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晚上8点左右，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一起去看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原来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毛泽东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调广州军区，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被调南京军区。丁盛这次是去视察舟山群岛以及大、小洋山岛的。大、小洋山岛在长江口外，离上海不远，岛上的军事由南京军区所属上海警备区管辖。视察后，丁盛一行从吴淞口登岸，下榻在军队所属的延安饭店。马天水等知道丁盛在上海，相约去看他。据王秀珍后来回忆：丁盛当时对他们说：
许世友在广州说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无冤后世无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后，是他搞我的家属、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属和孩子。他们在广州拉一批人请客吃饭，我在南京很孤立。我从广州来南京没带人来，我是襟怀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杀头的。[1]
丁盛说，这次军区开会，通知60军，但军长、政委都不来开会。60军政委是许世友的前任秘书，军长张明也是紧跟许司令的。他们听许司令的，不听我的。丁还解释说，60军驻防地就是从南京到苏州。[2]丁盛这些话，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听来，是对他们的提醒：离上海最近的驻军听许世友不听他丁盛的。王秀珍后来回忆，她听了这席话后的感觉，是心里很紧张，汗毛凛凛：
我想一个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指挥不动一个军，他很孤立，搞他是很容易的。我又听了丁盛说他不怕杀头，我想一个司令员都要杀头，那我们也要杀头了。所以听了丁盛的话，我感到汗毛竖竖，心里很紧张。以后，我将此事告诉了施尚英，要他心中有数。[3]
在王秀珍他们探望丁盛之前，6月28日，上海民兵指挥部上报市委《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这是一个例行报告。[4]但是，1976年上海民兵的武器发放，晚了许多时候。本来，在1976年一季度，总后勤部的预算总量武器已经陆续到警备区武器库。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按常规向上海市委分管民兵工作的王秀珍请示，要求下发。但王秀珍说：现在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武器发放慢一慢。拖到六月下旬，施尚英又一次向王秀珍提出武器下发之事，王秀珍要求他们按惯常手续，先向市委打个报告。6月28日，市民兵指挥部即向市委打了报告。7月3日，马天水打电话问施尚英，为什么报告上全自动武器不下发?施答这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批的意见。事实上，这是市民兵指挥部的意见。因为全自动步枪发一次是一百发子弹，半自动是五十发子弹，市民兵指挥部讨论时，觉得用全自动步枪训练太浪费子弹，提出暂不下发。参加讨论的李彬山同意。马天水意见，全自动武器还是全部发下去。但是，一个月过去，发放武器的报告没有批下来。8月10日，施尚英去康办开会，询问报告为何没批?马天水说：我早就批了，并将办文的干部找来。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对上海在苏北的大丰农场是否也要发枪有异议，所以没有将马天水的批文转民兵指挥部。马天水大发雷霆，指示说大丰农场单独处理。他随即在原来批过的报告上，又写上“立即发”，对施尚英说：你们明天就发。于是，市民兵指挥部于8月11日，开会布置发武器，到8月底，七万多件武器全部从仓库领出，到9月10日，大部发到基层。[5]
马天水为什么那么急地要发枪?文革后他自己在交代中说，是怕毛泽东逝世后打内战：“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主席病重后，我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也曾议论过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势万一发生内战和闹乱子，手里有点力量。”[6]而丁盛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文革结束后，对他审查的办案人员要他承认：因为他8月8日那天晚上，在延安饭店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讲了那番话，马天水他们才去检查枪发下去没有，急着要发枪。[7]丁盛不承认自己曾经讲过那番话。但不管发放武器是否与丁盛的话有无关系，对毛泽东病重病危的担忧，尤其对毛泽东逝世后可能的形势变化的担忧，不能不说是马天水急着发枪的原因之一。本来，上海的发枪是个每年例行的民兵行动，但因故拖延了，从年初拖到到8月才实施。这时毛泽东已经病危，又加上马天水批示“立即发”。于是上海的发枪，与毛泽东逝世，在时间上几乎重合。这不能不引起军队的警觉。
而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8日，一颗巨大的陨星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带着火球穿过地球的大气层，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爆炸，大量碎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一带，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沿原来的飞行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的三个地方。民间传说：这样大的陨石跌落在中国，是预兆着中国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的离世。当时，周恩来已经于二个月前的1月8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接着，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连北京都能感觉到严重震感。终于，仿佛是应验着天人感应的陨石传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逝世，市民兵指挥部继续根据原来的工作预算，又下发了六万余发子弹和一万五千万发炮弹。到9月中旬，毛泽东逝世前便定下的武器发放，基本完成。
9月21日，在北京参加卫生部会议的徐景贤，去钓鱼台张春桥住所看望张春桥。谈话中，张春桥悲观地表示自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早就准备杀头了”。[8]徐景贤后来回忆：
那天，在谈到上海的工作时，我说在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王秀珍已要机关党委转告各方面不要议论了。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他特别关照说：“你回去再跟老马说一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指要张当总理的大字报)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今年年初我已经给老马打过电话了，你再说一下”。
