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关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用画来表现民间舞蹈，用音符及宫商角徴羽来表现旋律。
发明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的英国人威妥玛编写了第一本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威妥玛曾任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
19世纪末厦门城市图
丝绸报告中所绘的清代织布机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掌握准确可靠的资料，在这方面旧海关文献从涉猎范围到记录手法都有其优势。1934年，学者郑友揆曾评价旧海关文献“因其内容精确，所占地域广大，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之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
吴松弟，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我国移民史、人口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在近代经济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声誉卓著。
先后撰写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之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和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六卷本《中国人口史》之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以及《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等个人专著15部，并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由其发现并整理、编撰“书目提要”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283册目前已出版，由其担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也于2015-2016年陆续出版。
旧海关文献不只涉及海关、贸易
文汇报：请您介绍一下，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是何种性质的文献，体量大概有多大?
吴松弟: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主要指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造册处(后改称统计科)刊印，或由总税务司署请人撰写的出版物。1859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建立起西式的统计和出版制度，当年陆续出版的各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被看成旧海关最早刊行的内部出版物。海关总税务司署编纂和出版这些书主要是出于内部工作需要，但因为以书本形式出版，所以不同于保持原始面貌的其他海关报告、文献和资料。
按照海关总税务司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当时已经出版的六大系列中只有统计、特种、杂项三个系列在海关内部下发后的剩余部分可以出售，而关务、官署和总署三个系列只在海关内部使用，甚至只供总税务司一人使用。1896年又形成邮政系列作为第七系列。此外，还有百余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被称为“他类之书”。七大系列中最大的是统计系列，分日报、月报、季报、年报几种，某些重要的海关如江海关、粤海关还有日报和旬报。188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又下令编撰《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一直编到1931年，共出5期，内容各期不一、相当庞杂，几乎是全面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社会变迁。据我估算，全部旧海关出版物，不包括各关的日报和旬报，约达1500种。
值得一提的是，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各个系列都附有一定数量的地图和图表，其中地图达200余幅。我国古代的地图，使用的是计里画方的方法。明末外国传教士带入科学绘图法，但在中国的全面推广是近代的事。旧海关出版物中的地图，绝大部分用西方的科学绘图方法绘制，这些地图不仅反映各关区的空间范围和山河面貌，也反映商品产地、交通路线、城市分布乃至城市内部街区，有关海洋方面则侧重于灯塔分布、港湾情况、岸滩、码头乃至水域的水深、底质、浅滩，并都附有比例尺，对于近代各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直观价值。
文汇报：作为一个具体部门的内部刊物，旧海关文献为何值得重视?
吴松弟：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掌握准确可靠的资料。1934年，学者郑友揆便指出：旧海关出版物，“因其内容精确，所占地域广大，已成为研究我国经济之唯一可靠而系统的资料”。
旧海关文献，比之当时其他历史文献，特点非常突出。
