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人已经谈过越南、朝鲜的问题，这里主要就谈谈新疆和蒙古草原地区吧。
第一，所谓疆域的问题，要看以什么为标准。如果只是看地图，那就是地图开疆了。
首先是前面已经有人提到过的时间段的问题，用汉朝全盛期的疆域地图来跟在战略上已经进入以稳定为第一目标的时期来比，这是不公平的。
其次，纳入版图和实际控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汉朝有许多地方名义上是在版图之内，但实际控制力是比较弱的，不要说西域这些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内地，长江以南也有大量区域的开发程度很低，实际上由少数民族控制。要不然夜郎国国王怎么会问汉朝使节谁更大这种问题呢?但在地图上，这些地方都是画在汉朝的疆域内的。
三国时期，东吴的面积看上去挺大，但荆州在刘表去世之前，仍然对东吴保持着碾压性的优势，甚至一个黄祖都能压制东吴多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吴在孙权接手的时候，实际控制的区域非常有限，今天的浙北赣南一带还有大量的山越，孙权一直到拿下皖城，也就是今天的安庆，才稳住了这一带，开始向更上游的江夏郡开拓。
明朝则不同。明朝纳入版图的地区，基本上都设官置守，不仅要统，而且要治，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的平定和经济开发，就主要是在明朝时期完成的。这在汉朝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国时期蜀汉看上去面积不小，但国力却很弱的原因，因为它所在的西南地区，大量区域都是少数民族控制，真正汉人比较集中，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一带。
第二，在对待北方游牧民族的策略问题上，汉朝和明朝完全不同。
汉朝以强攻为主，而且持续不断的打击匈奴，直至最后彻底迫使匈奴放弃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一带。这当然是开创性的武功，值得赞扬。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战争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汉朝对匈奴也不是全程保持强攻，而是始终在和战之间摇摆，自己国力比较强盛了就进攻，比较弱了就和亲、赏赐。
同时还要看到，汉朝的这种接触、打击和交往的政策，虽然赶走了匈奴，但并未彻底解决来自蒙古高原的战略威胁，匈奴之后有乌桓，乌桓之后又是鲜卑。西汉、东汉始终没能完成对匈奴威胁的彻底消除。
反观明朝，在建国初期，也就是太祖、成祖时期，对蒙古进行了多次战略性的主动出击，而且都是以寻找对手进行战略决战为目标，彻底击溃和消灭对方。这和汉武帝时期的汉朝政策一致。需要提醒的是，此时明朝面对的北元政权是一个在内地进行过近百年稳定统治、拥有全套国家政治组织体系的国家，而不是汉武帝时期面对的匈奴，当时的匈奴本质上并不能算一个国家，而是游牧部落联盟。
在这之后，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始终拒绝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朝贡贸易，甚至在中期大举修筑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作为防御工事，来全线隔绝与游牧民族的交往。
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对中原农耕地区的诉求很少是征服之后建立直接统治，而是希望以战求和，通过战争来迫使中原和他们进行交往、朝贡贸易，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一个强大的草原少数民族联盟。一旦无法和内地交往，被隔绝了，他们反而会衰落得更快。
所以，明朝即使在遭遇了土木堡之变这样的重大挫折，但仍然没有接受瓦剌的朝贡要求，继续坚持封锁和对抗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整个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除了瓦剌之外，蒙古草原地区再未形成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政权，来挑战中原地区的安全。
这种政策长期持续下来，就导致了蒙古民族的衰落，人口锐减。这也是清朝能够崛起的重要条件。如果蒙古草原有一个比较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国家，以女真当时的条件，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明朝对蒙古的长期封锁，就没有清朝的崛起。
第三，疆域版图的稳定性方面，明朝完胜汉唐。
无论汉朝还是唐朝，虽然一度征服蒙古草原和新疆地区，乃至中亚，但能够建立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本质上，这种看上去雄图大略的对外开拓都是以进攻为防御的策略主导下的产物，无论汉朝还是唐朝，都没有打算在这些化外之地建立稳定有效统治，而是维持秩序，避免崛起一个新的强大政权来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
明朝虽然未能在新疆建立直接统治，但明朝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区域都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控制和统治体系。而汉唐在少数民族区域的政策则波动性很大，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这种大规模、长距离的远征，消耗之大可想而知。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统治，就是得不偿失的。
第四，明朝和汉唐时期相比，新疆的开发程度完全不同了。
汉唐时期，新疆人口还很少，北疆由游牧民族控制，南疆是一些绿洲城邦国家，新疆的实力远远低于蒙古草原地区的匈奴。而到明朝时期，因为蒙古时期新疆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民族融合比较充分，又有瓦剌进行统治，总体而言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蒙古地区。所以，如果明朝想要征服新疆地区，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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