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反右派20周年求索历史真相
1957年的反右派，经79年“改正”后发现，全国右派总数竟达55万，划错率高达99%，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不幸的后果。
那么，这种如此严重的扩大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造成的呢?
权威的流行回答，早先见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是这样说的：据我所知，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我看主要是“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毛主席和我们党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整个春天，中国天空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正是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这样夸大的估计，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进行反击。而这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一起来，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稍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作过这样的概括：党的“八大”对阶级斗争“本来是有清醒估计和正确认识的。然而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 改变了原来的估计和认识，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取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张成全党、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反击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第2 卷，第460 页)
这就是说，反右派的扩大化，归根到底，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造成的 。
然而，这样的结论是否客观、全面，合乎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反右派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究竟是不是推行扩大化?
现在，反右派已经过去60个春秋，随着毛泽东《文稿》、《文集》、《年谱》相继问世，毛泽东57年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解密较多，白纸黑字，清澈见底。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上述结论重新审视，让事实说话，请历史为证，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新论不宜轻率断言导致了反右派扩大化
毛泽东放弃“八大”的“清醒估计和正确认识”，提出阶级斗争的新思想、新观点，果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反右派的扩大化吗?
这种论断看似在理，实则似是而非。
这里所谓“八大”的正确“估计和认识”，即断言“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395、396 页)
应当承认，党的“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这种论述，毛泽东原本是同意了的。但他与别人不同，在“举过手”后，就觉察到并不对头，确是放弃和改变了“八大”的“估计和认识”。他明确提出“‘八 大’决议关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过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658页)随着对“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及国内“八大”后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的深入观察和研究，逐步发现和认识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隨之消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观点和新结论。这就是他在《正处》中说的：
“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
无庸置疑，毛泽东是用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理论来观察、看待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整风中，少数人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杀气腾腾，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成立什么“政治设计院”;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轮流坐庒”;要求“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叫喊“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要设立什么全国性的“平反委员会”;他们叫嚣，“现在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对此，毛泽东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从而看成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把反击右派的进攻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应当承认，是客观的，正确的。否则，就是无所谓反击右派的斗争了。
至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那是实际工作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
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亟须另行专题研讨。
本文只是指出:“八大”对阶级斗争的“清醒估计和正确认识”，了无新意，原本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宣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苏联的资产阶级没有了，地主阶级也没有了。显然，这是当时受历史局限的结果。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57年放弃“八大”的估计和认识，认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概括苏共20大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东欧发生了严重的波、匈事件，及我国所有制改造后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提出的新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决非主观臆断。
其三、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6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一面面红旗落地，一个个国家资本主义重新复辟，实践标准不容分辩地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理论的客观真理性。王震去世前说：“毛泽东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确是为实践标准折服，有感而发的。
其四、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始终贯串着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尖锐斗争，“完整的新资产阶级”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化”到了世界“前列”，岂不又以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证实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确是否定不了的“客观实在”!
其五、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毛泽东那里，二者原是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问题。
总之，所谓毛泽东57年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为长达 60年国内国际的社会实践的所证实。那种断言他重提阶级斗争，“指导的偏转”必然导致反击右派的扩大化 ，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所谓反右派的扩大化是毛泽东对右派进攻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结果，这样结论并不公允。薄一波例举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所作的夸大估计，诸如：“整个春天，中国天空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 “十级台风”等等，必然导致反击右派的扩大化。其实，毛泽东的此类说法，无非是形容 ，就算有点过份，大体上应无可厚非。邓小平不是时至1980年3月19日，还说那时候右派进攻“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这里讲的“杀气腾腾”，比之毛泽东所论“黑云乱翻”、“十级台风”，有过之，无不及。能说邓小平讲“杀气腾腾”是客观的，而毛泽东讲“黑云乱翻”则是“左”倾指导，势必导致反右派的扩大化?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反右派 “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那就更“忘本”了，更离谱了。
殊不知，共产党正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起家和发展的。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没有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又哪能有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凭什么说“群众运动”就必然导致“扩大化”?须知，群众运动会不会扩大化的关键，在于领导。建国后，从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到镇反粛反、三反五反，乃至社教等等，都是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不是也避免了吗?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不宜轻率结论，这就是反右派扩大化原由所在。
(二)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终归要具体化成了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才会对客观实际发生作用。事实胜于雄辩。认真疏理一下毛泽东57年为党提出的反右派的方针政策，究竟是强调，避免扩大化，还是着力推行扩大化?也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所幸的是，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的各个重要阶段，都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很多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我在反复纵观毛泽东这些白纸黑字后，得出的答案是：毛泽东所制定的反右派方针政策，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为了以史为证，下面就不能不较多地引证原文，让事实说话。
先看，反击右派的前夕，毛泽东提出的反右派方针政策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向全党领导干部发出了反击右派的重要信号，是党反右派第一个重要文件。在此，毛泽东确定的基本指导方针，是要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但“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 尽量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
他说：“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2页)
毛泽东这里指明：凡属真右派要扣右派帽子，“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他当时设想，对右派 “点名”的，只限于“个别”右派骨干分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并尖锐地提醒全党，反击右派，“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这里所谓“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就是不要“扩大化，扩大化是错误”。这显然是实事求是的方针，缩小打击面的方针，防止“扩大化”的方针!