第一，涉及面广。翻看旧海关文献，基本上没有几个部门在其中没有报告。举几个例子，长江沿岸9个口岸城市每年的年报里，各年每月的长江水位都悉数在内，且做成了曲线图，对研究长江洪枯季节的水位变化非常有用。再比如，1884年海关派人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一本《中国音乐》，包括许多民间流行音乐，书中用画来表现民间舞蹈，用音符及宫商角徴羽来表现曲调，许多旋律都可以唱出来。这本书现在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在海关的工作资料里居然还有这样一本书。
第二，这批文献中涉及的统计都有极强的系统性。拿文献中最庞大的统计系列来说，日报、月报、年报巨量的贸易数据，由于采用国际通用的统计标准，且统计时间长达80余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统计系列由报表、报告两部分组成，前者反映各类进出口商品的贸易数据和税收情况，后者以文字形式反映贸易状况及影响贸易的国内外各种因素。比对这些贸易数据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可以通过分析棉纺织品的进出口探讨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初期往往是洋货倾销中国，一开始洋布进口居多，之后洋纱、纺织工厂的设备也陆续进来，到了后来洋布进口减少，中国逐渐成为棉布出口国。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的成长历程。再比如中国的咖啡进口数量从少到多，种类从单一到繁多，这也是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扩展的过程。除上述例子外，旧海关文献中可供挖掘的角度还有很多。
第三，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各地的通商口岸，绝大多数都设有海关，各海关要定期向中央海关报告各年的贸易状况。当时中国海关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这意味着有50多个海关所在的口岸城市以及这一海关管理的区域(称为关区)，在海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比较奇怪的是，新疆有对外口岸，但只在有限几年设海关，且没留下贸易报告，可能当地的贸易状况跟内陆地区有所区别。贸易报告会总结年度进出口贸易增减的原因，这必然与城市发展、自然灾害、战争及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等产生联系，是研究全国和大部分区域经济状况最为详实可靠的材料。后期随着海关事务的增多，统计系统越来越庞大，其中贸易十年报告的体量要达到一二千页，对城市的记录几乎无所不包，甚至连当地当年有无人中进士，有无新式的报纸出现，有无外国重要人士、中央要员到访都有记载，堪称城市发展的百科全书。
统计系列之外的六大系列，都有自己特定的记载范围，在系列之下每种书又设一个编号，加上他类之书，约有450种。六大系列编排格式与前者不同，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务、活动的调查与研究著作;另一种是连续数十年出版的专刊，累积起来大都达千余页甚至几千页，比如为了航行方便，会出版关于灯塔的连续出版物，海上航行涉及暗礁又会衍生新的出版物，再比如会有连续出版物补充、更新长江沿岸及中国沿海地带的地名。
六大系列可以总结成20个类别，举几个例子：比较重要的如医学报告，我认为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流行病史、医学史最系统最科学的资料。与传教士当时对中国疾病的调查相比，海关的医学报告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报告由西医来写，采用的是今天在用的关于药、病的专有名称，准确性非常高。
再如各地经济调查报告，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中国出口商品的调查，如蚕丝、茶叶、大豆、人参等产品及其产地和产、运、销的过程，还有对进口商品竞争对手进行的调查，此外经济调查报告还包括对重庆、西江流域等地开埠前的商务调查以及海关洋员在云南、东北等拟开口岸地区的旅行记，这些对我们研究各地经济状况都是必不可少的依据。
船舶报告比较有趣，其中有一本1921—1931年每年出版的刊物，可以译为《中国百吨以上蒸汽船和机动船的船舶名录》，里面介绍了各类船只的载重量、动力等细节，包括现代船舶，也包括中国传统民船如长江上游的帆船、舢板、运盐船和上海地区的民船，甚至连长江下游的竹筏都记录在内，这些书的特点是除文字描述外还有具体图纸，船只每个结构的名字及尺寸都准确地标注出来，若以此恢复众多种古船，建立一个长江流域的古船博物馆应不成问题。
还有有关关税和金融情况的报告，由于当时的关税经常有变化，税率及征税政策的变化要及时告知各地海关及外国商人，就出现了这类报告，由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编撰的《自民国元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关税纪实》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另外还有专注中国财政的作品，艾约瑟(Joseph Edkins)写了三卷本的《中国财经论》，分别论述中国的货币、财政、银行及中国的物价，学术价值很高，比较遗憾的是，还没有人使用这份资料做研究。这批海关文献里甚至对中国的盐业生产也有300多页专门的研究报告，也尚未有人问津。
从海关文献可以看出，海关内部当时聚集了各方专家，为中国近代的贸易、经济、医学、气象、灯塔、船舶、交通、金融，语言、外交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海关洋员都懂得中文，很多达到精通的程度，有趣的是，海关要求关员掌握的不仅仅是书面语言，还要会运用与百姓沟通的鲜活口语，其中有很多当地的俚语，这对于报告来说很独特。
文汇报：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为何可以涉猎如此多的领域?
