平衡的问题成为统治之殇，一直困扰着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
苏联时代的文官政治是和中国相似度非常高的问题。沙俄的衰落是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开始的，从那时起，俄罗斯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直到斯大林建立了这种权威，苏联开始复兴。但斯大林的权力类似中国的皇权，而且是失去地方支持的皇权。这从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的困境能够得见。斯大林去世之后，整个技术官僚攫取了国家的权力。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掌握权力的文官集团有将权力变现的冲动，他们最热衷的行动就是改革。张居正的变法、洋务运动、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带有类似的性质，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甚至可以如此断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威权，任何的改革都是分赃，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资本主义国家为何能保持稳定呢?那是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解决了国家统治精英的利益分配问题。当他们遇到紧急事态时，他们会迅速推出他们的领袖应对突发事件，比如二战时美国的罗斯福以及英国的丘吉尔。而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力稳定性方面要差很多，无法应对长久的国际竞争，这也是美苏争霸以苏联解体告终的原因。
面对如此困境，毛泽东是怎样规划中国的未来呢?那就是打破中央计划体制，发挥地方能动性的经济政治改革。大跃进时代的尝试实际上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权交给了地方，这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最初雏形。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人是能够把经济发展的很好的，中国人有这个天赋。另一步的规划是什么呢?那就是群众运动。毛泽东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教会老百姓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经济成果。事实也证明，后来众多乡镇企业走向死亡的关键原因也在于腐败的蔓延。毛泽东的安排给历史和人民以交代，需要后来人不断去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也深知政治集权的重要性，因此直到最后毛泽东也还给邓小平以机会。毛泽东的后事安排是全方位的，到他去世时，中国的地方经济已经全面铺开，形成了一、二、三线统筹安排的格局。这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但也形成了制约。在改革开始的十年，陈云的计划体制还在发挥作用。面对苏联解体，中国人的评价是苏联竟然没有真男儿。但如果我们更马克思一些，就会知道在高度中央计划模式下，人民和整个体系的利益关系被掩盖了。好像国家和每个人休戚相关，实则没有人愿意卖命。现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居委会大妈都不会答应。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依靠群众政策的现实反应。不能靠理想、情感感召，就要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就是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群众是靠利益才能动员起来的。
但和毛时代的行政分权不同，现在一些弱小的国企已经被消灭了。剩下的就是块头很大的巨无霸的央企。看起来，中国在收紧拳头，实则又重新走回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说明中国政治的统治基础削弱了。现在的中国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基本上分完了央企以后，国家就自行解散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是个太过复杂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从科学的角度说明毛泽东布局的荒谬，但历史会证明，毛泽东是哲学王，是西方一直追求的最理想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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