张春桥说到谨慎小心以后，把话题一转，他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他很恼火地紧接着说：“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指‘四人帮’)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
张春桥还当我的面对上海工作发指示，说什么要引导群众，要有信心，要振奋精神，团结的面要广一些，等等。
张春桥当时还对我说：“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9]
我向他当面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我们“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春桥很注意地听，完全是默许和支持的。[10]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11]
对毛泽东逝世，张春桥心中是哀痛的，这种哀痛，是对毛泽东的感情，也是对自己命运的预感。这种心情和预感，张春桥曾经对萧木也有所表露。在徐景贤去看张春桥前几天的9月18日，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那天，萧木也参加了大会。他从钓鱼台步行去追悼大会现场的天安门广场，足足走了三、四个小时。萧木步行，是为了收集民众对毛泽东逝世的反应，为自己写小说积累资料。追悼大会结束后，回到住处，萧木便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萧木去他的住处。张春桥平时与别人很少私人交往，能说话的人不多。他将萧木叫去，看来有很多话想找人聊聊。萧木讲起自己步行一路的见闻，说毛主席逝世，大家都很哀痛并担忧中国的未来。萧木讲述时，张春桥不时地插些话。张春桥并没有要求萧木向上海传达他的这些谈话，但事后，萧木将这次谈话回忆整理，寄给了朱永嘉：
朱、王、王、陈、赖、章：
九月十八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垮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毛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我们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要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遣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同志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他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渡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夜[12]
萧木后来解释他最后的那两句话“小人苦哉”，是因为张春桥并没有让他转达这些话，他怕张春桥知道后责怪，所以他要朱永嘉看后即销毁;“大人苦哉”，是担心如果自己对张春桥的这些话回忆或理解有误，会给张春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3]
9月27日，萧木准备回上海探望病重的妻子，临行前向张春桥告别。张春桥和他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很零散，许多是关于写作方面的。因为萧木回上海的另一个目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想完成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张春桥自己过去也曾写过文艺作品，两人在这方面很有共同语言，聊了很长时间。当然，也议论局势。[14]张春桥说：
以前看文件，主席在，就看一遍，比较马虎。现在主席不在，不得不多着几遍。
我讲到生产问题时，张说：1967年工厂停产，经济是个问题，明年春天要有反映，上海工作要做得好一点。上海还没有经过大的考验，林彪要搞上海没有搞成，邓小平也没有搞成。上海要经得起考验，要多做工作，不要出头。[15]
张春桥与萧木的两次谈话，全是两个人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张春桥都没有要求萧木向徐景贤等人传达。但是前一个谈话，萧木整理后寄给了朱永嘉;这个谈话，萧木回上海后，应徐景贤要求“吹吹中央小道消息”，也向徐景贤转述了。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上海没有接受大的考验”，被解读为张春桥布置上海准备对抗。[16]不过，张春桥的这个预感确实是先验的。这个预感，将在不几天后被印证。
注释：
[1]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2]在丁盛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些话是徐景贤文革结束后捏造的，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为此他文革后特地去找过徐景贤要求对质，但徐景贤家人说徐景贤不在，他认为徐景贤这事躲避他的对质。引自丁盛口述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3]王秀珍1981年1月16日。
[4]每年，解放军总后勤部都会对全国民兵的武器装备制定计划，下发到各大军区，对上海的民兵武器装备计划是发到南京军区的，由南京军区同时发始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这些计划发放武器下发入库后，由警备区管理，市民兵指挥部根据总后勤部制定的年总量，相应制定分发预算，细化到每个师。预算报告主报上海市委，抄送警备区，抄报南京军区和总后勤部。市委批覆后方可下发武器。
[5]以上关于发枪的内容引自施尚英1976年12月11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
[6]马天水1976年12月15日，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而在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材料之三》中所引王秀珍1976年12月6日的交代中，说“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王秀珍这个交代将马天水急着发枪的原因，说成是因为王洪文的电话。但是，笔者尚未看到马天水本人的交代。按常理，如果有马天水关于王洪文打电话催他发枪的交代这样重要的直接证词，专案组应该不会再转弯引用王秀珍的交代。
[7]《丁盛回忆录》。
[8]《上海文革史话》第936页。
[9]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
[10]徐景贤1976年12月]2日，转引自《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9期。
[11]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材料之三》，张春桥这句话是朱永嘉交代中转述徐景贤的回忆。不过朱永嘉的这个交代没有被标明日期。
[12]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版。
[13]这是萧木对笔者解释的。
[14]这是萧木告诉笔者的。
[15]萧木1980年7月8日《谈话记录》。
[16]徐景贤的交代中说是张春桥让萧木带话，但萧木对笔者说，张春桥当时只是和他信口聊天，也没有托他传话。这些话，是他回上海时，经过康平路会议室，正在学习的徐景贤等市委干部看到他，让他谈谈中央情况。他于是向他们回忆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徐景贤马上就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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