吴松弟：这要从当时海关的特殊性讲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其中就规定中国要建立西方式的海关，由西方人来管理。因为有上海小刀会事件时美英法领事受上海政府之托代收进港外国货船税的成功先例，再加之海关建立后运行效果比清朝原有的税务部门便捷、高效，对于国库匮乏的清朝政府来说请外国人替中国人管理关税利大于弊。可以说，海关的建立虽然有着列强压迫的影子，但也有着当时清政府的需求。除了帮助收税，清政府在很多事务上也需要海关的协助，比如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传统的外交方式是以宗主国的身份与周边国家往来，而西方国家林立，彼此之间不存在东方这种共处方式。当强大的西方国家来到中国之时，中国原先的国际交往方式已经行不通。乾隆时期，英国派马嘎尔尼到中国试图建立正常的外交联系，清政府当时就暴露出不懂外交礼仪的弱点。在近代前期，清政府与国外建立外交关系会请海关打头阵，建立领事馆也由海关出面，甚至购买军火、建立舰队、办学校、翻译等事务也要让海关参与。再比如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多次致信慈禧强烈建议参加世博会，后来中国参展世博会收集展品、海外布展等事无巨细都交由海关来办。
为外国人服务也衍生出一些海关职能。比如中国邮政系统的建立，中国古代的邮政系统如驿站主要为官方服务，为民间服务的往往不那么发达，外国人到中国后感觉这部分服务缺失，开始小范围试办现代邮政服务，此后清政府便委托海关建立现代邮政系统。此外，各地的气象站、沿海的灯塔，相当一部分现代部门的建立都是由海关来主导或者作为顾问，这些东西中国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先进，西方人到来后觉得服务跟不上，当然愿意按照西方的套路建立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值得一提的是，海关还囊括了检疫职能，1871年海关建立了医学报告系统，一直运行到1911年。40年中各地的海关每半年向中央海关汇报一次其关区范围内的传染病流行情况，包括症状、扑灭方法以及中国人的健身方法，还有西医西药传播方面的内容。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时间最长的赫德，他1863年就职，之后努力扩大海关业务，逐步建立全面而系统的海关管理制度，包括规范、完整、有序的编印、发行制度，留下了大量的海关文献。赫德备受清政府信任，他管理海关的理念和做法在当时也比较新，甚至有学者认为他设立的某些制度已超前美国。赫德还留下了通令等大量文书，从部分翻译过来的通令中可以看出，赫德非常尽职，他认为：作为外国人，他们替中国来管理海关，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无论是赫德本人的追求，还是清朝政府的需要，都促使海关掌管的业务大大超出了海关原先的职能范围，这是旧海关文献涉猎面广的重要原因。
旧海关文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汇报：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旧海关文献的运用情况如何?
吴松弟：旧海关出版物长期分散在各地的档案馆尤其海关系统的档案馆，开放程度不高，不易查阅，要弄清楚旧海关出版物极为困难，它的内部系统、主要内容、学术价值、乃至图书收藏地点，除档案馆人员对本馆的收藏略有所知，其他都不甚清楚，更不用说对全部出版物的了解了。正因为如此，近20余年，学界除了利用一些口岸城市翻译出版的该城市的贸易报告外，其他资料一般都难以开发利用。
早在1970 年代，台湾地区在刘翠溶教授的倡导下，林满红、刘素芬等一批学者，利用旧海关文献展开了对中国若干口岸的国际贸易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与复旦大学的戴鞍钢教授合作，着重从港口-腹地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变迁及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
主要探讨近20 个口岸城市的近代进出口贸易、城市发展及与其腹地的经济互动关系，以及港际联系、相邻港口空间关系、港城关系等方面。台湾学者和我们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便是旧海关出版物中的贸易数据以及记载各地经济、贸易、政治、生态各种状况的贸易报告。
除了上述研究，近几年学界还利用第一系列数据的各种关联性和学者较少利用的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他类之书，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利用贸易数据确定口岸城市开埠和海关建立时间，利用港口贸易的大数据探讨港口贸易网络和不同港口地位的变迁，利用海关数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地方化经济，利用旧海关出版物研究中国参加早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等。有的学者还引入了GIS手段定位20世纪30年代若干年份的全国所有邮政网点，结合旧海关出版物中的邮政报告，分析不同区域邮政网点空间拓展的逻辑规律以及先后顺序，同时探讨这种拓展和分布与区域经济、人口、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关系。
国外方面，英国有两位学者：方德万、毕可思。他们主要研究海关史，以南京二档馆收藏的海关工作人员与家里的通信以及图片为研究对象，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开展研究。除此之外，伦敦大学霍罗威学院的中国台湾籍教师蔡伟平，主要研究旧海关文献中的邮政报告。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世界级水平，他的学生中也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外研究旧海关文献的学者不算很多。
文汇报：可否请您简单梳理一下海关资料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其学术脉络大致如何?
