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老人百岁辞世，不仅为他坚持做完最后几件事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历史的沉淀”。如何评价这位世纪老人，涉及对于整个时代的解读。作为后生晚辈，我只能写下记忆中的几个片段，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一
初识邓力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审查、批斗期间，我和其他两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负责“看管”和“收缴”他及其他两位副总编的检查，日夜陪伴，并参加他们的批斗会。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使我们感受到他的威严和刚毅，也知道他是一条“硬汉”。
1965 年8 月，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当时的总编辑是陈伯达，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务副总编兼秘书长是邓力群，人称“老邓”。我到《红旗》时他已经到桂林搞“四清”，范若愚继任常务副总编。另一位副总编是胡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胡、范”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首当其冲，陈伯达说他是刘少奇派到《红旗》夺权的，被视作“刘邓司令部”在《红旗》的代理人，重点揭批其修改并在《红旗》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事，“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对于胡绳，重点是揭批其与“二月提纲”;对于范若愚，重点是揭批其与“二月兵变”。我依稀记得，邓力群被批判的其他问题还有：鼓吹“白专道路”，鼓励读书钻研，不能当“官”，也能当“员”(研究员);鼓吹中农有组织生产的经验，贫下中农反而缺乏;编辑部某女同志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邓力群不主张这位女同志因此事跟丈夫离婚;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几乎“全拧”，即使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也从反面给人们打开了思路。
在我的印象中，邓力群有两个“异样”的表现，一是被批斗时不肯低头，把头按下去，让他重新交代，仍然是“这个问题哩……”，像首长做报告。二是他实事求是地“交代了”陈伯达修改并力主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代了”陈伯达要他来《红旗》，他不愿来，陈请刘少奇让他来，惹怒了陈伯达。后来，陈伯达几次来《红旗》，都问邓力群死了没有。
使我们感动的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看管”过他的年轻人，老邓并不计较。但凡他认为“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觉悟较早，表现较好的年轻人”，后来都得到了他的关心和爱护。
二
老邓在干校，身处逆境，苦读经典，著书立说，从容淡定。
1969年夏天，《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大部分编校人员都到石家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邓力群和胡绳到干校后继续接受批判，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但政治上的压力开始逐渐减少，进而有了转机：一是他们已成“死老虎”，很少再进行批斗;二是《红旗》编辑部出现了一个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小集团”，打击这个“小集团”成为主要目标;三是陈伯达、林彪相继倒台，政治压力大减;四是1973 年初，周总理指示中央机关高级干部回北京检查身体，老干部恢复工作在望。邓力群自己总结在干校的“两大收获”，一是干重体力劳动，身体变好，几种疾病不治而愈;二是读书，每天三小时，五年半坚持不懈。据老邓回忆，他先后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和《二十四史》等中外名著320 多本。
我在干校作了七年会计，去得最早，给大家号房子，包括给老邓号房子;回来得最晚，干校收摊要结账，但其间很少与老邓接触。有点关系的是关于“书”的几件事。一是向老邓借书。我和爱人都是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老邓带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便去借阅，老邓慷慨允诺，一次一至两册，还后再借，延续数年。二是帮老邓出书。老邓在干校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我到新闻出版署工作后，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帮助出版了此书。书是小32开，在当时的情况下，老人家也还满意。后来线装书店又帮他出了线装本。三是几年后，我在他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期间，老邓把在干校读过的加了个人批注的《鲁迅全集》借给我，希望我能完成有关鲁迅的研究成果。
三
老邓恢复工作后，中央渐次委以重任。“四人帮”倒台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老邓帮助干校“学员”安排工作。
1976年，我被分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但因文化部部长空缺，无人办理接收手续，后来请老邓帮忙，通过刚刚到任的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我转调到国家出版局工作。1980年初，老邓又将我调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这期间，老邓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邓小平复出时，邓力群被起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发起后，邓力群又被打入低谷。在“低谷”时期，邓力群再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担当的“硬汉子精神”，被传为美谈。对于“四人帮”攻击的所谓“大毒草”——《论总纲》，邓力群说，这篇文章的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他个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负任何政治责任。邓小平后来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桥，一个邓力群。
在这期间，我和爱人也处境险恶。我爱人在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家串门时说过江青不好，被当时在座的一个外地青年记住。这个青年人在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中被拘留，供出了我爱人骂江青，但没记住我爱人的名字，只说是一个女记者。这是张春桥亲自抓的一个案子，张将王副司令员的夫人拘留在一个医院里，追查这个“女记者”归案。祸不单行，我因在我爱人所在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等待分配，该院宣传部某领导听说我反对“批邓”，便组织人到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社调查。恰在此时，“四人帮”落网，王副司令员最先得到消息，他女儿最先跑到我家报信，我们立即骑车赶到老邓家通报这个“天大新闻”。赶到邓家时，我们隔窗见室内有人，老邓在流泪，便知道他已知晓了，我们便骑车返回。后来谈起，老邓说知道我们去过他家。
党的事业的艰巨复杂，造就了一批几起几落而不改初衷的共产党人。人无完人，正像老邓自己所说，他有他的错误和局限，但他在被批斗时，不肯低头;在逆境中，坚信马列主义;在顺境中，对于诸多编辑学子，施以援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敢于担当，这些品质实为常人难及。
老人家在性格上的特点，也连着他的成就和局限。一次拜访时，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做人要“内方外圆”，恰中我性格要害。坐在一旁的罗立韵老人调侃说，你自己都不“内方外圆”，还要谢宏“内方外圆”，老邓淡然一笑。
四
老邓坚信共产主义，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守门人”而知名，但我对于有关宣传很不满足。我去《人民日报》工作后，一次去探访他时说，我们的一些文章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过于空泛，新话不多。老邓很是警觉，“噢?你自己写写看”，又说“不要着急”。
正好有一个机会，1997 年我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在那里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这篇长文。文章围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再定义”提出，现实社会主义不是经典理论所透视的未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承继关系，又有异有同。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相对峙，相互借鉴和交流，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2015 年我在《党的文献》上发表《我观“理论断层”》，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
这次学习对我个人是一次理论梳理，以后几年比较顺手的在《人民日报》撰写署名任仲平的政论，多是得益于这次理论梳理。遗憾的是，我未能及时送交老邓，当面聆听老人家的教诲。聊以自慰的是，几年后，听人转述他对我的评价是，“谢宏这样的人，1965 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老人家的评价，我“自感弗如”。他的评价大概主要是根据那七八篇署名任仲平的政论而得出的，那几篇文章的写作，多是得益于与老人家谈话后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得益于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多年的熏陶和训练。
大概五六年前吧，老邓的听力、视力都已下降，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少，但他希望几位师友(当年的中青年，现已成为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每人选择十几万字的东西给他，请秘书读给他听，每天读几段。我送给他的十几万字，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以及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长文《论民主自由和人权》、《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五十年探索，五十年辉煌》、《沧海横流，人间正道》、《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等。老人年迈，不便交流，我已无从探知老人家看过之后做何感想。我有一种感觉，即使在耄耋之年，老人家依然沉浸在他无限眷恋的世界里。
邓力群老人已经作古，经中共中央审定的《邓力群同志生平》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审视历史，臧否人物，这是一个范例。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谢宏，曾在《红旗》杂志社、国家出版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新闻出版署、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新闻出版署副秘书长、录音录像管理司司长、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出版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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