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上）

林毅夫教授从1979年怀抱篮球从金门游泳到厦门登陆，然后在北大和芝加哥大学读书，1987年回国。今年是其在大陆从教三十年，北大还举行过相关庆祝活动，老田作为一个从1986年开始学习并长期阅读林毅夫权威著作的经济学学生，也借此机会来抒发一下对权威教授及其权威观点的读后感。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在现实世界中间的具体个人，是如何很容易就误入谎言深处，且自此难于摆脱谎言苦海而无法返航的。要而言之，林毅夫三十余年的学术努力，相当于是由美蒋合伙来为土共总结经验和教训。最后的结论是：土共的方法和经验完全不符合美蒋的共同经验和努力方向。

借用托马斯·库恩的看法，美蒋与土共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巨大认识论鸿沟，相互之间在经验和理论上完全是不可通约的。正是这个方法本身，就决定了林毅夫的理论努力无法啮合经济统计数据和经验事实，所以就只能够别出蹊径，以本质论的方式勉强进行。当然，在后果上肯定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土共的历史和经验被彻底虚无，这是那种方法论被选择之后附带的必然后果，无关学者个人的主观动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存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其主流和源头来说，首先是一种考察历史经验的方法：以美蒋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范式，去剪切土共的政治历史和经验并极端勉强地做出评价。

本文只就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退出权和自生能力三个主要的权威观点作出评论，这是林教授仗以横行宇内的三大权威观点。目前林教授尚在鼓吹中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观点，而是对他比较优势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林毅夫1987年回国之后受到杜润生看重，雇佣为超级写手（厅局级研究员），专门论证分田到户激发积极性带来的“瞬间增产效果”。有道是：一个人要说点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真话。林教授积三十年日一日的努力，在艰难地践行着人所难能。不过，相比较他的同事周其仁，林毅夫更加谦和与讲道理，甚少像周其仁那样以泼妇骂街的方式在学界打码头；与他的北大同事张维迎相比，林毅夫教授甚少表现出歇斯底里的于连情节——为富人吃饱捞足而不遗余力。所以，老田写这篇文并不是要说林毅夫特别坏，而是说中国主流经济学打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先天不足，林毅夫作为佼佼者也难逃其局限。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反经验状况

战后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成为改开搞早期国内政学两界的热议对象，以为其内部必定存在着某种成功秘诀，需要加以借鉴。而林毅夫等人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间，把这一份成功解释为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

在该书增订版的序言中间，在强调比较优势之后，林毅夫转而批评中国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没有实行比较优势。他解读毛时代工业战略的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现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目标，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作为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入手，以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为目标。这种改革破坏了原有体制内部的一致性，为了落实放权让利的措施，改革逐渐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推进，并越来越触动传统的发展战略。”

我们来看一下林毅夫教授是怎样卖力地菲薄毛时代发展战略的。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间：

“图中表明，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1]

经过了十多年之后，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名词之下，继续翻新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

林毅夫的论证中间，没有考虑全球贸易的不平等结构性质，也没有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资本状况。林的观点在学术圈内曾经以更为通俗的方式争论过，林毅夫等人认为毛时代的发展战略错误是——“轻工业太轻，重工业太重，重工业自我循环。”这样的观点，在1950年代就曾经提出过，在决策层中间依据经验数据做过很明确的回答。按照当时计划经济对投资安排和轻工业原料增产状况的评估，新中国的状况是农业太过落后，轻工业原料存在严重的生产不足，而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数量却颇为可观，按照轻工业原料产出水平安排了轻工业投资之后，剩余资本投入重工业之后，导致整个投资比例向重工业的严重倾斜。也就是说，依据经验材料，重工业优先不是如林毅夫等从理念出发的想当然：违背比较优势的人为战略选择，而是实际上存在着资本积累的相对过剩——相对于轻工业原料而言资本数量过多，不得不投入重工业。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间，对这个真实的逻辑过程，有过极为明晰的说明。

我们可以就林毅夫的重工业人为投资过多，李富春的轻工业原料不足的说明，依据统计数字进行比较对照，事实说明，林毅夫对于比较优势的理论想当然，无法吻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事实证明，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阶段到来之前（最主要的标志是家电产品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轻工业原料主要来自农业。

