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体现在已经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及被收进这些著作中的正式讲话和报告中，而且体现在他与各界人士的诸多非正式场合的谈话中。从这些日常谈话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和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者。
现有馆藏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直接载体及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就毛泽东个人方面而言，通常指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本人的各类著作、文稿，即“写”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然而，除了这些“写”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应包括日常谈话中“说”出来的毛泽东思想。这些日常谈话散见于当事人事后撰写的各种回忆、纪念类文稿或研究、叙述毛泽东生平、思想等各类著作中，是一座至今尚未很好发掘、利用的毛泽东思想宝库。尽管在不同年龄段、面对迥异的革命与建设实际，毛泽东日常谈话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涉及马克思主义观的表述却一直在他的谈话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毛泽东日常谈话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些解读和分析。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
1.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此读书期间他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影响，倾向于维新变法，赞成君主立宪。他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之所以投笔从戎，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听说有社会主义，他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
1914年毛泽东到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开始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经过比较，毛泽东摒弃了改良主义，然而此时他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管理员。因工作关系，他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但并未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9年12月，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他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联系密切，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据他回忆:“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自认自己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专门提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冬，毛泽东设家宴为仇鳌接风洗尘时回忆道:“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选择、漫漫找寻的过程。据他自己介绍，这一过程大约经历八九年的时间。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时说:“我们青年时代也没有想到要革命啊。读孔夫子的书，我变成封建主义者。然后读资本主义的书，变成资本主义者了。到了二十几岁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从毛泽东本人以上的谈话中可知，他早年的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毛泽东便将其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指南，矢志不渝。
2.苦学坚信马克思主义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找刘兴元、汪东兴等人谈话，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克服困难攻读马列著作的情况，他说:“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一度受到排斥。而这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埋头读书的机会。毛泽东读完徐特立借给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找到徐老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毛泽东在1957年与曾志的一次谈话中也回忆说:“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1932年年底，毛泽东在与贺子珍的谈话中说:“宁都会议批评我‘狭隘经验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撤了我的军职。博古他们，如今又说我犯的是‘左’派幼稚病，这些留过洋的学生，看不起像我这样的土包子。”“不过，这也不要紧，坏事变好事，这下可有时间了，逼得我不得不多读一些老祖宗的原著。没想到一读竟上了瘾，丢不脱。人家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就是书读得多，你也趁机多读一点。”1960年12月25日，在同部分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毛泽东谈起自己长征初期因病坐在担架上读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
正是凭着这股苦学的劲头，毛泽东在这两年中啃下了《反杜林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原著，具备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用他自己的话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同时，毛泽东还从马列原著中找到了反驳党内错误路线的理论依据，运用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教条的、本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
1936年，毛泽东对他的同族亲戚毛泽普说:“读书要发狠，肯钻，要学会抓重点。”“不要读死书，要联系实际，由浅入深;还要学一点经济。”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和曾志交谈时也叮嘱她:“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毛泽东认为，攻读马列著作也要打“持久战”。1947年12月，习仲勋到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听取他所作的边区情况汇报后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1939年年初，毛泽东在接见延安电影团成员时说:“你们都还年轻，又参加革命不久，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看些马列主义的书，还要读点政治经济学、哲学。大本本一时啃不动，可以先找点通俗的小册子看看。”即使面对国际友人，毛泽东也不忘告其学习马克思主义。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我就劝你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介绍给你两本书，也许你已经读了，一本叫《共产党宣言》，一本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1.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196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谈话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就成问题。”毛泽东还劝告一些外国友人也要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196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说:“力量的源泉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是毛泽东日常谈话中经常宣传的内容。1921年秋，毛泽东前往安源实地考察，在给煤矿工人宣传建立劳工团体的重要性时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是年冬，毛泽东再次来安源。在强调创办夜校、工会等革命团体的重要性时说:“没有革命团体，个人就像一根根筷子容易折断;有革命团体，就像一把筷子折断不了，就可以和反动当局作无情的斗争。”1926年，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阶级斗争学说时，对着他在黑板上画的一座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泽东用“石子”“筷子”的比喻来强调建立劳工团体的重要性，用宝塔层级比喻阶级等级，由此通俗明白、生动形象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文艺的人民性在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中也被经常提及。1958年毛泽东约陈伯达就《红旗》杂志的导向问题进行谈话，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和优良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里，毛泽东通过源流辨析，揭示了文艺来源于人民和服务于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特别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性。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鼓舞秋收起义失败后受挫的指战员时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1938年8月2日，毛泽东在对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四期第一、二队及随校毕业的同学讲话中说:“共产党也是讲打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文的，而且还要武——特别在中国。外国也一样要有，但外国有民主，国会，有工会，各党派可以在议会里宣布自己的主张，开展议会斗争。中国却没有这一条。”“只有枪杆子运动，才能做得好，而这枪杆子是归马克思主义管的(马克思政治管)。政治下命令，枪杆子就要服从，枪杆子如果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会失败。”简单几句话就把革命武装及其领导权的重要性表述了出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向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1957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同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阮康交谈中说:“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少懂得些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也曾向僧人宣传过马克思主义。1948年4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夜宿五台山塔院寺。毛泽东对方丈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讲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人。”
2.积极推介马克思主义学习榜样
“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说而在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行马克思主义。这才是真真要紧的。单是学学还不够，要在实际中去做到底。”为激发抗大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1937年9月，毛泽东在为学员送行时说:“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老师，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张如心教授，他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你们可以向他学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地学习。”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榜样时，毛泽东还对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我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先驱作了推介。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北坡前往北平途中，他就向大家推介了李大钊。他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他在回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时不仅称赞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且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1949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香山向久别重逢的李达称赞道:“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
