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根网上看到一位署名“谭中”先生的头条文章《我对当前不幸发生的中印边境对峙的一点愚见》。在批驳了所谓此次中印边界争端是印度方面蓄意挑衅的“阴谋论”以后，谭中先生进而反驳用“战争”的方法来打破当前的僵局，认为其“使人不寒而栗”;其中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一段论述，颇有些“创意”：
现在回过头来看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军4885人阵亡(其中有1名准将旅长)，3968人被俘虏(其中有1名准将旅长)。中国军队722人阵亡，1697人负伤。有人说，印度“惨败”，的确不错。但中国是不是“赢家”呢?从鼠目寸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winning the battle赢了战役”。可是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也是很明显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方面，1962年战争把五十年代印度民间发出的“Hindi-Chini Bhai Bhai印度人和中国人是兄弟”的热情彻底摧毁，战争在印度民间造成的精神创伤至今仍然没有愈合(当年身体茁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精神垮了，身体也垮下来，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第二方面，1955年万隆会议上，经过尼赫鲁热情介绍，中国总理周恩来成为国际明星，许多亚非国家开始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印两国成为亚非新兴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领头羊，国际格局正在产生重大变化。可惜这一趋势遭到1962年战争的严重打击，中国陷入孤立。第三方面，最最重要的，两个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场恶斗，“和平共处”没人讲了，许多国家，特别是邻国，对中国的“敬爱”变成“敬畏”。它们和中国之间产生了一垛暗中的不信任与惧怕的屏障，不利于中国和它们进一步发展关系。
显然，在谭中先生看来，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国是赢了战斗，却输掉了整个中印关系，赢了面子，丢了里子，将印度-中国“巴伊、巴伊”的热情摧毁了，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得中国自己陷入孤立，邻国对中国充满了畏惧和不信任。
这里暂不赘述对谭先生该文其他方面的看法。单就1962年中印战争来说，可以坦率地说，谭先生所言，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简单地说，中国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目的，不是如谭先生(以及现在许多网友)所想象的，是简单地用战争的方法来将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印度方面，而是为了坚决制止印度方面企图将印度的主张单方面地强加给中国方面。
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事实，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述和考证(英文原版：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Jonathan Cape Ltd, 1970)。香港的《南华早报》2014年3月份还有一篇报道，可参考：
http://www.scmp.com/news/asia/article/1461099/neville-maxwells-revelation-reveals-india-was-hiding-nothing-over-its-1962
这里笔者仅就记忆所及，简单地说个梗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了解在中印边界东段存在着争议。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印两国人民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考虑到达旺等藏南地区事实上已经为印度所控制，可以在两国平等谈判的基础上，划定新的边界;新的边界可以在事实上(不是在法律上)大体按照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是，就中国政府来说，既不可能不经谈判，就单方面让步接受以麦克马洪线为走向的边界;更不可能承认历届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只能接受经过两个国家的平等谈判来划定新的边界。在中缅边界谈判中，中国就是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英印政府时期，根据英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其所主张的边界，曾多次发生变化。在整个英印时期，其实际控制线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后来所说的传统习惯线。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突然加速了向北蚕食的进程。大概是在1950年前后，印度军队强行驱逐了几百年来一直在达旺地区行使行政和宗教权力的西藏地方政府势力，并在解放军进藏以前将印度的实际控制区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
但是中印边境争端在1959年以后真正激化，却不是因为东段，而是因为西段。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印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沙皇俄国势力范围的目的，曾经设想将中印边界西段一直向北推进到昆仑山脉(不是现在的喀喇昆仑山脉)，这就是所谓的“约翰逊线”。约翰逊线提出后，从来没有作为外交照会向中国政府提出过，只是存在英印政府的档案里。后来印度方面就是根据这个本来已经被英印政府弃用、存在档案里的约翰逊线，一口咬定，中印边界西段已经“划定”，不容谈判。
昆仑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区，就是阿克赛钦。历史上是无人区，历史上任何印度的土邦或英印政府从来没有有效控制过。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在那里修建新藏公路。公路修了好几年，印度根本不知道。印度方面最早发现那里有公路，竟然是通过中国的宣传画报上所附的一张地图。因为地图太小，印度还不敢确认中国的公路是否确实通过了印度主张的领土，于是就派士兵去侦察。头一年派去的几个士兵都冻死了，没有回去。后来费尽周折，总算是“确认”了，中国已经“侵入”了印度领土，于是尼赫鲁向周恩来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转折点。
印度在西段的无理要求完全出乎中国政府方面的预料。中国方面以各种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均无效果。毛主席还曾经匿名请外交部转达给印度方面一封十分坦率的信，大意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方(美帝、国民党蒋帮)，不在西方，中国不可能那样蠢，蓄意与印度为敌，造成两线作战。印度方面竟然以信件语言粗鲁、不合外交礼仪为由拒绝接受。