实际上，轻工业原料增产的条件，是与农业粮食产量满足温饱水平需要有关系的，在此之前，大量土地和劳动力都需要优先投入粮食生产，轻工业原料的增产条件是：全国粮食总产量满足温饱需要的最低水平。此后，轻工业原料才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从农业统计数据看，在人均粮食产量突破350公斤之后，才开始了一个经济作物快速增长的时间段，大体在1980年前后出现的，即分田之前的两年。（全国多数省区分田到户是在1982年秋后）

很明显，轻工业原料增产缓慢，才导致轻工业投资在国家工业投资中间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带来重工业投资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为原料不足，60年代纺织工业的投资重点开始转向纺织原料，重视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生产。轻工业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4%，“二五”时期也是6.4%，1963～1965年下降为3.9%，“三五”时期为4.4%，“四五”时期为5.8%，“五五”时期为6.7%，“六五”时期为6.9%。从1953-1985年合计只占6.2%（对照重工业为45.0%，农业为8.9%）。【《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除了轻工业原料增产状况的经验数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对照一下有关理论界的深入研究成果：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比较优势远没有成功的学习型社会重要。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看法：“西方国家从1800 年左右起开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亚洲诸国近年来也开始了这一进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累积带来的效果。”“与弄清如何增加资源积累或减少短期资源配置无效相比，成功创建学习型社会将对提高长期生活水平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市场有效的推测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场是无效的。”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罗承认，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因为研究和开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或因为学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问题，都广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不管针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何，大家都一致认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责任创建学习型社会。”【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的中文版新书《增长的方法》第一章，中信出版社即出，网址：http://www.guancha.cn/SiDiGeLiCi/2017_07_22_419414_s.shtml】

针对斯蒂格利茨对比较优势的批评，林毅夫回应说：“学习自然是重要的，但学习也要结合比较优势，如果学习的产业和技术违背比较优势，那在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中的市场中不具备自生能力，学习也不会成功。”（同上）

在现实的世界中间，所谓的比较优势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批评，说这些国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不愿意接受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理分工。在这个方面，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兴起的依附论学派，专门对于非洲和拉美各种后发国家战略纳入全球体系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结果表明：依附性的发展战略会导致大量的资本和利润外流，损害欠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实绩。（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采取比较优势和依附性战略本身，就会永远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贡德尔·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统治阶级往往把稀缺的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而导致大量劳动力人口被积压在社会底层而处于无所事事的半就业状态。（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可能选择“脱钩发展”（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脱钩发展的说法较为生僻，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说法，中国民众都非常熟悉。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和后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推荐了一种线性的发展观，全球体系的发展历史到底是线性的还是结构的，这个方面并非不言自明。依据华勒斯坦开创的世界体系学派的看法，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中心国家、半中心国家、边缘国家的体系，处于中心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处于边缘的不发达状态为条件的，发达和不发达状态是依据国际贸易和资本收益分配状态而决定的。外围国家生产低价值产品，而中心国家处于高附加值产业链位置，这价值链的高和低，是发达或者不发达状态的关键。（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今天的全球格局中间，中国处于外围而欧美日处于中心，华勒斯坦高足、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路爱国指出：改革三十年后，中国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围国家呈现的不发达状态及其表现，中国都已经具备了，并且还处于结构性的锁定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从毛时代的脱钩发展战略，走到今天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一个外围国家，业已锁定在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上。

与林毅夫推荐的线性发展观不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含蓄地推荐了结构论的发展观，并且把结构论发展观的认识基础，十分合理地与有限地球资源如何合理分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m.drhuete.com/Article/jingji/2017/08/382033.html】

依据全球体系的结构性观点，中国不可能出现林毅夫所描述或者许诺的，经过比较优势的发展和新结构进步，变成一个中心发达国家，这是欧美日所不容许的，也是全球不可再生资源所无法支撑的。如果真的要走向林毅夫所许诺的未来，那将不是经济战略问题而是如何打垮欧美日使其成为外围，中国变成独一份的中心国家，这肯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和自然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颠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享受发达状态的生活水平依然是地球所难于承担的，这就需要把欧美日彻底边缘化使其资源消耗水平下降到必要程度才行。这样的结构性颠覆，绝对不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

