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68问杨继绳：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吗
《墓碑·第六章、富饶的饥馑》：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
一、江渭清的“绘声绘色”回忆
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当面严厉批评了他。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党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答：“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所以，后来毛主席当着各省的第一书记说：“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打坝，是我们湖南那边的土话，就是抵制、阻止的意思。
8月，彭真到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在省党委会上，彭真讲话，当面质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他所指的意思是省委领导班子里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当即回答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渭清回忆录》中说：“这两次谈话，一次是毛主席当面向我下达的指示，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来传话。我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都‘打坝’了。所以，可否这样说：我们江苏反了右派，并且同样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就党内来说还没有因为反右而到过分‘伤筋动骨’的地步。从省委党委起到地、市、县委这几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没有扣‘右派’帽子，保护了下来。”
个人回忆，客观上来说，由于时间对记忆的磨损，难免会出现一些记忆差错，所以，即使不受任何主观因素影响，也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事实上，个人回忆是很难不受主观因素影响的，只要稍带个人情绪，便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更有一些为主观左右的所谓“回忆”，则完全违背历史真实，实质就是谣言。
江渭清的这段回忆，属于自赞之词。有没有出现记忆差错或是主观倾向?肯定有。 请看下面分析：
二、关于毛主席当面质问江渭青
1、“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党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是个病句。
这两个问号，有前问就没有后问，有后问就没有前问。因为，只有在对方“有而不反”的前提下，才能质问“为什么不反?”而前面的问号，十分明白的显示出毛主席并没有肯定省委常委里面有右派，怎么会无端地质问江渭清“为什么不反”!
2、“毛没有料到江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应不可信。
江渭清回答的“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后面虽然用了引号，但从下文江渭清答的“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来分析，此前他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反”，话语只能算是软磨，不可能引起毛主席拍桌打椅的雷霆大怒。再说，毛主席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不是简单粗暴、一点就着的炮筒子，当面顶撞的事见多了，像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公开顶撞都做到了以理(礼)相待，江渭清这几句话怎么可以激怒毛主席拍桌打椅呢。
3、江渭清回答的“要反右派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是十分明显的以辞职相要挟，是硬顶。如果毛主席真的易于动怒，拍桌打椅也应在这个时候。而江的回忆恰巧相反，毛主席却在这时候由盛怒消了气，作何解释嘛?莫非全中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当江苏省委书记，所以，毛主席不得不服了江渭清!
4、毛主席当着各省第一书记说的“对中央的指示，……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明白无误地要求地方领导都要向江渭清学习，对中央(包括对他自己)不正确指示进行抵制，实际上也是对江渭清的一种表扬，表明他从内心认可了江渭清对反右的态度，哪里还会有杨 继绳说的“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
三、关于毛主席派彭真打招呼
杨继绳说的毛主席“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虽然出自江渭清说的“一次是他派彭真同志前来传话”，但江的此说不合事理，很不可信。
依常理而论，毛主席要求江渭清反右，如要分两步告知，两步的顺序是：先派彭真传话。彭真传话没有效果，自己再亲自打招呼，以求落实。可是，在江渭清的回忆中，这两步正好相反,是毛主席亲自打招呼无果以后，再派彭真去传话。这种方式，只有彭真说话比毛主席说话更有份量才能使用，否则，就是多此一举，彭真传的话就是废话。毛主席难道会不明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竟然在自己亲自打招呼无果以后，再多此一举，让彭真去说一通废话。有这个可能吗?!
更难解释的是，毛主席7月当面被江渭清“打坝”，并且肯定了江渭清的“打坝”有理，又公开号召各省第一书记“打坝”， 却在8月又派彭真传话，让江渭清再次“打坝”，这不是自讨没趣嘛!难道毛主席会不知道，江渭清第一次“打坝”尝到了“甜头”，第二次没有可能不“打坝”吗?
总的一句话，曾经被江渭清“打坝”过的毛主席，不会再派彭真来江苏向江渭清传话!
