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老共产党组织的执行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老田
这篇文章专门讨论一个右派学者，对共产党革命的“善意”想象力。刘海波从头脑里凭空生成一个的延安体系与先进性团体，还拿这个去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这很有点想当然。当然，有这么一点想当然，比那些傻右还是有那么一点进步性和开明程度的。记得李北方说过，刘海波是个好右派，所以，值得花点功夫，来与之认真对话。
本文选择较低的概念层次来呈现观点分歧，把基础性的社会背景和政权组织的执行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出来，以较为贴近事实的层次展开对话，可以方便地进入材料质证和观点对照过程。另外，刘海波乐意通过事物成败——例如文革的失败和不受精英阶层欢迎，来论证过程和设计思路正当性与否的思路，本身是一种保守派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老田不能同意，但不与他就此展开争论，这样的辩论不太可能产生效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间，就左右翼方法论分歧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为什么右翼或者保守派喜欢整体化的方法论而左翼往往采取要素分解和结构解析的方法。双方在这一方法论方面的分歧，由来已久且从未解决，所以这个方面的分歧虽然重要，但不适合选作对话主题。
一
晏阳初说中国的农民是“愚穷弱私”，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从这个愚穷弱私的群体中间来的，从干部都战士都是，毫无例外。如果刘海波打算说这些人受过先进思想教育之后，就发生了质变和提高的话，请先去与费孝通辩论一番再说话。当年费对晏阳初的努力极度蔑视和鄙视，把他的改良努力蔑称为“文字下乡”并认定他们不可能把农民从“礼俗社会”的合格成员通过学习提高为“法理社会”的成员，认定晏阳初从认识到实践都是胡搞，并且没有一分一毫的成功可能性。也就是说，费孝通把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进行了肯定性分析之后，就彻底驳倒了想要通过思想认识进步去造就新世界的可能性了。
当然，人在短时间内就发生大的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陌生，但这种改变不合适与思想或者学习过程进行因果链接。毛泽东就说过——“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这是因为在红军内部新的政治经济关系彻底改变了人的处境，人与新的政治经济关系相互适应之后，就发生了巨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红军之所以成为熔炉能够锻造新人，就是因为“三湾改编”之后，在红军连队内部创造了新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思想上的平等，变革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古代儒家也有类似的认识：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如果把这个理解为教育说服或者示范，那就浅薄了，应该看做以政治关系重建社会关系然后才导致“民翼然而从之”。
刘海波的看问题方式，拿延安体系和先进性团体的关键词来解释革命，充满了那种轻飘飘的“理念人”的高傲，似乎一切真理和可能性无不自足于某种精英阶层的主张或者思想里，理念人的理念就是决定世界的东西，然后拿这个去解释一切。这个恰好不能够解释革命，尤其是不能够解释共产党的革命，革命说到底是来自于底层民众的认识和经验、赞成和反对，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没有在精英们那里得到认可，更不要得到归纳和理论化了。所以，毛泽东在革命一开始就与他的猪队友们陷入了论战：革命的可能性如何认识和归纳，是从某个书本中间来，还是深入民众中间去调查研究得来，毛泽东强调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动不动说“拿本本来”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事关革命的那各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写入书本。至今依然如此，甚至曾经一度写入过书本的准确内容，近几十年来又被人删除了。
二
对照非左学者的认识，可以更好地与小幼右进行对话。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了1928-1942年国民党在华北的建立政权组织失败的经验，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赢利型经纪”“政权内卷化”等关键概念，得到非左的主流学界的高度认可。但主流学界对此一状况不能够进行准确解释。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权威的革命专家，毛泽东观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指出：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就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终结旧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并夺权。新民主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准确内涵是：下层阶级夺了上层阶级的权力之后，才形成了“新”。
刘海波是学法律专业的专家，专家们熟知的问题并不见得就是真知，至少不会应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法学领域的一对重要概念，毛泽东好像不熟悉但是通晓各自的特点并善于运用，并通过革命运动造就一个化私为公的过程，这个化私为公的过程通常要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并夺权才得以实现。革命革命，不是说说而已，那是真个要了地主富农阶级的老命的——其财富乃至于权力和无形的社会影响力都在剥夺之列，夺完权之后就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了——权力不在旧统治阶级手里了。很多专家教授能够把公私领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不明了内在的转化机制及其革命性的内在作用。
