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成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质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在苏联，党员、干部，也是要由干部子女来当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当党员、干部。
毛主席经过观察和思考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主席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但是，在当时，毛主席还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组织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正当毛主席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主席寄来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主席的是1966年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这份报告对毛主席的启发很大。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吻合。基于这一考虑，毛主席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学校”。毛主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但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不久，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搞“文化大革命”之上了。毛主席早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就对国家各级政权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很不满意，他早就想要精简机构。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各部委均建立“革委会”。在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除一些仍保留的部委外，有一些部委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建立“革委会”。这样，一并一撤，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的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的数量，当时虽然没有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精简出来的干部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之时，远处边陲的黑龙江，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委会”也一直在为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发愁。一开始，“革委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干部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干部仍然闲着无事可做。当时“革委会”负责人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锻炼自己。“革委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并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名，将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这里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委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上报。
毛主席看到这个材料后，于1968年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毛主席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主席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办，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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