那么，江渭清为什么说是毛主席派彭真传话呢?这就是个人的主观因素起的作用。江渭清这段回忆就是自我表扬，是吹嘘炫耀自己顶住来自毛主席的反右压力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功劳。毛主席一压再压比一压的压力大，而他自己一顶再顶(毛主席)比一顶的“顶功”大。反正彭真是中央派来的，反正毛主席是党中央主席。当然，也不能排除彭真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打毛主席的牌子，抬高自己的身价。
四、为何回避毛主席的“打坝”说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写了一篇《北京政争与地方 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也捕捉了江渭清顶抗毛主席的这个“闪光点”大做文章，贬损毛主席。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个“假设”的解释：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
这位高教授想象历史的本事实在是高，可是，在他充份发挥其对历史的想象力的同时，却和杨继绳一样，也回避了江渭清回忆中的一个客观历史事实，这就是毛主席的“打坝说”!他们为什么都要回避毛主席的“打坝说”?我们不妨再回放一遍毛主席的“打坝说”：
“对中央的指示，你们不要一听就说这是中央的，就完全照办。正确的，你要执行;不正确的，你要过滤，打坝嘛!”
打坝是什么意思?江渭清的注释是：湖南土话：抵制、阻止的意思。
上级被下级当众“打坝”，一般人的感觉都是很尴尬很丢面子的事，可毛主席却借此公开号召各省第一书记对中央不正确的指示要“打坝”!这才是毛主席此次江苏之行的真正目的，与杨继绳的“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和高华的“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完全相反。
原来如此!试想，企图把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完全推给毛主席的杨继绳和高华们有可能会把毛主席的“打坝说”告知读者吗!?
五、真相也许就是这样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才把高华教授请到本文来了。高华教授不是提出了一个“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嘛。他给出的答案是：“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其“兼而有之”的证据就是这个“江苏的事例”——去掉了“打坝说”的“江苏的事例”。而没有“打坝说”的“江苏的事例”是不存在的。
所以，高华的这个无稽之谈如不是出于恶意，就是显示出的稚气。倘若毛主席是一个凭“理论推断”和“一时之兴”办事的人，那么，今天的世界上当真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了。自然也就不会有毛主席。毛泽东这个名字连飞出韶山冲都没有可能!
那么，毛主席这趟江苏之心的动因是什么呢?也许，请恕我效法高华教授，也用“也许”了，也许是中央高层真有人“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而毛主席不甚赞同，于是便有了江苏之行，便有了“打坝说”。中央高层这位见江苏一直没有动静，于是便派彭真来江苏坐镇。
这个“也许”是否成立?反正在江渭青的回忆里，毛主席这趟江苏之行，最终既没有要求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也没有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在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而只是向他们推介了一个“打坝说”!
所以，我的这个“也许”，也许应该成立。
那么，谁是中央高层的这个人呢?也许小平同志是不二的人选(这是我的第二个“也许”)。
因为，身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他，又是党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为副组长)。
据统计：从1957年6月到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书记处会，共计43次。而研究反右派问题多达37次，月均5次还多。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派共20次;专门听取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关于整风反右汇报有9次;主要研究反右派 ，也涉及其他的有8次。而专门研究其他工作的仅仅只6次。这就说明，邓小平及书记处57年主要是集中精力主持、领导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其他工作管得较少。
不无遗憾的是，邓小平所主持书记处“研究”或“听取汇报”反右派37次有关反右派会议，《邓小平年谱》只有二次解密过邓小平的几句话，其余的35次会议，对邓小平的思想、指示连半个字也没披露，把邓小平“编辑”成只主持，不说话的“哑巴”(《岳青山：反右扩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是毛泽东吗?》·附一)!
我的第二个也许是否成立?就凭主持37次会议有35次“没说话”，这个“也许”就也许成立!如果你看过《岳青山：反右扩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是毛泽东吗?》以后，也许你就会觉得：真相也许就是这样的!
杨继绳们企图以被他们阉割了的江渭清回忆为突破口，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加在毛主席的头上，其实是没有门的!
那么，毛主席对此有没有责任?有的。毛主席的责任在于过分笃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对于自己制定的正确的反右斗争方针政策没有抓检查落实，以致具体抓反右斗争的小平等人自行其是，最终导至反右的扩大化。
六、毛主席为反右斗争制定的方针政策
1957年5月15日，反击右派前夕，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在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1957年6月10日，起草《关于打击右派分子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文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
6月29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加写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8月1日，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指示》。文中指出：(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会增多。(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 、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避免泛滥无归，陷于被动，丧失同情。 此点必须注意 。(四)批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多数人心服，切不要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
以上各条，包括本文提到的“打坝说”，只要具体执行者切切实实的认认真真的贯彻落实了几条，哪怕是切实认真落实了一条，哪里还会出现反右斗争扩大化!
附一、岳青山：反右扩大化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是毛泽东吗？
http://mzd.szhgh.com/pingshu/201512/103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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