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听那个邪，皇帝哥哥
文/安庆仁
此皇大号是雍正，莫将雍正比嘉庆。亲王驸马查个遍，华马吊嘴是找病。他是清官，可他为贪官脱罪不以为耻，谎报粮仓失窃欺骗朝廷;他出身贫寒，自幼饱尝底层社会的不幸与艰辛，可他极力维护暴虐底层人口的道统与法统;他俭以养德，可他酷爱声色文学，读来每甘之如饴;他自谓清流，饱读圣贤之书，可他阴结朋党诬告忠良。他率真坦言，从不隐瞒自己的政见，可他的那些政见误国害民;他为民请命，可他所为之请命之民，非富即贵或是享有社会地位的读书人。他就是大清雍正朝李绂。今天，当我们学会用哲学的眼观分析问题，拂去滞留于表象中的官场倾轧，李绂与田文静相互参劾这件公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种文明和世界观的交锋。
李绂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出仕即是翰林院编修，但名为编修实为庶吉士(皇帝的文字秘书);田文静监生出身，仕途起步福建长乐县副县长。一个是皇帝身边的正处级秘书，一个是偏远贫困山区的副县长，两者境遇天上地下。其后二人的发展也大不同，李绂从正处到副部级只用了11年时间，康熙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 副部级)。差不多两年晋一级，坐着火箭往上窜。用今天的观点看，李绂属于领导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验，他的飞黄腾达，与能力无关，与资历无关，纯属领导搞不正之风，利用手中权力为身边工作人员大开仕途绿灯，当然，你也可以解读成尊重知识。田文静则在县长位子上一蹲二十余年。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田文静的人生走出了另外一条轨迹，仿佛官场的叛逆疾恶如仇，特别是在他成为封疆大吏后，积极投身雍正皇帝发动的改革运动，所到之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无不迅速得到贯彻落实。他不怕落酷吏恶名，冷对士绅阶层的谩骂和捣乱，无视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的嘲讽和中伤，因此更得雍正皇帝信赖，在奏折上批田文镜：“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凭谁动你一毫毛，朕无能也。”田文静是幸运的，因为遇到了跟他有相同见解与思想共识的皇帝，君臣二人形同鱼水。但他又很不幸，因为他跟雍正皇帝都不属于那个时代，注定要遭到全社会的仇恨，李绂只是说了所有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而已。
但李绂未免太高看了自己，貌似饱学，其实对老庄、墨子、商鞅的思想一窍不通。雍正虽不自夸学识渊博，实则将百家融会贯通，他不仅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见识的帝王，他的改革措施，抓住了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矛盾的牛鼻子。他并不是单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以反腐为突破口，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为读书人培养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反观朱元璋反腐，杀掉的贪官远远多于雍正，但直到他死去，明朝也没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问题。而雍正则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雍正朝无官不清，这难道仅仅是靠杀戮吗，显然不能这么理解吧。雍正喜欢的官员皆带着对旧秩序的不羁，其中犹以田文静和李卫最甚，否则即便如李绂那样的清官，他也未必赏识，因为李绂所维护的是旧秩序，而旧秩序恰恰是滋生贪官的土壤。
雍正是个离经叛道的皇帝，他所采取的诸多增收节支措施，从本质上讲是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某种否定。士绅不纳粮不当差，是历代帝王们行王道、守正统的集体共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政治保障，雍正“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举措不仅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对旧秩序的革命，尽管这种革命的动机是为了巩固皇权和提高满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却在客观上冒犯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法理，至少对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造成了极大触动，这也正是当时和后来士绅阶层及读书人抱团丑化他的原因。雍正斥李绂“徇私废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分明是对思想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中国读书人的批判，虽然说的是李绂一人。
李绂幼有乞丐之嫌，步行三千里寻兄，但三百文钱岂是够的。田文静汉军旗人，毕业于国子监，家境想必殷实。就此悬殊出身而言，田文静该成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李绂该成为旧秩序的反对者才对，结果却正好相反，田文静坚决反对特权思想，李绂则是特权思想和等级秩序的捍卫者，累次参劾田文镜荼毒士绅、辱没读书人尊严。其实田文静非荼毒、辱没实乃不恤尔，何罪之有?但李绂“怀古不怀德，怀惠不怀刑”，假道统之名圣贤之口，朝野两头大赚眼球与名声，形似狷介硬汉实则心机圣女婊。乾隆二年(1737年)，李绂以母忧归，与县令李廷友同捐资创办“青云书院”，亲做教席，一时名士云集，天下读书人莫不以结识李绂为耀。当年不惜冒政治风险累次参劾田文静，如今潜在的收益全部兑现。
