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布罗代尔先生《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内容，加之韩毓海先生《五百年来谁著史》的解读，我又在重新回看明末的那段历史。开始了解明末的历史，确实觉得很诡异，农民军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农民军的数量在经历几次大败之后不降反升。后来我清楚了，明末经历结构性的危机，而这一切从张居正改革开始恶化。
一、一条鞭法改变帝国结构
张居正的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历来为人称道。但是纵观世界史，在那个年代用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也是开时代先河的行为。南方大批良田不种粮食改种桑麻，不是市场经济的吸引力，而更可能是交付朝廷货币地租的压力使然。从此以后，中国分成了两个中国，北方中国与南方中国。北方农村不能适应市场变革的要求，逐渐破落，土地兼并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中国的封建朝廷也成了市场为导向的朝廷，虽然政府粮仓中还有余粮，但有的官员开仓放粮却被克以重刑，理由竟然是破坏了市场。大批人等着农民破产，以此来霸占农民土地，所以农民军的人数是逐渐膨胀的，以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崇祯为何到死都死抱银子不松手？
那是因为大臣的俸禄、军队的军饷都要用现银支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即使在商人资本很发达的地中海地区，政府都会对商人征收重税的。但在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商业集团取得了胜利，他们保住了财富，却葬送了帝国。以钱谦益为首的商人集团，在投降之后企图用财富夺回江山，只能是徒之奈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在我看来，吴三桂为何投靠满清?陈圆圆不是关键，金钱才是第一要务。对于军阀来说，有了钱才有了兵，有了兵才有了地盘。关宁铁骑等军队更类似于雇佣兵，养得起这样一支部队是需要大量金钱的，而金钱的出处不外乎老百姓和大商人。魏忠贤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对抗商人集团的，他的残暴逼迫商人集团为整个国家输血。崇祯是愚蠢的，过早解决了魏忠贤，重用了袁崇焕，让局面扑朔迷离。何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能安居乐业，舍此之外的安内法都是自欺欺人，终将失败的。崇祯不明白，蒋介石也不明白，再谈论攘外必先安内又有何意义呢?
三、山西票号的强大威力
清朝靠什么致胜通关呢?靠的不是满洲铁骑，而是山西票号。康熙遇到的危机是很深的，从鳌拜专权到三藩之乱;从西伯利亚、蒙古、西藏到台湾岛;从索额图、明珠到继承人斗争;每一件都令他焦头烂额，也说明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完备的经济系统作支撑。而运转着一切的就是山西票号，它们以此攫取了清朝的财政大权，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让清朝中后期卖官鬻爵现象分外严重。山西票号逐渐吸纳盐商等地方势力，与一些反清组织暗通款曲，构建了庞大的地下王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国运。清政府实行轻徭薄赋，丧失了财政能力，也就失去了改革的先机，也预示了其覆亡的先兆。清政府挽救危亡，只能靠间歇性的反腐，打掉和珅是典型，这也是某种形式的无奈。近代以来，清政府反侵略的不利，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其财力的匮乏，反过来，为了缴纳大批赔款，它不得不对老百姓课以重税。而赔款事宜也是由山西票号办理。直到那时，清政府也没对山西票号下手，足见其势力庞大。乾隆为何不开启国门，与山西票号的影响力有关系。清末被迫通商，买办们迅速成长，里应外合，让清朝在叹息中灭亡。
四、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清朝的破灭标志性的时间就是《庚子赔款》的签订，以后它如何改革自救，都是无济于事的事情。为什么?那是因为白银外流太严重了，白银是经济血液，中国的血液被抽干了，中国也再无起死回生的可能。民国时代中国军阀割据是有经济原因的，没有了硬通货支撑，中国是不足以开启全国市场的，地方割据也就成了题中之义，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给蒋介石很多次机会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的失败不仅是战场上的，更是经济上的。不实行社会主义，他无法恢复元气，也就没办法真正的统一中国。
这也是毛泽东坚定不移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连仅有的黄金储备也被蒋介石拿走了，实行社会主义几乎是唯一出路，非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那时候进行所谓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弱肉强食的地方蚕食，那全中国还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上海。中国的统治者还是江浙财阀，而不是共产党。毛泽东是清醒的，但很多人不明白。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是80年代才进行的改革，到现在人们不得不惊呼：政令不出中南海，也才有了近期一些列的整顿措施。但是不像财阀开刀，不回归社会主义，疗效还是不会持久。
大政治家不能像张居正那样做个单纯的经济学家，那会给国家带来大祸的。有空可以多看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统一的经济，没有对经济制度架构合理的规划，没有对人民利益深切的关注，所谓的改革只能是越改越错。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很多，我们从改革中吸取教训了吗?我们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经济学含义了吗?我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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