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李井泉为何敢开顶风船-百问杨继绳之26
——贺合林——
一、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墓碑·第三章 天府饥魂·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
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公社与大队之间设立的一级机构)。”……
其三，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项规定”。4月26日，将这“八项规定”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墓碑》：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
二、李井泉为何敢开顶风船
东夫在《“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中说：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百问杨继绳之25》提到，杨继绳是深信东夫“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附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杨继绳为何敢开顶风船的原因，就由东夫把答案说出来了，即：有邓总书记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对的。因为，邓在1958年底有过支持四川搞千万亩万斤田的具体行动(附一)。联系到河南大行“左道”的吴芝圃，不也是得到了邓总书记的支持嘛(附二)!
三、李井泉敢靠揣摩决策政务吗
不过，尽管有邓总书记支持李井泉搞浮夸的具体事例为证，但是杨继绳并不认可这是李井泉敢开顶风船的原因，以至于他在四川这一章《天府饥魂》中只字不提邓总书记亲自参与决策(很可能是亲自主导)的四川千万亩万斤田这件事(附一)。他的主观愿望中，支持李井泉搞浮夸的必须是毛主席。为了实现这个主观愿望，他就充分发挥其特长……不，应该是充分发挥其特异功能——充分发挥其揣摩(猜测)李井泉“内心深处的东西”的特异功能，轻而易举地猜到了李井泉内心深处的东西。
《墓碑》：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摩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
杨继绳先生。你对李井泉“内心深处的东西”的随意揣摩是可以，因为，无论揣摩对错都无所谓。错了，你只需厚着脸皮来一句“言论自由”或者保持沉默就没事了。人家省委书记李井泉靠揣摩毛主席内心深处的东西决策政事，就没有你的揣摩这样简单、自由了。那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事，一旦揣摩失误，就得接受问责，就是责无旁贷!
请你好好想一想，李井泉有可能按照你对他的揣摩靠揣摩“毛主席内心深处的东西”决策政事吗!
再说，人家李井泉揣摩“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你也不能用揣摩认定，必须拿出实证才行啊。请问：李井泉何时何地向你表述过有此“揣摩”的嗜好?
对于这个问题，杨继绳另有说词。
《墓碑》：“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
可笑至极!难道“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不是不忠于毛泽东的事实反而是忠的事实了!对抗就是对抗，存心是对抗，不存心也是对抗。难道与毛泽东对抗，不是不忠于毛泽东的事实倒是忠的事实了!
杨继绳还有说词。
《墓碑》：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请问杨继绳先生。李井泉何时告诉你他有过这样的自信?你是凭什么妙法揣摩到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自信!
附一、为何忘了千万亩万斤田——百问杨继绳之25
//m.drhuete.com/Article/shiping/2016/06/365750.html
附二、歪打正着 墓碑展示的历史真相——百问杨继绳之24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6/06/365570.html
批《墓碑系》系列帖标题更名说明：
感谢网刊，使我的《墓碑杨继绳必须向世人说清的几个问题》得以一路绿灯的按序发表。原来只准备问杨继绳提几个问题，因此就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没想到一开问，便发觉要问的很多，且呈越问越多之势。现已问了23问，还得继续往下问。这样一来，很明显，标题中的“几个问题”已经不能表示其意；加之杨继绳至今未作一答，“必须回答”也成了一句极不现实的空话。故将这个标题更改为《百问杨继绳》。这里的“百问”并非实指，表示的意思是“问之多”、“不断的问”、一直问到没有要问的问题为止。至于杨继绳的答与不答，那是他的事，没必要逼他。他不答也是好事，《百问杨继绳》至少可以成就他一个“百问不烦、百问不答”的美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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