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冷战，从外部决定了中国并没有自主选择的空间，林毅夫等人的批评不仅一笔勾销了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罪业，还反过来把这个责任扣在中国的决策人头上了。正是在林毅夫等人的想当然批评中间，刻意遮蔽了中国战略选择的外部国际政治环境：1949年美国拉着西方17个国家一道拼凑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管制和禁运，对新中国的管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直到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才把中国从管制最严厉的Ｚ组调到管制较松的Ｙ组，此时对华出口管制水平相当于对苏联的70%；1980年单列为P组，1983年在里根任上才调整到较宽松的V组。也就是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伙，从外部强制帮助中国必须选择“脱钩发展”战略，而不是加入全球体系发挥比较优势，这一点也是与日本和四小龙的外部条件完全不同的。

【参阅：http://www.docin.com/p-470418740.html】

从中国的实际发展战略执行效果看，也没有出现林毅夫所说的轻视轻工业的状况，更不存在发展轻工业能够节约稀缺资本的现实可能性。以轻工业中间规模最大的纺织行业为例，建国后33年间中国新增纺锭1519万锭，占全球同期新增数五分之一强。而且，国产设备价格不到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且西方国家的设备多为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合并结果是使用进口设备后，单个劳动力就业配套投资水平十倍于本土机械，远高于国内重工业对轻工业的有机构成差距。

由于国内生产的设备，在价格上能比进口纺织设备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国产棉纺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还不到进口设备价格的30%。这样，就能以同样的投资建设更多的工厂。“新中国成立后仅三十三年，棉纺织工业的设备规模就发展到2,019万锭，新增1,519万锭，相当于旧中国的3倍。”“‘一·五’时期建设的240万棉纺锭和相应的印染厂，……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纺织机械制造业已能每年生产棉纺设备70万锭。不但装备了国内纺织工业，而且开始出口援外。”“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棉纺总锭数共增加6,151万锭。其中，增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净增了1,270万锭，占世界净增棉纺总锭数的20.7%，居世界第一位。”“世界各国纺织厂的劳动生产率，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的纺纱劳动生产率为最高；七十年代末，折合20支纱用工，一般水平分别为每吨7.8工、10工和12.2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国外，一般水平为每吨纱30工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充裕，工资水平低，而能源供应紧张，电费高。因此，不单纯为节省劳动力而采用耗能高的设备，而侧重于提高设备生产率和控制能源消耗，以及设备的看管和维修较易掌握等。”【钱之光主编《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

就产业装备的实际投资数量来校验，并不存在林毅夫所说的情况：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节约投资帮助扩大就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恰好相反，引进西方国家设备的轻工业装备，其资本有机构成，还远远大于发展本土装备业的要求。

每一种理论研究，在其展开时都需要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进行简化和抽象，但是，像林毅夫这样，把最关键的事实和逻辑要素都省略掉了——从轻工业投资的原料条件，到全球体系的不平等交易现实，再到国际政治的硬性限制——来展开其理论想象力，这样的理论研究方式完全是匪夷所思。从真正的社会经济质变所需的学习型社会的变革诸项因素看，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不能不是彻头彻尾的瞎说，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就一直被这样的瞎说笼罩着的，至今依然如此。

林毅夫的文章在美国顶尖权威杂志发表，其作品往往受到世界银行赏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一切有助于维护西方优势地位的学术或者话语产品，肯定会优先得到奖挹。萨义德以赞成的口气引述另一位美国批判知识分子的看法，“1982年，诺姆·乔姆斯基得出结论说，在20世纪80年代，‘北南冲突不会减弱。必须设计出新的支配形式来保证西方工业社会的特权对全球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牢固控制，并从中获取不成比例的利益。’”[2]

对五四之后第一代西化学人来说，尚存争夺东方学正统的雄心，傅斯年就说过“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间傅高度重视和史料和考古材料的重要性，换言之，那一代学人除了要夺取东方学正统之外还重视本土材料的合法性。而林毅夫这一代人的西方学术入华过程，是在理论结论无法啮合材料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不得不连材料一起弃如敝屣，因此在林毅夫等人进行的东方学研究中间本土的材料合法性都丧失了地位。以林毅夫所代表的东方学研究状态，应该是人类有东方学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度，一位经济学爱好者发现：“中国学者却生活在小农时代，喜欢农贸市场卖茶叶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统计图表，而是引经据典，《中国统计年鉴》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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