吴松弟：利用海关资料研究近代中国可以追溯至马士时期。马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比较早的一位外国学者，他本人就是海关里面的洋员。马士之后，做此类研究的以费正清最著名，费正清在研究上深受马士学术的影响，他利用海关资料做出了一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海关内部有许多人做着同样的工作，魏尔特、艾约瑟等人其实都可被视作汉学家。
费正清之后，哈佛大学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像台湾地区最早使用海关文献做学术研究的林满红教授出身哈佛，她的研究方向与哈佛该领域的学术脉络有很多相似性。我总结了一下这些研究的几个共同点：首先，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确实变了，变是外力引起的，这是研究的出发点，用海关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基于此——因为外来因素引起当时的变化，才会关注进出口贸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再由经济想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个特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内在因素，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是内外两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他提出“挑战”、“应战”也未脱离中国的内在因素;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无论其研究目的如何，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古国，这个国度的传统非常强盛，传统并不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但也没有人说过这条路会平坦。这是国外学者利用旧海关文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脉络及特点。
国内此前知道这个研究途径的学者鲜少，还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了解得多，比如郑友揆在上世纪50年代还出了一些相关书籍，但后来这个研究就中断了。国内研究的接续还得从改革开放之后说起，我们算是较早介入这个领域的一批学者，目前研究方向已经从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拓展到现代经济地理，现在看来这块领域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
文汇报：目前对旧海关文献的运用很多都倾向于对历史的研究，那么对未来或对破解现实难题，这些材料有什么意义?
吴松弟：海关史的研究和海关文献的利用，要和其他研究结合在一起，把研究的视野放宽，既要有多领域的研究，也要有长时段的研究，这类研究结果对于现实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区域发展必定有先进的城市起着引领作用，认识到这点后就会清楚，制定一个区域的发展规划需要有所侧重，这就需要借鉴现代的经验教训;再比如港口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已经得出很多结论，港口的发展规模会受到腹地、周边地区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各地争建全国最大港口时，我们要思考其必要性、可行性，地方发展要遵循当地的整个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不是短时段、二三十年就能看出来的，需要长时段的研究。而海关有一个系统的长期的记录，从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具有指导意义，对研究城市发展大有裨益。
旧海关文献如何重归大众视野
文汇报：您是如何在哈佛发现这批旧海关文献的?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旧海关文献的搜集情况?
吴松弟：我的研究方向需要使用海关的资料，正如前面所说，研究初始寻找海关的资料非常困难。2000年收藏于南京二档馆的170本《中国旧海关史料》出版以后比以前方便多了。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应研究生方书生的建议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寻找《中国旧海关史料》没有的、1920年代前几年的海关报告，幸运地发现图书馆在此方面有着海量收藏，于是我着手对其进行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还特设了“为研究而读书”基金，为我寻找这批文献提供了很大帮助。到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此类书籍收藏中再无新的发现。
民国时期的海关造册处(统计科)曾经出过几期海关图书目录，但只包括了造册处尚存并且可供出售的图书;魏尔特也编过海关图书目录，收书远多于造处册所出的书，但由于此书目是1940年出版，此后出的书并未收入。近些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和剑桥大学几位学者合作建立的中国海关史网页，也刊出他们搜寻的海关内部出版物的目录。我利用上述资料，在比较、合并的基础上得出需要寻找的图书目录，在完成哈佛寻书的基础上，又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在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展开搜寻，希望找全旧海关的内部出版物。我曾到过日本的东亚文库、英国的亚非学院图书馆及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等等，但这些图书馆该类藏书都不及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之后，我又转向国内，在中国海关总署和中国海关学会的帮助下，经过上海海关工作人员的努力，终于在上海海关档案室又找到大批出版物。上海海关档案室的图书应该是旧海关造册处(统计科)留下来的，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是其他档案馆或图书馆难以收藏的。我个人判断，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收藏，在国内应以上海海关档案室为第一，国外应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第一。
文汇报：为什么哈佛会有海外最多的旧海关文献收藏?