毛泽东支持组织农民展开批斗会这样的方式，去对付旧统治阶级成员，这个批斗会的后果就是：化从前的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并通过批判会这样的宣传方式来在新干部和群众中间确立新的禁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容许的。
然后，就可以对照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成功了。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因袭了“皇权不下县”那个古老的公私分界线，县以下是所谓的乡绅自治，实质上的乡绅自治，就是按照私人领域规则运作的强势群体在起引领作用，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共性的目标得以实现，而国民党的建政原理是以公权力去支持私人领域的强化过程，并选择与县以下私人领域中间的强人合作，不进行政权建设过程就获得一定的执行力，据以实现政府的公共目标，结果是乡绅们的发财大计挤出了政权建设目标，后果是赢利型经纪大行其道并淘汰了保护型经纪，劣绅淘汰了良绅。综合后果是，国民党依赖的那一批人，从农民手上要的多，但是政府财政所得少，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得罪了农民，同时政府却什么也没有捞到，相当于是以公权力支持了坏乡绅的发财私欲。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的特点，是其运作成本(含乡绅们的发财目标)大大高于农民的最高负担能力。
共产党在华北放弃了分田分地，但是坚决不放弃斗地主和组织农民，这两条一结合，结果就是在私人领域中间确立和推行公共领域的信条。斗争会永远都是需要的，这个模式相当于是以很大的力度在乡村社会里，在各种权威赖以寄托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间，再造新的信条和禁条，打压旧时代各种以私人领域规则体系实现个人发家致富目标的影响力模式，再分配社区内部的影响力。按照革命家们曾经的用语，是要终结归属旧统治阶级的阶级权力样式。斗争会的第一目标和功能，就是清除存在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中间的社会性障碍，然后才谈得上建设新的权威并以新的方式起作用。
相比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是以组织农民并通过斗争会的模式，化从前的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终结私权力来给公权力开路。因此，国民党虽然是合法政权，但是获得农民人力物力支持的方式反而像是土匪——诸如抓壮丁、拉夫子。共产党能够在村一级建立低成本的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实现动员参军和有序地征收公粮，无他奥秘，因为终结了千百年来以所谓的乡绅自治外观掩蔽下的私人领域和私权力规则，建设了真正的公权力信条，实现了低成本政权组织的高执行力。政权组织的低成本与否，实质上就是基层组织的干部的个人发财愿望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共产党能够抑制这个——华北根据地通常是中农家庭成员被村民选为干部、因为这些人家里劳动力多负担得起承担公务而引发的误工损失。
三
在江西的时候，毛泽东通过《兴国调查》发现，地主富农的权力倒了之后 ，乡村中间是中农家庭承接了这个好处，中农家庭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此前没有“话事权”现在有了，被书本认定最革命的雇农，农民反而不选他出来办事——因为这些人“不会话事”。后来在华北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普通农民可能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选举了中农当干部，但是，客观的后果是：现在是以社会影响力或者荣誉做为基层干部承担公务的最有效激励——相当于只给出一种“心理报酬”。对照从前，是地主富农家庭享有无形权力——社会影响力或者声誉，但只用于经营私人领域的权势并服务于个人发财目标，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批斗会羞辱了他们，以这个方式来夺回无形的权力，授予给愿意服务于公务目标需要的人群，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了低成本政权组织。刘海波可能会讨厌革命时代的斗争会，认为那严重侵犯人格权，不过老田至今想象不出来，除了这个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同样的化私为公的目标。
夺回无形权力帮助建设低成本政权组织，没有什么先进性团体可言，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再造。农民相对穷困，人均最高负担能力极低，如果单位收税成本过高，那就构成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内卷化”困境，而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得到农民的物力资源支持，核心在于基层政权组织运动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没有什么先天的先进性团体在起作用，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基础都是“旧邦新造”——在古旧的基础上开辟出新道路来，各种新道路的运作要素原本就是旧邦内部的存在——不过从前不起主要作用罢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三句话许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弱势的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如何在农村站得住脚，则是最最核心和首要问题，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农村基层政权是最关键的环节，有个这个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农民的人力物力支持。