再看，反右派的发动和展开阶段，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基本的方针和政策。
6月8日，全国开始反击右派的斗争。这一天，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不足为怕”。“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间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就建不成，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1-172页)
只过一天，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打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这是党反右派第一阶段的基本政策规定。这里指出：“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此次运动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间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中反动分子比例较大，大约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74-175页)
在这里，毛泽东首先肯定：“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接着指明，无论在大学教授和学生，民主党派中，右派分子是极少数;然后提出对民主党派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律看待，“ 各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三九、民进颇好”，也指出“民盟、工农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 ”，但也肯定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 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这样分析和估量，应当说也比较客观、辩证。能说反右派就是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还强调反击右派的基本原则，是“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淮，打得准。”
这显然不是“扩大化”的指导方针。
6月29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改写和加写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1页)》
这里，毛泽东提出：“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要区别开来，肯定“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其“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就明确规定，划定右派的标准，必须是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动”，二者不能缺一;只有“言论”，而无“行动”，则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划为右派。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政策界限呀!如果照此办理，全国打出的反右派必定是很少很少! 哪里还会有什么扩大化呢?
令人百思莫解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定的如此重要的政策界限，竟未出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7 月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等问题的通知》提出“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八千人”，“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得人心的人。”(《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89 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分子”，已不是十天前的四千人，而是八千人，薄一波和各路精英都以此为据，说什么“仅仅过了十天”，“骨干分子”的数量“翻了一番”，这还不是充分表明毛泽东政策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页)
这样的批判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是因为，毛泽东这里说的“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已不是四千，而是八千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自己的“主观臆断”?还是书记处将“主观臆断”送到毛泽东桌上的?从“准确的右派骨干八千人”后面还列举了“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人”和清华大学50人的数据来看，好像难说是出自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是否更可能是书记处向毛泽东的报告。如系后者，则毛泽东只是错在轻信。所以，在现今刘、邓的文献解密极少的情况下，似不宜轻言这就是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
但不管如何，毛泽东最后拍板点名人数扩大一倍，显然是一大错。
7 月30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重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强调“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543、548页)
复看，在反右派深入发展的阶段 ，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政又怎么样?
8月以来，全国反右派运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及大专院校推向地县、大工矿和中小学。毛泽东于8月1日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指示》，这是此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规定。
这个《指示》说：(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会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此点必须注意 。(四)批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多数人心服，切不要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6-557页，《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94-195页)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这个重要指示，是“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阶段的极重要政策规定。他在此一如既往再次指明，“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广为流传的什么：反右派时，都是从上而下“分配右派名额”，以至于一位老支书完不成上面规定的打右派任务，只好自己“顶数”。显然是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政策规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振聋发聩地指出，“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此点必须注意”。这就预见到深入反右，能否真正做到“站得稳、打得准”，实事求是，关键在于划清“中右”与右派的界限，决不可把“中右”错打成“右派”，“泛滥无归”!
这里，毛泽东还预计到反右派向地、县及城市展开，由于下面领导水平有限，各级领导“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并强调“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毛泽东的这种重要的政策规定多好!所谓“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就是防止扩大化。应当说，是严肃地对第一线主持反右的刘、邓敲响了警钟!
只不过，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毛泽东不幸而言中了!