吴松弟：这些文献都是哈佛大学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校友赠送的，每本书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写下的赠书人名字，有的书上还留着赠送人的签名，在这套书出版时我要求出版社把赠送的痕迹都保留下来。赠书的有好几位，主要是杜德维、金登干和马士，他们都是哈佛毕业的。杜德维是粤海关早期税务司工作人员，马士担任过海关统计出版处领导，金登干担任过中国海关驻英国办事处主任，他们与赫德关系密切，后来赫德也为哈佛赠书。说到赠书，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一进大门就能看到相当于镇馆之宝的海关十年报告，由孙中山赠予，孙中山显然也了解海关文献的价值。
文汇报：目前旧海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吴松弟：2001年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汇编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70册，由京华出版社出版，揭开大规模印行海关出版物的序幕。2013年，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43册出版。2015年，我整理的这套《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283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加上正在整理出版的上海海关档案室收藏文献，这部分书籍将装订成约60册的出版物。我估计以后还会发现一些“他类之书”，总的旧海关文献合计大约可以达到600册。
旧海关资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1873年通帆船的沿海港口，来自淡水1873年年报。
林满红
海关资料是每一个年份都有的长时间序列资料，可帮助研究者较精确地了解较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变迁。美国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公布与及时利用，相信会带来协助了解世界与近代中国关系的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近代中国旧海关资料之汇编，肇因于外国人接掌中国海关，之前并没有经常性汇编、出版的海关资料。外国人之所以接掌中国海关，起因是1853年小刀会之乱骚扰、破坏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的海关，使得该海关无法照常课税。满清政府方面，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急需此项关税以应军需。英、美、法方面，自从1842年中西贸易推展以来，碍于语言、文化方面的隔阂，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也希望有所改革。又因《南京条约》曾规定英国可以派遣海关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以确保关税之征课，中外双方遂同意改由外国税务司监督中国海关税收。此项安排在1858年《中英、中美、中法通商章程》第十条之中纳入规章。次年起，即有海关出版品发行。出版文字以英文为主， 中文为辅。
近代旧海关资料有逐年的贸易统计、报告，1882至1931年间每十年又推出十年报告。每期报告以各关为单位，综述各关在十年之内司法、军事、贸易、财政、金融、交通、农业、矿业、工业、教育、文化、移民、饥荒、病灾等之一般情形。1864至1927年间有针对鸦片、 丝、大豆、中药、乐器、田赋、中国若干地区的发展等特别报告。1868至1947年间有关于灯塔、关税税则、度量衡等的杂项报告。1875至1948年间出版有海关通令。1876至1896年间的公署报告除人事资料之外，又有银两、常关税、厘金等资料，1861至1948年间出版有职员录，1880至1940年间出版有税务司报告、电报密码、海关处理国际借款等资料。1974年至今，笔者个人研究利用较多的是历年与每十年的贸易统计与报告、鸦片方面的特别报告及海关医报。
1974年起利用旧海关资料
1974年笔者开始利用旧海关资料，是为了撰写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硕士论文。此前一年，笔者准备撰写清代台湾士绅功能分析的硕士论文。受张仲礼的19世纪中国绅士研究与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影响，笔者准备由中国大陆移到台湾做类似的研究。当时运用的资料以地方志和官书、族谱、文集为主，科考中举者为关注焦点。但因台湾样本太小，统计结果解释力不大，题目需再加更动，所以拟缩小题目，只写台湾中部的雾峰林家。在研究雾峰林家历史的过程中，笔者留意到樟脑业在台湾历史中的重要性。为追寻台湾樟脑贸易的资料，笔者于“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发现若干年份台湾海关报告的日译本。继而联想到刘翠溶教授某一次演讲中提及海关报告，她使用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资料。在试图找寻更完整的海关资料原本时，由刘处得知近史所藏有海关资料微卷。这些微卷是余秉权主持的中国资料中心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制作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主要是由海关美籍税务司马士(H. B. Morse)捐赠。读过海关资料微卷之后，发现这批资料对笔者的论文帮助极大。因为海关资料是每一个年份都有的长时间序列资料，可帮助研究者较精确地了解较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变迁。