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好、用得好的在任干部，毛泽东也进行过宣传推介。如新中国成立初他就曾推介过习仲勋。1952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对胡乔木和林默涵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并称赞道，“仲勋是位很好的同志，延安时期他就是一位模范地委书记”，“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勇敢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
1.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如前所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然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他意识到:无政府主义其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由此，毛泽东坚决地走上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问题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与追求无政府主义的萧子升分歧非常明显且难以调和。1921年8月，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萧子升在与毛泽东讨论俄国革命问题时说:“俄式的革命是激烈的破坏。以教育为工具，温和地进行革命，革命才为正当。”毛泽东则认为:“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教育，蒲鲁东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教育的办法是不行的。而俄国式的革命，却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时的一个变计。”1922年12月，毛泽东在领导工人斗争时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中国是否适用马克思主义自然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说:“现在有人做文章，议论相当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现在我们延安首先来试一试，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可以耕田，可以做工，为什么不适合国情?耕田不适合国情吗?打草鞋不适合国情吗?难道贪官污吏是适合国情的?!中国不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好的，我们说:还是实行的好。”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会谈时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1962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时强调:“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近乎“固执”的坚守，不仅体现在毛泽东与外国共产党朋友的交往中，而且体现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朋友的交往中。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时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问题。”并针对马特“希望中国不要多谈马列主义”以及马列主义“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的说法，通过讲道理、摆事实，进行了坚决反驳和有力回击。1960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说:“马列主义是革命的学说，只要人民需要革命，马克思主义旗帜就不会倒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理论自信，也是其矢志不渝的信仰所在，所以他必然要、也必然会勇敢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这种勇敢捍卫，正是毛泽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最佳诠释。
3.敢于和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就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1932年10月，毛泽东与周以栗、陈正人等人谈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时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反驳凯丰说:“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提到长征前夕党内的宗派主义错误时说:“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对有损于党群干群关系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坚决反对。1949年3月，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赴北平途中，因车多引来群众围观。卫士为了安全，要司机把车开快点。毛泽东说:“不要开快了，应该慢点开。你们看，这里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嘛。”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工作时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
四、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者
1.信奉基础上的“活学”
毛泽东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可贵的是他懂得以科学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真正达到了“活学”的境界，这是毛泽东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1936年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说:“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1938年1月，毛泽东在与艾思奇的交谈中表达了自己对读书的一些见解:“读书学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应用。我们需要本本，就是要应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1961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以教育部长达瓦洛斯为团长的古巴文化代表团时说:“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结合。”正是“活学”马克思主义，使毛泽东从读书的方法和态度上及时抵制党内不同时期出现的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其能够突破“辞藻迷信”，从理论上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
2.勤于调研深谙国情
毛泽东不仅熟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41年9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组织的一个准备到陕北调研的工作组解释说:“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才能避免主观主义、片面性。”“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才能不断获得新的事物和新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重视调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他在南京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说:“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大队的临别赠言中就调查研究的方法解释说:“‘走马看花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欣赏了几千年花，对于雄蕊雌蕊还弄不清楚，便是没有科学方法的原故。合理的方法是开调查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搬出抗大的一套;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然后再来说话，再定方针。中医看病也要四项调查，才开药单，何况工作?假如环境不允许直接调查，也该从旁打听，问问人家。”
3.精通理论下的“活用”
抗战时期，毛泽东想找一位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帮助他工作。中央党校给他推荐了一位从事联共(布)党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毛泽东请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和联共(布)党史方面的问题。此人便不看对象，不问情由，把他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套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毛泽东听不下去了，打断他问道:“《联共党史》你读过吗?”此人回答:“我通读了三四遍呢。”毛泽东说:“我一遍也没有通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过，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是对目前中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到。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毛泽东认为，“懂马列”不等于“会用马列”，只有“会用”，才算“真懂”。“活用”是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不会“活用”，等于没学。
4.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毛泽东不仅强调理论创新的必要性，而且要求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在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同学的讲话中提出:“一切东西都是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将来还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孙孙子的新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很明显，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随之创新。新中国成立后，类似的表述在其谈话中则出现更多。如1962年9月30日，他在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要继续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1968年8月13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说:“不要让死人牵着我们活人的鼻子走。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我们要研究，这些人是我们的祖宗。”与此同时，他以自信和经验告诫外国朋友要敢于理论创新。1967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厄瓜多尔共产党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时说:“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说:“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五、结语
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是由其信仰、学习、宣传、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实践得来的。本文所录有关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全部搜集于他的日常谈话。当然，毛泽东日常谈话中能反映其马克思主义观的话语还远不止这些，但仅从本文挂一漏万地所录部分即可看出，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应只局限于正式出版的各类毛泽东著作，相关内容在他的日常谈话中也极为丰富。将毛泽东正式著作与日常谈话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观的表述双管齐下地结合研究，将使我们对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更信服。
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思想应关注毛泽东的日常谈话。毛泽东日常口头谈话中所含有思想、理论、观点、情感等方面的内容，也应属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当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不包括毛泽东犯“左”倾错误时候的错误谈话)，且比他写在书上的理论更加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直观形象、风趣幽默，也更能反映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精神风貌、语言艺术乃至人格魅力，因而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记忆和接受。
（作者简介：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国亮，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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