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就是迁都，这一主题也贯穿在中国千年政治变迁中。曹操在赤壁兵败后，在邺城建国。曹丕篡汉之后，再次从邺城逃离，重回两汉双都之一的洛阳。在我看来这是曹丕的一大败笔。政治中心的转移，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化组合，也是最为凶险的事情。这一结论已经被历史事实反复验证，不得不细细筹划。
曹丕的政权并不稳固，他的依靠对象本来就应是曹魏宗族和天下寒族。曹丕用九品中正制毁弃了这一切，这也让政治中心重回士族势力中心的洛阳，那么司马氏取代曹氏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与曹操同时代的枭雄刘备身上，刘备从刘璋手里夺下了益州，就在成都扎根。但益州当地士族并不配合，从没忘记反抗，这也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的原因。如果刘备召诸葛亮入成都，而自己重新回到荆州，在荆州进行战略进攻，在蜀地以守为主，开辟两地交通，大事并非不可告成。
隋炀帝杨广也因为迁都葬送了好局。杨坚、杨广父子因为得位不正，对身边人较多猜忌，凡事亲力亲为，虽然都是雄才大略的英主，却失去了人和，也失去了统治基础。杨广彻底抛弃了杨家起家之地长安，去到了繁华的洛阳。在大运河开凿成功后，他更多的在扬州观赏江上好风光。但他并没有建立自己新的根据地，并没有组建自己的政权班底，根基不稳，对于帝王来说是致命伤。当杨广亲征高句丽失败后，所有的矛盾彻底爆发了，他也被自己的亲卫军杀死了。
“烛影斧声”事件的主人公赵匡胤，在国都开封大权尽归其弟赵光义之后，也谋划迁都事宜进行反制。但他还是没有成功，只能黄泉饮恨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就是禁军将领搅动风云的历史，赵匡胤也是凭此在陈桥黄袍加身。为了防范于未然，赵匡胤实行了“杯酒释兵权”之策。皇帝亲自掌管军队，但这并不是长久有效之法，最后使得身为开封府尹的弟弟赵光义攫取了权力。赵光义接班之后，急于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两次仓促出兵不但无功而返，而且彻底断送了大宋一统中国的机会。赵光义转而与士族结盟，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从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武功尽废，地区之间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终于导致宋朝灭亡。现在人们怀念宋朝，和一些人宣扬民国范是一样的，但那样的国家是达官贵人的国家，普通百姓是不能分一杯羹的，这也是它的讽刺之处。
明朝永乐皇帝在击败建文帝登上皇位后，迅速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比建文帝更加高明。建文帝上任伊始就着手进行削藩，愚蠢至极！这背弃了朱元璋的政治路线图，为明朝后期的乱象埋下了伏笔。从三国东吴政权开始，江南之地一直掌握在豪门大族手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政局如何变幻，这一规律从未改变。所以才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慨叹。隋唐是中国制度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均田制、租庸调制在北方顺利施行，但却无法推广到南方。南方还是那个南方！这种情况在南宋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昏庸腐朽的统治阶级迟早会覆亡，但江南富商阶层还在搅动风云。在南京朱元璋最美妙的传说就是其罢黜了沈万三，让财富制造者的一代枭雄结束了他的传奇人生。但这只是个传说，却说明对富商阶层采取措施的紧迫性。
建文帝没有对真正的政权威胁者富商大贾下手，反而率先向自己的亲族发难，令人遗憾。永乐大帝夺取了政权，进行了迁都，却保留了南京整个制度框架，也是无奈之举。随着历史车轮继续向前滚动，南方的经济潜力逐步显露。从此，富商阶层开始介入朝堂，江南士子统治朝堂，成为君权的一大威胁。明朝后期的突出矛盾就是皇帝与内阁的矛盾，根本上是北京与南京的矛盾。双方和解的最后希望就是刚正不阿的海瑞，但随着海瑞罢官，希望也成泡影。双方由此展开了不死不休的斗争。皇帝的前台代表是宦官集团，江南富商的政治代理人是东林党，随着魏忠贤被崇祯处死，胜负早已注定，崇祯也只能自缢煤山。
清朝只是延续旧梦。它面临的真正反抗在南方，所以才有血腥的嘉定三屠。这种斗争可以通过《红楼梦》反映出来。曹家是皇帝代言人，替皇帝尽收江南之财。但江南的浙商、徽商岂能束手就擒？曹家也就注定被牺牲，注定要没落。延续曹家旧梦的是晋商，这是一大杀手锏。但从此南方就不平静，从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到近代会党起义，南方的反抗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清政府也不得不启动湘军、淮军稳定局势。大权最后终于旁落江浙财阀，蒋介石粉墨登场。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还是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来自南方的金融、地产、互联网公司接过了原先的权杖，继续搅动风云。北京城也历经沧桑，不堪重负了。在此时，雄安也就横空出世、震烁千古了。但未来会怎样，天知道。希望真能雄视天下，安邦定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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