又因为海关资料是以依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为单元编排，此时笔者联想起Ramon H. Myers与Evelyn S. Rawski的论著，前者讨论晚清开港对于河北、山东的冲击，后者讨论晚清开港对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的影响。笔者硕士论文的主题因而调整为晚清淡水、打狗开港对台湾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论文题目最后具化为《茶、糖、樟脑业与清末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茶、糖、樟脑业是台湾开港后最大的三项出口产业。
这项研究在利用海关资料时，结合了若干经济理论，如市场结构分析、技术创新分析;在社会变迁方面触及自然环境、区域、族群与阶层等人类学关怀。由于海关资料直接涉及国际贸易，这使笔者在何炳棣、张仲礼以传统科举为基础的社会流动外，还观察到因为国际贸易牵动的更大的社会秩序的变化。1887年以前，台湾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南，之后则一直在台北，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一转折?笔者1978年初版、1997年由联经增订出版的《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一书中，由1860年台湾依《天津条约》规定对全球开放贸易开始，论述此一转折的经济背景：相对南台湾蔗糖出口的疲软，北台湾茶、樟脑业的兴起及大量出口是重要原因。因为茶、樟脑贸易所得的利润，就近支持了将台湾行政中心北移的刘铭传的建设。台湾开展对外贸易以后，大陆资本及外国资本还造成本土资本的兴起，产茶与樟脑的山区城镇崛兴，靠山居住的客家人与漳州人相对靠海居住的泉州人改善了其经济条件。这个研究成果是笔者得以在“中研院”取得研究专职的重要基础。及后另有以海关资料为基础探讨与全球史与中国史有关联的几项研究。
其他以中国旧海关资料为基础的研究
相对于台湾经济重心在清末的北移，中国大陆的经济重心在唐宋以后南移，富庶的沿江及沿海地区在《南京条约》之后纷纷开放国际贸易，其与贫困的内陆地区的关系，是更加融合还是更加分离?200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日本、中国以及亚洲的国际经济增长，1850-1949 》(Japa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50-1949 )收入笔者“China’s ‘Dual Econom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1842-1949”一文，分五个阶段描述两区的经济关系。文中强调: 穷区生产富区所需的高价商品，极有助于两区的整合。今年8月这篇文章将会在南开大学出版的《吴承明先生纪念集》中刊出。这篇文章有两项重要基础，其一为笔者个人以海关资料为重要史料来源的晚清土产鸦片研究，其二为在《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一书出版后，台湾出现了10余个以海关资料为重要史料，分别针对近代中国10余个条约港的口岸贸易与腹地变迁的研究。
海关资料记录了不同等级的鸦片价格及流通路线。2006年笔者在台湾、日本出版的《晚清土产鸦片的运销市场》中提到不同等级的本国鸦片跨越区间边界，流通到不同的所得者手中。这是针对商品的一种社会史分析: 商品流通，不单只依循经济逻辑，如交通成本;也会照顾社会逻辑，如传统中国社会阶层区分并没有像传统欧洲或日本一般严明，低所得者仿效高所得者消费行为的情况更加显著。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商业资讯仍可穿透区域疆界，达到全国性串连的效果。
2014年我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上发表了论文《晚清对土产鸦片的观念》(“Late Qing Perceptions of Native Opium”)，其中指出禁烟名臣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6年的1833年，曾主张对土产鸦片弛禁，以减少白银外流。之后直至1906年，中国开始实施十年的渐禁鸦片政策期间，清朝有关土产鸦片的讨论中，经济因素(包括国际收支的平衡、税收的掌握)一直凌驾于国民健康之上(无论鸦片是药还是毒)，居于优先考量地位。鸦片由医药转为毒物的观念在西方于1870年代逐渐兴起，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方才深入人心。1874至1906年间，“鸦片是毒品”多于“鸦片是药物”的观念虽然增强，但因为经济方面对鸦片有非常大的依赖，又有本国持有鸦片才能自主禁绝这样的理由，导致了本国供应更多鸦片。