还应当看到，毛泽东鉴于在反右派实际斗争中，要“准确地鉴定”此种界限，确有相当难度，还特意立了一个“中右”标兵。这就是北大化学系教授、院士、爱国的科学家傅鹰。他在1957年4月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的确“惊世骇俗”。诸如：“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三反’等)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等等。当时有人认为，傅鹰若不是右派，北
北大或者全国也就没有右派了。然而，傅鹰的这些言论却幸运地被毛泽东看到了。他先后两次慎重指出，傅鹰的这些尖锐批评意见，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同右派的进攻是两回事。一是1957年5月15日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是5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就说：在鸣放中，“多数人的批评是合理的，或者基本上合理的的批评，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156页)于是，人们认为“最
应当划为右派的傅鹰，被毛泽东立为“中右”标兵，就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了。中宣部的文艺处干部的黎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如果这二个文件公开，会少划好右派呀!
8月18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说：“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是有用之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毛泽东加写了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鉴定工商界的右派，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63页，《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198页) 在这里，毛泽东从统战部的报告看到“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是对全国终将打出的右派总数的估量，却未能觉察到已存在“扩大化”问题。当然，应负直接的责任。
可见，毛泽东对反右派第二阶段的这些基本的政策规定，是要“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防止扩大化，并强调“此点要十分注意”。
至于反右派的处理阶段，毛泽东按照中央职责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和发动大跃进上面了。但仍然关注反右派这场“大仗”。
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出席八届三中全会若干大区负责人谈话中，头一条就尖锐地提出：“(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毛泽东年谱》1949_1976第3卷，第209页)。
此时，全国所打右派共60000人，毛泽东就提出，“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提醒“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审批时要注意”!
其次，毛泽东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的规定。这就是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所指出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 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以争取。给他们五年、七 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同上书，第261-、262页)
(三) 发人深思的三件轶事也映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是“避免泛滥无归”
前面，我们从毛泽东《年谱》等白纸黑字，探讨过他反右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除此以外，还有必要补充他的三件轶事，从另一方面更感性、更直观地映证其反右派的方针政策确实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
其一是，毛泽东在运动高潮时仍能从善如流，果断作出“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
1957年整风反右派时，张劲夫在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6月9日，中科院的华罗庚、童第周和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要求和争取科学研究自由。6月初反右斗争开展后，他们首当其冲，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宣传口又是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的。张劲夫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左思右想，只好斗胆直找毛泽东，要求保护科学家。他在接受刘振坤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亲自找到毛主席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毛主席，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不好，毛主席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
“毛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我们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主席听后说：“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上、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毛主席同意，我们不敢改变中央的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
我先跟毛主席谈了，毛主席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中央文件,由中央发给全党。’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科学院起草后，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右派?……在方法策略上，文件规定谈而不批，对平常讲的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
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其中指出：“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有了这个文件，中科院大部分老科学家得到保护。比如电子学专家马大猷在科学院安全过关，和他情况相似的孟昭英在清华大学就被打成了右派。钱伟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我找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交涉，不划他右派，蒋坚持要划，就保不住了。”
当时反右运动由地方党委领导，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不在北京。金属研究所在沈阳，搞金属内耗研究的专家葛庭燧，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右派，要宣布了。张劲夫听说马上坐飞机到沈阳。他跟市委讲，中央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我不同意!态度坚决，让葛庭燧过了一关。
张劲夫回忆：“在这次运动中，全院后来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右派，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带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一点。”(《瞭望中国》总字第179期)
众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国科学家高度群集的地方，在全国反右派扩大化的大气候下，唯独这里的科学家除了个别外都保护住了。因为张劲夫敢于直找毛泽东，提出旨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主张，保护科学家，而毛泽东也居然从善如流，果断支持和批准了中科院的正确主张，作出在全国“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并且表扬了张劲夫：“你张劲夫竟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
正是凭着毛泽东的首肯，中央发布了全国保护科学家重要指示，中科院就“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被打成右派，其他都保住了”。
这个事实表明，毛泽东在反右派热潮中能如此坚决支持张劲夫敢于改变当时“中央的一套做法”的要求，果断作出全国“保护科学家”的重要决策，叫停扩大化。这真值得后来人深思!
如果中科院反右派的宝贵经验能推广全国，如果中央“保护科学家”的指示能认真贯彻落实，那么，全国自然科学界还哪能有什么扩大化呀!
然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和党中央“保护科学家”的重要指示只在中科院墙内开花，出了墙就不灵呢? 为什么著名科学家还兼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张劲夫手持上方宝剑上方宝前去“保护”，就硬是保不住? 为什么中央发布的“保护科学家”的指示在首都其他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就无法贯彻执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科学界是这样，医卫界又怎样?
