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40 年至 1945 年，舒群在延安工作、创作了 5个年头。1940 年，组织上派舒群到了延安。1941 年至 1943 年，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与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人有着广泛接触。他曾经参与、协助毛泽东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还曾亲自写信给舒群，让他关注大家对文艺方针政策的意见。难得的是，这封信仍然保留至今：
舒群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这封信写于1942年4月13日，正是毛泽东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在延安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舒群与毛泽东多有接触。据舒群在《难以忘怀的纪念》中回忆：“他老人家很关心报纸，亲自领导和过问文艺版的工作，为此，我常常要徒步到杨家岭，或是骑着牲口到枣园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那时，毛主席的作风是很民主的，就说那‘枣园之宴’，请什么客，比如文化人的名单，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每提起一个人，他就谈一点看法。”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80多人，会议由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5月2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5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文艺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那个时候的舒群是幸运的，他不但亲自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而且还参加了整个会议，聆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1943年3月31日，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必须改造自己》的评论，阐明了自己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他说：“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做‘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没写好’和‘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舒群在这里主要强调了文艺工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的重要性，号召文艺工走出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然了，舒群的这篇文章不仅谈了自己对文艺工面向工农兵的看法，作为《解放日报》副刊的主编，舒群的文章对当时文艺工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延安期间，舒群还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扬，第二任系主任是何其芳，舒群是第三任系主任。在担任系主任期间，舒群努力培养年轻一代作家与学者。工作中的他充满激情，善于团结同志，发挥他人所长，并且主动与系里的其他教员，如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共同研究教学内容，制定教学计划。在他的努力下，又先后调来了艾青、萧军等人作为教员。在舒群担任系主任的期间，文学系培养了一大批我党的文艺骨干。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新闻界、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作家、记者。
近5年的延安生活，舒群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并先后发表了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及文学评论。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海的彼岸》《血的短曲之九》《大角色》《快乐的人》，剧本《路》《吴同志》，诗歌《小诗六章》，散文《时代最高的声音》，评论《文学与生活漫谈》《从一篇小说想起的——一个读者的笔记》《为编者写的》《工人文艺小组》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又一部小说集《海的彼岸》。这部作品被列为《烽火丛书》(第21种)，由烽火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共收入短篇小说10篇，包括《画家》《一位工程师的第一次工程》《松花江的支流》《手铐》《婴儿》《夜景》《渔家》《祖国的伤痕》《谎》《海的彼岸》。
小说《松花江的支流》写东北抗战初期松花江上的一艘“江星军舰”被迫投降日寇后，水兵们不满而进行反抗的事件。马平、陈瑞祥等水兵，认为“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还有中国人的血气”。于是，他们组织起了水兵，先后杀死了敌人派来的“指导员”、投降敌人的舰长。在副长的带领下，向另两艘投降敌人的舰艇开火。最后，在“江星军舰”受伤即将沉没的情况下，“军号响着，国旗爬至旗杆顶点的时候，江水已经浸没甲板四尺以上，只让一列人头留在水面，同声地喊了最后的一句‘中国万岁’!”小说以水兵们的悲壮牺牲作为结尾，深刻地表达了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誓死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的颂歌。
小说《海的彼岸》写一位朝鲜革命者的形象。他曾经是朝鲜的贵族之子，朝鲜沦陷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枪杀日本将军，他不得不告别了老母亲，流亡到中国。他曾经在上海与母亲见面，但只能摸黑去旅馆。由于战争，母亲连“在火柴微弱的灯光下”看一看儿子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小说塑造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朝鲜职业革命者形象，预示着朝鲜人民将自觉地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与行动。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党为了开辟东北的文艺工作，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任团长并率团奔赴东北，去接收当时的“满影”、“东北大学”、“新大陆科学院”等单位。在这个近50人的文艺工作团中，有沙蒙、公木、田方、华君武、严文井、刘炽、雷加、王大化、王家乙、于蓝等著名人士。从此，舒群告别了他工作、创作了5年的延安。
新中国成立之初，舒群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在肃反运动、反右斗争中，他与罗烽、白朗三人被打成了“舒罗白反党小集团成员”，后来又被划为“反党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舒群更是被批斗对象。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才得以平反昭雪。重新获得创作权的舒群，不顾多年的疾病，顽强地进行创作，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与延安时期有关的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故事》一书中。这本书以舒群延安生活为背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写下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塑造了一位可亲可敬的伟人形象。同许多写毛泽东故事的作品不同，舒群笔下的毛泽东，是一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毛泽东、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关于本书的创作过程，舒群在《枣园之宴》附记中说：“原文本属《毛泽东故事》短篇小说专集之一，写于1958年前;其后，除发表的《藕藕》《延安童话》两篇外，其他底稿全部30万字，均于浩劫时，被抄无存。”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写于1958年的30万字的小说集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这部1986年出版的15万字的《毛泽东故事》，都是“‘四人帮’垮台，落实政策之后，几年来，追忆补佚”而来的。
小说集《毛泽东故事》共收入有关毛泽东的故事11篇，包括《藕藕》《延安童话》《杨家岭夜话》《枣园之宴》《中南海的夜》《谁说是梦》《诞》《胜似春光》《在天安门前》《黄河女》《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实小说《胜似春光》写舒群与朱光在延安窑洞见到毛泽东的一段回忆。
1937年秋，经党组织安排，舒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并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工作。1938年春天，由于工作的原因，舒群奉命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并且有幸见到了毛泽东。这一天，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接待了舒群，并派朱光请舒群在城内饭馆吃了饭。乘着酒兴，朱光领着舒群来到了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放下工作，热情款待了第一次见面的舒群。面对领袖平易近人的谈吐，舒群一激动竟然把自己珍藏了数月的外国名著和法帖拿了出来，献给毛泽东。这些“宝贝”包括莎士比亚的名著《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等4本书，还有《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都是舒群于行军途中，在日本空军狂轰滥炸后的废墟里找到的。酷爱文学与书法的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却没想不到，站在一旁的朱光要与毛泽东“见面分一半”。朱光1926年参加广州起义，次年上井冈山。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遭受张国焘迫害，由此戴着脚镣手铐走完余程，历经九死一生抵达陕北。在延安期间，他曾一度担任中宣部秘书长，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小说是纪实性的，也是舒群亲身经历的。毛泽东的形象和蔼可亲，丝毫没有领袖高居人上的感觉。通过争书、辩书、分书几个部分的细微描写，把毛泽东喜书、爱书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舒群的小说一直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生活出发，反映现实、关注人生，不论是《没有祖国的孩子》《这一代人》，还是《毛泽东故事》《少年Chén女》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舒群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同样是紧紧抓住时代，一直以抗日为主旋律，努力唤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离开延安后，他创作的《毛泽东故事》不仅对毛泽东的生活、工作进行了描述，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
舒群一生光明磊落、心怀坦荡、大公无私，即使在极为困难的逆境中，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无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于他的作品，舒群在《文集自序》中说：“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在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历史是公正的，舒群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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