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永：对文革“历史决议”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前几天，环球时报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革”50周年，反思不应是偏激的》。这是近期环球时报就文革问题发表的第三篇评论了。

　　前两篇评论的基调是尽量淡化文革话题争论的重要性和意义。但这一评论与前两篇评论有所不同。它坚持“历史决议”对文革的评价而坚决反对对“历史决议”的任何批评，不管是从左面还是从右面。

　　“文革历史决议”有没有错误?能不能批评?这是笔者与评论要商榷的问题。

　　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离文革结束才不过四五年。受限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自然会有一些不深入、不准确的地方，这当然不能苛求于前人。

　　但是，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固步自封，重复前人关于文革的评价，就有了思想僵化之嫌。因为有了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理应当对文革产生一些更深刻、更准确的新见解。

　　首先是社会主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91年苏东剧变从实践上证实了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言，文革的动机、目的、宗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文革的动机、目的、宗旨都是正确的。

　　而“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只是用“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一笔带过，反映了”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其次，”历史决议”说：“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当然是正确的。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抱着过去的旧论断不放，那就是教条主义了。在私有资本已占多数的今天，如何对待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有什么新特点、新内容 ，仅靠三十多年前的“历史决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历史决议“给文革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现在看来，这个定性有几点不当之处。

　　前面已说过了文革的动机、目的、宗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运动，就是反修防修运动，难道不应该吗?何来“错误发动”呢?

　　可能有人会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当然有必要，但不应该用文革这种扩大化的搞法。

　　我们可以把“反右运动”与“文革运动”比较一下。“历史决议”对“反右运动”有一个定性：“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反右运动”与“文革运动”都有必要性，都存在扩大化错误，为什么发动“反右运动就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而文革就是“错误发动”呢?

　　再说“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四人帮被特别审判庭定为“反革命集团”，由于“历史决议”没有过多涉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问题，笔者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只说两点。一是想提一下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如何对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责任者的。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错误的肃反政策，成千上万的好党员、红军将领被冤杀，实在令人痛心。但是延安整风清算错误路线时，虽然对错误责任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并没有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更没有把这些人审判、判刑。肃反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人张国焘、夏曦在批评其错误后仍然分配其适当的工作，张国焘曾任边区副主席。

　　二是在揭批查和两案审判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三种人”。从党纪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判刑。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吗?

　　最后说“内乱”。说文革十年，包括全国所有地区、部门都处于内乱状态，这有失片面。从时间上讲，真正的乱仅发生在九大以前。九大以后直到文革结束，局势是越来越稳定。从空间上讲，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乱，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也没有乱。从人口比例上讲，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参与动乱。再如，1975年是邓小平主政的一年，整顿、调整取得很大成绩，这一年能说乱吗?所以说，所谓“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都是妖魔化文革的片面说法。

　　第四，关于文革有无积极作用的问题，“历史决议”是彻底否定的，它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论断是过于绝对了。

　　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对照毛泽东的教导，我们是否也可这样说：“尽管文革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是一致的。”文革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如“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禁止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五，关于怎样看待文革期间的建设成果问题。“历史决议”摒弃了“崩溃边缘”的妖魔化文革的说法，承认文革期间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历史决议”不承认这是文革的成果，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能进行重复试验，所以，“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这种说法在实践中是无法验证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文革期间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果，这就说明了，文革是支持这些建设成果的，说是文革的成果，无可厚非。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成绩斐然，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说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没人反对。为什么文革期间取得的成就却不能归功于文革呢?

　　仅仅上述五点，就说明了“历史决议”不是天条，不是圣经，不是绝对真理，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应该摒弃在文革问题上的新的“两个凡是”，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文革进行更科学，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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