1960年，周总理在顺利完成中缅边界谈判(事实上确认了中缅段的麦克马洪线)以后马上访问印度，做最后的努力。当时中国方面的谈判方案实际上就是，如果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可以基本上接受中国主张，则中国在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部分)可以基本上接受印度主张。这个妥协方案被印度方面断然拒绝。
尽管这样，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还不是必然爆发。当时中国政府的主张是，既然中印双方对边界的主张不同，那么应当采取实际的办法，即维持现状，双方边防部队脱离接触。这一现实主义的办法又为印度方面所拒绝，认为这是中国为了霸占印度领土而耍的花招。由于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迫使尼赫鲁政府要向中国“收复失地”，实行所谓“前进政策”，于是就出现了印军哨所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都全面推进的奇观。其中，在东段，印军哨所甚至在多处设在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在西段，大量印军哨所甚至建到了中国军队哨所的后方。在中印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夜，尼赫鲁当局还在公开命令，要将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才开始了全面的自卫反击战，在军事上取得全胜以后，在西段收复了全部阿克赛钦地区，在东段则恢复到1959年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大体符合麦克马洪线)。
所以，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决不是中国逞强凌弱，一味地要用战争解决边境争端;而是印度方面拒绝妥协、拒绝谈判，而且不珍惜中印友好关系，强行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解决边界问题;特别是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直接导致中印边界形势全面恶化，堵死了外交解决的大门，迫使中国方面不得不自卫反击。
至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果，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在战胜后撤军，是图虚名而弃实利。还有一种网上流行的意见，单纯从军事角度论证固守藏南的各种困难，并且认为“藏南守不住”是当时撤军的主要原因。应当说，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当时中国外交政策实际的基本方针。
1962年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以后又主动停火，在东段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后，而在西段则实际上守住了中国主张线。这样做，决不仅仅是如现在网络上所说的，单纯是为了某种军事上的便利，或者图得某种虚名，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总原则以外，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在与周边国家确定边界时，必须要照顾到双方的实际利益以及历史感情，边界谈判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多得一些领土，而是为了有一条符合双方实际情况的长期稳定的边界;也只有切实照顾双方实际利益和历史感情的边界才可能真正是长期稳定的。这里，边界的“长期稳定”，是当时中国政府关注的最主要的方面;为了这个主要的目的，当时的中国政府愿意做出一些合理的让步。
当然，既然说要照顾到双方的实际利益和历史感情，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周恩来就向尼赫鲁讲过，不能只讲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脉的感情，不考虑中国人民对喀喇昆仑山脉的感情。而当时印度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根本不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而是坚持边界已经划定，完全不能谈判，凡是不符合印度主张的地方，都是中国侵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断然反击，一方面挫败印度企图用武力单方面强加自己主张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在事实上在中印之间实现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边界相对稳定;并且中印之间目前实际存在的边界也在事实上最大限度地照顾了中印双方的实际利益和民族感情。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确曾考虑过以照顾印度在边界东段主张为让步，来换取印度方面对中国在西段主张的承认，由于印度方面长期以来拒绝谈判、不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即印度所主张的边界不容讨论)，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在西段坚持并实现自己的主张以外，在东段，也仍然要坚持对传统习惯线的边界主张;直至将来双方谈判就相关争议达成协议为止。
最后说一下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与谭中先生所说的中国在战后“陷入孤立”完全相反，不仅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普遍理解了中国的立场，而且中国作为大国和强国的地位，经此一战，更加巩固。在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直至1970年，在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阻挠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拥护下胜利地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合法席位。
相比之下，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1962年以后，确实曾经受到重创，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丧失了争夺世界主要大国地位的资格。如果说，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和战争冒险方针是“得不偿失”，那还是恰如其分，符合历史实际的。
孔夫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话，对一切学问都适用，自然也适用于中印关系。便用这句格言与谭中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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