共产党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终结旧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之外，连他们原先认定的“天理”都不对了，夺权极其的彻底。同时，建设新的公权力和规则，能够在广大农村人口中间，公平而平等地分配战争的人力物力负担。八路军在华北的两大政策就是：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富人多交税)。通过组织农民的斗争会，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建立起与大多数农民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淘汰掉私人发财目标第一的旧统治阶级并打压其声望，这对于低成本实现政权组织目标也是极为有利的。对于壮劳力离家参军或专职工作的，则能够通过村一级政权组织在不同家庭之间进行人力物力调配安排“代耕”，把个体离家后对家庭农业的损害也最小化了，使得共产党的人力征发所附带的生产损害后果最小化了——使得这一负担不那么难于承受。
那么，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是凭空设计的吗?不是这样的，在乡村乃至于一个家庭内部，两种倾向其实都见得到，毛泽东曾经回忆说自己的父亲死后，村里去送丧的人很少，他母亲丧事参加的人就很多。这恰好是乡村社会中间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毛父是典型的旧统治阶级传统信徒和实践者，毛母则反过来恰好是响应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精神的代表，这两种人在乡村社会都有很多追随者，毛泽东和共产党恰好是要打压前者，提携和支持后者;这两个努力方向在乡村社会都能够得到人们支持，当后者得到人们支持的更多一些时，那就是共产党的成功道路了，前一个倾向大行其道就是国民党的内卷化了。所以，共产党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激发，使得乡村社会的传统中间，最符合需要的那部分得到了加强，就这样，共产党走出了内卷化困局并确立了新规则——创造了一个看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社会。
四
至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间，对三湾改编各项原则的背离则是经常性的冲动，为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开展整风，确保干部不至于过度走向与下级和战士对立的程度。延安整风实质上也是一种透过批评压力，促进领导层公共性水平的运动，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参见老田《毛氏现代化的轮廓》一文有关内容。
总之，在革命队伍内部也不存在所谓的先进性趋势，而是恰好相反，因为三湾改编确立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极不利于干部群体，在战士那里获得支持和认同的同一个规则，在官员们那里收获的是反对和背弃的长期趋势，这其实就是政治的辩证法。三湾改编的各项内容，引发了具有各种“当然贵族”心态的官员们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背弃，毛泽东由此强调要开展各种公共性追问来确保领导层的公共性不低于某个门槛水平，这些关于公共性追问的思考就成为了毛泽东关于路线斗争思想的基础。换言之，革命队伍内部之所以需要路线斗争，就是因为领导层的公共性水平存在着向门槛水平线以下移动的长期趋势。建国前领导层的当然贵族心态尚低，各种低烈度的整风带来的公共性追问效果尚可，建国之后官员们的当然贵族心态大大滴提升了一个水准，一切整风方式都无法保证公共性的门槛水平要求，这是诱发文革大民主决策——“发动群众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革命年代共产党的成功，是通过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手段，在旧有的私人领域中间建设公共领域并推行公权力规则的话。反过来，革命后的政权在公权力领域中间，扩张私人领域的地盘，则是共产党内部依据旧统治阶级经验重建旧社会的主要不同政见，毛泽东的全部对立面都是这个主张的实践者，这一点业已为历史演化的经验所证明。这个方面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政见集中在：把管理权无条件授予干部，让干部有了更大地操控下级和劳动者的权力，希望借此逼迫工人多干活以提升企业效益和国力，改革设计的主要特点就是“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个不同政见，与革命时代的准确针对性是：反对“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这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去想象效率的提升。
国企改革的最后后果，是干部们私有化了国企产权，雇佣化了工人阶级，然后开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税收负担乃至反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本身。这相当于是从“放权让利给干部”开始，再造了一个乡绅那样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只服务于私人财富积累目标，与民众的需要和政权建设的公共性要求都截然对立。这一份经验，恰好与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革命的经验可以对照起来看，都具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论价值。这一次是化公共领域为私人领域，也恰好是以拉高执行成本并以牺牲公共效率为代价的，阶级权力的再造过程恰好是公权力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无限下降的过程，与革命时代阶级权力的削减过程完全一致，只是方向相反罢了。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主张和实践，都围绕着对公权力领域各种私人化趋势和表现的批判，当然，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历史永远都不可能旧地重演。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的批判性，针对的是明示的公权力领域的私人化趋势——坏干部与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重建私人领域的努力，这一“可批评性”奠基于公权力的公共性要求和标准，同时，文革的对立面很强大原因也在于：毛时代公权力领域的私人化过程才刚刚起步，许多民众怀有朴素的感恩思想——旧社会工头坏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些干部虽然有点私心，但总体上感谢都感谢不赢怎么能够大加批判呢?因此，文革的群众性批判在民间就具有强大的对立面，这也符合社会分化的规律——当时的社会分化程度很浅，远未逼近民众忍耐的上限，这也决定了当权派拥有一个强大的反文革的策略空间——能够就自身的威望在群众中间组织起强大的保守派去压制造反派，使得这个批判难于收到效果。