其二是，“医院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哪会有那么多右派”!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时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一次，毛泽东问她：你们单位划了多少右派，朱答：划了十二三个，每个科室一个。毛泽东又问：医院多少人?朱说：1100多人。毛泽东听后说：医院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哪会有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
朱仲丽回去后，就提出五个“右派”交党委，建议不戴右派帽子。但讨论结果，一个也未取消。因为有些人讲，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不把他划成右派，我以后领导就没有权威了(李慎明：《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国内外形势》)
这个事情也表明，毛泽东把医卫界看成是搞自然科学的，哪会有那么多右派，至少应砍掉一半?“避免泛滥无归”!
其三是，反右派后发现错划，“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
1962年4月 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来参加中南海的周末舞会。几曲舞后，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崔英抡上前去给毛泽东伴舞。毛泽东得知她是负责“ 处理人民给主席的来信”后，问她：“群众来信多么”?“主要反映哪些问题?”
崔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
“说说看，有哪些具体问题。”
崔英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向毛泽东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件，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党的政策，甚至趁机打击报复，陷害一道工作的好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了“右派”。
毛泽东聚精会神听着崔英的汇报，以至干脆停下脚步很认真地问道：“你告诉我，被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答：“寄来了。”
毛泽东说：“有些右派的事我是亲自过问的，你讲的这些我还不晓得……”
“ 下边有扩大化错误……”
毛泽东又说：“详细情况不大晓得。”
崔英大着胆子说：“对右派的申诉信件，我们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
“什么原则 ?”
“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谁说的?毛泽东抬高声音说：“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
这时周恩来等快步走向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当即对崔英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就是我毛泽东说的：把各地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直接给我送来!”
周恩来笑着对毛泽东：“主席呀，今天周末，不要扫大家的兴嘛!” 汪东兴趁机向崔英使了一个不高兴的眼色，崔英只好退步离开。
毛泽东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 崔英就跟戚本禹商量。戚就给她出主意：你去找陈秉忱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
崔英按戚本禹的主意去找陈秉忱，陈也不圆通，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当即责成：
“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
田家英马上告知崔英所在的科长，结果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把她“弄走了”。 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主席听了没有说什么。这个时候，毛主席正忙于指挥炮击金门的战役，之后可能就把要崔英写材料这件事给忘了。(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37-238页。《戚本禹回忆录》第7 章)
这就说明，毛泽东多想了解反右派扩大化的真相，并且主张：“真正错划右派，要纠正，要平反!”这也是他的一贯的方针，“有反必粛，有错必纠”。肃反是这样，反右派也是这样。
但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杨尚昆，甚至田家英竟敢对毛泽东这么严密封锁?为什么毛泽东责令崔英“告诉你们领导，我毛泽东要一个申诉综合材料”，却不仅索要不到，反到“限期有三天”把崔“弄走”?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还是别的甚么?
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滴水能见太阳。此三轶事也凸现毛泽东反右派的指导思想确是“实事求是，避免泛滥无归”。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在全国“保护科学家”，如果医疗卫生系统视为也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如果执行“真正错划右派， 要纠正，要平反”，那么，反右派的结果又会怎样?
总上可知，毛泽东反右派前通报党内领导的重要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反右派不同阶段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了4个方针政策《指示》、《通知》，这些白纸黑字表明，他反右派的方针政策是：要坚决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但是“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 规定“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提出“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赞同把自然科学家视为“国宝”，作出了在全国“保护科学家”决策，等等。显然，毛泽东反右派的方针政策不是扩大化，而是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尽量缩打击面，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那么，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就只能从当时中央顶层分“一、二线”制度中去寻找答案。
原来，我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在顶层的工作关系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
1956年夏天，毛泽东又鉴于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的教训，慎重地向党提出，要辞去国家主席，甚至提出将来适当时机还不担任党的主席。于是，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几十人参加的党内会议上，及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至于，毛泽东在“第二线”主要干什么呢?
按刘少奇的说法是 ：“我们考虑，他在余年做些什么事情好，主席讲得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2页)
所以，57年是刘、邓则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主持反右派。
因之，如果毛泽东1957年“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所提出的反右派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原本错了，由此导致反右扩大化，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要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
反之， 如果毛泽东所制定的正确反右派方针政策在“第一线的刘、邓实地指挥反右派运动，未能认真执行、贯彻和落实，甚至如同张劲夫所说另有“中央的一套做法”，那就不宜把反右派扩大化的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加诸毛泽东头上。
当然，毛泽东毕竟是党的主席，对全国打出55万右派，包括79年改正时新发现的10万“黑右派”，造成如此大的不幸，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要负领导之责。
这么看，这么看，比较合乎历史的真实?
(20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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