史上有据可查，田文静所做的一切均合情合理合法，其一、雍正二年田文静所弹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诚、邵言纶、关陈等人罪行均无任何夸张，雍正派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前去河南调查这些人，发现田文镜弹劾的都很对。两年后即雍正四年，李绂联手蔡珽、谢济世等人旧案重提，开例十大罪状追责田文静荼毒官员，足见其心可诛。其二、田文静令绅衿富户与平民百姓同力修护河堤并无任何过错，他们的宅院就在堤下几里，生命财产安全难道该由别人保卫吗?醉翁之意不在酒，李绂参劾田文静分明是针对雍正，因为他不止这件事他对雍正有意见，包括“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他都反感，故而鸡蛋里挑骨头。但改革哪有十全十美的，尤其是雍正的改革，前无古人后边的皇帝也不会去做，有人若从心里抵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雍正五年(1727年)，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雍正以逢圣、游皆李绂所荐，斥其用人失察，同时户部通报，李绂任职直隶期间，曾奏报怀来仓垮塌，谷为小民窃食。但六千余石粮食被偷，官兵皆无动于衷，可能吗?雍正冷笑不止：“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廉洁只是官员必备素质之一，并不代表他就优秀，这次雍正决心要给李绂点颜色看，议罪21款，命绑了押去西市场，刀摁脖子上问：“此时知田文静好否?”李绂梗着脖子道：“臣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刑部派人去查抄了李绂的家产，回说别无长物，夫人以铜钗饰发。雍正哈哈大笑：“尚虞备用处不是吃干饭的，早知李绂清廉，抄家只想吓吓他。”但之后如何办却让雍正挠头，请允样过来商议，因为允祥很赏识李绂。
雍正承认李绂很有能力，私行也颇为检点，但任他这么搅合打横炮，必将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可真要是罢了他的官，雍正又有所顾虑，李绂毕竟代表着势力强大的士绅阶层。允祥道：“莫听那个邪，四哥，我们是满人，汉人的东西有用则用，没用就不用。不然，听见拉拉蛄叫还不睡觉了呢。”这话说到了雍正的心坎上，击掌哈哈大笑：“你算跟四哥想到了一起，汉人的东西有好有赖，好的我们用，不好的还是留给他们自己用吧，我们不干涉，但我们坚决不用，谁也别想逼我们就驾。”旋赦免李绂，命其主修《八旗通志》、《广西通志》、《畿辅通志》等。实际上就是不让他在参政议政，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李绂是否感恩不得而知，反正此后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历时八年。
事实上，雍正弹压李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仔细研究过朱明悲剧，非兵不利，非战不胜，非将卒不用命，弊在因循守旧养士纵绅，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天下士子不尚实用，以读书为乐事为神圣职业，自谓清流夸夸其谈;而江南土豪世袭罔替富可敌国，庶民或流离失所或依附成奴。再往前点说，朱元璋的反腐就是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不许官员贪腐奢靡，另一方面又刻意维护陷官员于贪腐陷社会与奢靡的封建道统，这种认知上的自相矛盾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南辕北辙。雍正不学朱元璋，他从社会深层次即思想和文化上入手，士绅与平民在权利主体上等齐，读书既非不劳而获的理由，也不是当官不二选择。“朕从来用人，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雍正语。
1728年元夕雍正微服查岗，信步走进内阁办公室，只勤杂工小蓝在，遂与饮茶闲聊，问小蓝什么官，小蓝扭捏说非官，小小胥吏，收发抄写，送水端茶。雍正问其他人呢?小蓝说都回家看灯去了。雍正很好奇：你因何不去看灯?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宵衣旰食，或有急件，没人跑腿要误大事的!雍正问小蓝将来有何打算。小蓝说，假如天上掉馅饼，愿去渔船管理所。我家孩子多，便闹饥荒也不至都饿死。雍正一笑告辞，明早上朝询问哪个渔船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东南海县有。雍正道：那就让内阁的小蓝去吧。渔船管理所所长跟县长平级，而小蓝只是个勤杂人员，没有学位，没有职级，按大清法律规定，这样的白身人是不能出仕的。大臣们面面相觑：小蓝是谁?
雍正是大清朝第五代领导人，可他不似接班的皇帝，更像一位打江山的新君。这年秋天，透爽的北京用蓝天细致装扮着湖底，朵朵白云自水下飘过，似是诉说乾坤倒转、河清海晏今又是。风中时有煮玉米的香气，是前门外大街小贩们的厨艺，内外廷每天总会有几个馋嘴胥吏，借公干之故溜出去，那尚未定浆的玉米鲜嫩、甜润，猴急啖嚼如丹荔，胥吏啖之比猴急。曾几何时，这些雁过拔毛的胥吏，莫说吃小贩们几穗玉米，就连巡抚、总督也免不了被敲竹杠。是以自顺治皇帝时起，这北京便有“东富西贵”之说，但那是老黄历，现在的胥吏各个正派能干，他们唯一的想法，是盼望着有一天，遇上微服私访的皇帝。
在中国封建帝王群体中，不同凡响的雍正，眼光先于时代看清了儒家文化的痼疾。尽管他的改革不是为了否定封建文明，而是想让这个文明模式变得巩固与更加合理，却在客观上为否定这个文明模式张开了门缝，有心人只要透过这个门缝，就能窥探那个距离遥远模模糊糊的新世界。遗憾的是，中国人已经被这个模式牢牢的束缚了思维和心性，甚至连窥探的欲望都没有，因此在雍正死后，那道门缝旋即被乾隆关上，中国社会由此又回到了从前。“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1740年乾隆对田文静的否定，无异于是对中国封建文明的全面肯定。让人不胜唏嘘，雍正、乾隆，李绂、田文静……但愿未来的中国，不再重复这样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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