归纳一下，革命永远是事关最底层民众能够感受到的权力关系变革，过于私人化的权力扩张往往在家庭成员中间就会产生反对派——这是旧中国农村的状况，因此，这样一种革命易于成功。革命后社会对民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提掖，带来了政治保守化的后果，许多民众对于轻微的权力私人化趋势熟视无睹或者缺乏批判性，这导致权力私人化过程在民间就得到了巨大的消极支持，结果是明显的——当权派和知识精英合伙一忽悠，复辟近乎毫无代价——没有任何像样的民众反抗下——完成了，等到民众彻底觉醒——例如下岗分流时期——想要通过上访来反抗之时，就已经来不及了——人家说法院不容许受理依据政策进行改革的权益受损案件，这个时期工人阶级想要通过捍卫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来捍卫自身权益已经于法无据了。
假如你真的理解了革命，你就能够真的理解文革，还能够顺带地准确解释改革的路径选择。你理解了这三者，就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决定论了，就能够准确地理解社会转型奥秘甚至像毛泽东那样：事先准确地预言制度复辟乃至于复辟动力为何了。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如此，没有人民的充分政治化和力量，及其对于各种反社会主义趋势的批判性的有效干预，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这已经为历史演变所证明。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老田按：刘海波关于延安体系和先进性团体的最集中阐述，参见其文章：“延安体系”浅论 ，网址，//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13/12/310534.html】
附录：在后续的微信对话中间，刘海波强调中共“高度组织性高度自主性的政治社团”，是一个“超阶级的结构”，这恰好只是一个概念选择问题。共产党人自己选择是用阶级分析概念来表达的，共产党人认定自己容许多数人利益反对少数人利益的阶级团体。刘海波的选择是坚决拒绝阶级分析话语，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借用超阶级的概念例如奥尔森的“狭隘利益”和“涵盖利益”的概念，可以另建一套有关公共性水平的话语，这样，国民党政权依赖的乡绅群体是“公共性水平最低”的群体，共产党依赖不支薪的中农当干部显著地提高了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水平。共产党人准确地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斗垮了旧统治阶级的有形和无形权力之后才有了中农的话事权，刘海波对此没有表达他的看法——似乎不支薪的中农干部能够与旧统治阶级权力并存似的，这就涉及较高公共性水平的权力如何产生和起作用的条件问题，共产党人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除旧布新”——通过打低才就高的;刘海波只强调高度组织性和自主性还有就是超阶级结构，似乎只有一个技术性的观察维度，而是这个观察维度还完全是新的——与社会学界关于官僚制的研究积累没有任何关系，在刘海波的这个强调中间看不出公共性赖以提升的各项必备条件。
共产党人自称代表无产阶级或者体系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把这样一种自信与阶级概念挂钩，至少比刘海波选择的组织性和自主性乃至于超阶级结构这样的概念更为明晰，为什么共产党人自信“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十个没有”，这当然是与掌权者满意的不同服务价格有关的——与旧统治阶级相联系的掌权者不接受低价格条件下的高水平服务，而与剥削阶级不一致的掌权者接受低价格的高水平服务努力，这当然是一种极高公共性水平的自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其社会制度存在的结构位置和状况看，都是追求先富先贵的，这样的人身观和职业生涯定位都是其公共性水平难于提升的结构性障碍。在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正相关关系，这正是阶级概念的所指和能指所在。
一切阶级斗争最后都要表现为政治斗争，表现为权力体系的服务水平和社会动员能力对比，阶级概念的有效性，也在于此。从过去的经验看，阶级分析很容易被庸俗化为家庭出身，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歧义，公共性概念在这个方面倒是具有明晰性。
在共产党政权组织内部，常见的公共性问题还在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结合，这实际上意味着较低的个体工具化改造水平，无所谓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个方面是充分资本化统治的社会中间，个体工具化自觉高于传统社会——个体更多滴服从于组织和团队需要，体现的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服从于组织需要还是反过来?
概念选择可以和宽泛，问题是各种概念选择都需要面对事实，概念与事实过程的吻合程度高，才能够让概念或者理论具备对话工具的职能——赋予概念真正的“所指”与“能指”。刘海波在这个方面，似乎不是拒绝共产党人自己的解释和概念体系，而是拒绝概念与事实的对应性本身。仅仅从组织性本身出发，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也保证不了，罗伯特·米歇尔斯名著《寡头统治铁律》一书，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官状况，深刻地指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中译本P351)，原书1911年出版至今无人能够反驳，这揭示了组织和权力带来的社会分化——掌权的官员们就有了背弃公共性要求本身的内在的社会学逻辑。刘海波对于法西斯党的行为能力的看法，恰好与这个米歇尔斯高度一致，这个人后来退出社民党去意大利投靠了墨索里尼。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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