有关清末中国对鸦片在财经方面之依赖，笔者1979年在台湾出版、2016年8月经修订将由上海的《国家航海》出版的《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论文，主要利用海关资料重建 1858至1906年间的鸦片税制。此文指出其课征沿革、种类、性质及与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也指出鸦片税在晚清全国与各地财政中的地位，以及其在平衡区间财政盈亏中所发挥的作用。文中也利用进口鸦片需求的价格弹性，指出因为鸦片上税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对鸦片消费总额的影响不大。在对鸦片吸食人口与鸦片消费额作出估算之后，文中指出: 清政府的鸦片税征课政策虽增加了岁入，以此协助政权的维系，并且由于本国、外国鸦片税率的差距，也有助于本国鸦片逐渐取代外国鸦片，从而减少中国的漏卮，但整体而言，这项政策还是延缓了中国的经济成长。
2011年笔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银线》一书， 焦点放在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现象及其与全球银供应的关联。中国对银的需求量大，而本身产量不足，主要仰赖海外输入，外国以银与中国换取商品，再输往其他地区获利。由于西方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高于中国对洋货的需求，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银流入区，而非外流地。但此情况到19世纪前期发生转变，世界主要银产区拉丁美洲在1820至1830年代进入独立战争时期，各地纷纷脱离殖民母国建立独立政权，政治纷扰影响到银输出，使得世界市场对银的需求高于供给量，产生了银荒现象。全球性银荒，刺激了鸦片向中国进口数量的提高，以此吸取中国的白银，同时弱化英美等国对中国茶丝等出口品的购买力，故此时不但没有大量的银流汇入，反而是中国的银大量向世界外流，造成“银贵钱贱”问题。相对于作为政府收支及大规模远程交易媒介的白银主要由民间商人在国际贸易中换取，作为小规模及近程交易媒介的铜钱虽主要由政府铸造，但采铜、运铜、铸造铜钱都需要用银，在白银外流的情况下，使得铸造铜钱的成本提高。在白银减少导致白银相对铜钱价格节节上升的情况下，铜钱需求亦减少——铜钱不是如以往学者所说供应增加，反而是减少了。在银钱供应双双减少的情况下，货币供
给不满足社会所需，社会便发生萧条与失业现象。
朝廷税收以银两为主，在银缺乏的状况下，清政府财税收入短少，导致国家机器更难运转，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之后三年，朝廷已发不出官吏与军队的薪饷。帝国面临的灭亡危机因1856年(清咸丰六年)后墨西哥“鹰洋”大量输入而扭转。世界金银供应大增，中国的出口贸易转为顺畅，虽然鸦片也同时增加进口，但顺差扩大，白银反而回流，导致商业税收增加，弥补了朝廷的财政缺口。清廷财政状况好转后，可以应付大量的军事开销，接连平定太平军、捻军及西北的回变，从而使帝国的危机得以暂缓。清廷规定1000个铜钱兑换一两白银，但市面上则是约2000铜钱换一两银，这一现实对支持“绝对君权”的思想是一大挑战，对支援“有限君权”的思想，则提供了一大发展空间。主张“有限君权”的今文学派经过1600年的沉寂之后，于19世纪上半叶显著昂扬。
在知识精英的议论转为朝廷政策论辩的过程中，清朝有关货币政策的形成过程绝非中央集权。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来，“中国皇权自宋元以后日趋专制，到清朝时登峰造极”的论点广为学界接受，而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书写，成为一般大众对中国帝制时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的既定印象。将这种印象套在清廷应付“银贵钱贱”问题的决策过程，会使人以为这事是由负责经济的户部主导，经皇帝批准下令后正式成为国政，但事实并非如此。清廷在处理此项议题时，不单只是户部，地方及中央二品以上官员，甚至礼部、刑部、监察御史等官员皆可加入讨论。
另一方面，依赖拉丁美洲白银的中国在咸同年间忙于平定内乱，不用依赖拉丁美洲白银的日本则走向明治维新，欧美各国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银钱两币制，且有现代银行体系作支持，比中国更早获得拉丁美洲恢复生产的白银，再次说明了中国在经过19世纪上半叶货币危机后国际地位的滑落。以往讨论清代中国的由盛转衰，论者十分强调清王朝本身的腐败或者是中国相对西方军事力量的薄弱。《银线》一书描绘了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紧缩及银贵钱贱危机对它由盛转衰产生的重要影响，也讨论中国有关国家与市场乃至社会关系的思潮起伏。此书论证的关键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收支变化，如果没有海关资料在手，则无从刻画箇中情形。
1979年在台湾出版，2014年经修订收录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中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银价贬值与清末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1874-1911)》一文，指出清末本国货币对外汇率的长期下跌趋势下，中国曾在1874至1887年间促进若干出口及进口替代，但并没有办法扭转这一期间贸易收支恶化的现象。造成国际贸易收支剩余减少继而恶化的，是进出口量对进出口价的价格需求弹性小。原因之一是清末使用银铜复币制，银两或银元虽然是国际贸易的交易媒介，但进出口的零售、零买则以铜钱为交易媒介。所以银两(元)对金币贬值对进出口量的影响尚需透过银两与铜钱的关系而运作。而在1874至1911年间，铜对金贬值的影响幅度较银对金贬值的影响幅度小，对外汇率下跌之后，以铜表示的进出口价波动幅度较以银表示的小，导致进出口量随银贬值而变化的幅度减少。原因之二是进口货占国民消费总值的比率低，故进口货价格虽变动，国民消费总值变动的幅度不大，因此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涨跌而减增的这些进口商品的消费的数量亦小。原因之三则为出口货在生产以前即有先行贷款的期货买卖行为，致使出口现货失去价格弹性。
就1874至1887年的贸易收支顺差而言，1887年以前虽然出口量增长率小于进口量增长率，但出口价增长率却大于进口价增长率，贸易对手国物价低迷与所得增加是为要因。造成1887至1911年中国贸易收支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出口量增长率仍大于进口量增长率，但以银计算的进口货价格的增幅大于出口货价格的增幅，而且前者相对增幅较大，在这一过程中，汇率下降与贸易条件的恶化固然有所关联，但国外货品进口价格的显著上涨，则是相对1887年以前的不同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发展迈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工资及其他产销成本由持平转为上涨。出口货价格因国内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略微发展、粮食的出口、粮食因经济作物栽植而减产及大量代用货币的发行等而上扬。但因1895年以后，出口货的国际市场更趋竞争激烈，其以金表示的价格增长率远低于进口品价格增长率，导致了贸易收支恶化。国际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可能影响，仍是当前国际金融的重要课题，以旧海关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的历史回顾，仍可提供当前借鉴。
学术基础工程与学术研究
在没有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海关资料微卷以前，笔者撰写的硕士论文，因为只凭地方志、族谱、清代官吏的文集、口述资料及一些日文资料，看来不够扎实，曾一度想放弃完成学位。硕士论文写成之后，受到学界的肯定，最大因素就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海关资料微卷。
根据张存武教授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发表的《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1859-1949)》，张教授是在接受福特基金补助前往哈佛研究期间，留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海关材料。其接受福特基金事，由“中研院”近史所1985年出版的该所《大事纪要》第46页可知是发生在1964年。根据张存武教授前引文，这些微卷是在王树槐教授代理近史所所务期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购置。根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第9页，王树槐系于1970至1971年间代理所务。与海关报告一样亦是每一年都有的资料，在笔者的研究中也运用甚多的是《英国领事商务报告》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ommercial Reports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这是由近史所黄嘉谟教授所征集，根据同上《大事纪要》第67页，黄嘉谟教授于1969年接受福特基金补助前往英国，而近史所图书馆清楚纪录该书是于1973年3月购入的。笔者开始利用近史所这些资料是1974年的事，没有近史所在笔者利用资料前夕的学术垫底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笔者往后的学术生命，而这批资料也深刻地影响笔者往后从世界角度去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视角。
1974年笔者去请教刘翠溶教授有关海关资料的事时，刘教授告诉笔者近史所藏有海关资料微卷，但因为微卷阅读机设备老旧，用起来既不方便，又伤眼力，她劝笔者最好不去使用。1974年在我的研究一再触礁时刚巧碰到海关资料，即便当时阅读的是不能影印的微卷，加之微卷阅读机的屏幕影像极为模糊，但这都改变了我的一生。目前有纸本可资利用，与这套资料可以并用的资料库、计算与制图软件都很精进。美国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公布与及时利用，相信会带来协助了解世界与近代中国关系的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而在世界与中国关系日趋密切的今天，亦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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