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台湾文学背后隐匿着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遗留及其现实问题。九十年代末，藤井省三曾在《台湾文学百年》一书中凸显台湾民族主义萌芽与日语读书市场成熟之间的深刻联系，较之于“压迫与抵抗”的叙述视角，提出了“台湾人主体性接纳”的另一种史观。这一论断很快遭到陈映真和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的严厉批评，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论辩，其核心在于藤井如何正面回应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台湾民族意识与日据时代“国语”关系的论争触发了学界重新思考殖民历史叙述方法，探求其暗含的文化政治关怀。本文通过深入梳理战后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考察其形成的学术、文化与政治背景，指出当前日本学者迷恋西方理论，试图以“普世标准”抽离台湾历史的“丰富性”，并始终警惕其话语叙述的殖民意识形态属性。正如所言：“在处理殖民地历史问题时，不能只是以单纯超然的学术姿态进行，需要重新认识殖民主义及其暴力性，并承担其学术研究应有的伦理政治责任。”
藤井省三的研究虽然也可以放在所谓“后殖民研究”的学术延长线上来看，但他作为“宗主国”的学者，与西方“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学者多为殖民地背景相比，其发言位置颇为可疑，正如文章所指出的，“学术的背后，更有可能是在“文明”的名义下，通过制度方面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研究，有意无意间淡化甚至抹消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记忆”。离开了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所谓“台湾人的主体性”也就只能和“台独”论述念念不忘的“日本殖民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了。
文章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经由授权，感谢赵京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殖民历史的叙述方法与文化政治
——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
赵京华
2004年前后，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之间，以及支持陈映真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与藤井省三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的论争。论争起因于藤井1998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 1 ]中所收《“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两文。三方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如何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认识台湾的历史与文学，如何对近200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与20世纪90年代东西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趣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来重新思考论争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
一、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学术走向及近来的新变化
如果将尾崎秀树发表于1961年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视为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起始，那么近50年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的前一阶段里，研究视野形成于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及其对200年来殖民主义体制的普遍质疑这一背景之下，以若林正丈、松永正义为代表的研究者继承尾崎秀树、戴国辉的传统，从反省日本帝国殖民历史的立场出发，将台湾的近代史和文学视为大陆中国近代化和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嫡系，且在压迫与抵抗的殖民历史下生成发展而来。这种认识历史和文学的方法论成为该时期研究的主流。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上述研究格局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以1995年《苏醒的台湾文学——日本统治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台湾的日语文学——日本统治时代的作家们》和1998年《台湾文学百年》的出版为标志，研究大大地跨出了原有的方法论架构和学术政治立场，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所谓“日语文学”和“国语”(宗主国日语)制度的研究成为主要焦点，殖民主义批判和对被压迫民族之反抗斗争的关注让位于更为“学术”的制度、文化、媒体、市场等研究。同时，台湾作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域空间其独自的民族主义意识之形成发展过程，以及日本近代文学在帝国主义扩张时代向海外延伸形成不同于“中心”的边缘形态等，成为讨论的重要课题。
尾崎秀树(1928—1999)
上述方法论视角的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下三个学术、文化和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一是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所引发的新一轮民族国家理论研究的盛行。该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就有了日译本( 1987) ，到1993 年已再版四次。其中，将民族属性以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和强调近代出版资本主义的发达(报刊、小说)推动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想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观点，对日本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把文学视为媒体和意识形态分析对象的文化研究也在1990年代初盛行一时，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论中一再提到的所谓大东亚战争期间日语“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兴起的关系问题，乃至他与人合编的《台湾的“大东亚战争”——文学、媒体、文化》一书就带有上述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二是国际上东西冷战格局的解体与日本国内昭和时代的终结相重叠，使战后40年来日美同盟体制下被封存的殖民战争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这种状况下，台湾问题被置于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完全不同的文化政治语境下而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动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出现所导致的10年经济萧条，从政党政治到一般的国民层面出现了普遍的保守化倾向。新编历史教科书、历史修正主义乃至靖国神社等问题，便是草根与一些精英阶层在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下要求重述近代“历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反映。这也可以说明另有图谋的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其全面肯定日本殖民台湾之“文明同化作用”的观点，为什么能在日本引起轰动效应的原因。三是台湾岛内政治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的剧烈变动，尤其是台独势力的兴起，日据时代的历史成为独立派批判国民党政权，推动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操作的资源。而岛内这种对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重估论与日本内部的右翼思想不谋而合(如司马辽太郎、小林善纪等) ，使如何评价殖民历史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同时，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斥资推动海外的“台湾研究”也是日本台湾研究一时热潮兴起的一个直接原因。
那么，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界的上述新变化呢 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无疑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值得关注。但其中也蕴含着一些理论误区和学术政治上的陷阱，需要慎重的辨析。简而言之，新潮学术的背后有一个文化政治关怀，即如何估价200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暴力，如何对此进行“价值判断”，包括如何看待二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而出现的殖民主义批判这一思想资源问题。处在这个新潮学术背景之下，一些研究者在认识日本50年殖民台湾的历史上，有一种于抽象原理上承认殖民的非道义性，但在具体研究中用“殖民地现代化”、“文明同化作用”、“语言民族主义”等概念重新“客观地”描述殖民统治历史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蕴含着向两个相反的结果发展的可能性，一是丰富和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反省而走向“后殖民批判”，从而拓展以往单纯从道义立场看待历史和文学的视野，并将这种批判推进到对整个现代性乃至民族国家制度的反省上来;另一个是在“文明”的名义下，通过制度方面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研究来淡化甚至抹消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记忆，从而使本来已经普遍遭到质疑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暴力性，和对此予以反思的话语叙述变得暧昧模糊起来。
本文开篇提到的三方论争，其根本的分歧点也正在于对近代殖民主义体制的历史认识和价值判断上。为了更深入地清理这场论争背后的思想史脉络，这里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60年代以来的日本台湾研究的学术史，在此基础上进入方法论和学术政治问题的探讨。
尾崎秀树发表《决战下的台湾文学》并于其后出版《近代文学的伤痕》[ 3 ] ，由此开启了战后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作为生长于殖民地台湾，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日本人，尾崎在1960年代初参与竹内好主持的共同研究“战时下的文学”时，首先是把15年战争视为日本近代化所孕育的一个恶果，并依据自己的殖民地切身体验来反抗战后日本对战争时代文学的忘却、否定和篡改，从反省历史的立场出发开始殖民地文学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等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之考察，尾崎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方法论视角“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朝鲜的殖民地文学中，都承载着对殖民地统治从抵抗到屈从的姿身。而且，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而是用殖民统治国的语言才能表达——或者被强制如此——的状况中，蕴含着殖民地文学的重大问题。”尾崎之外，在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草创期，还有以戴国辉为代表的旅日台湾人学者开拓台湾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记。1979年出版的《台湾与台湾人》(研文社)明确地建立起他的台湾史观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在于台湾人本身，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是被支配民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或许有一些建设，但那是为了统治当局而不是台湾人民。另一方面，他还强调在批判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同时也要检讨台湾人自身的问题，整个台湾的殖民结构是一个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相互形成的共犯关系。
以尾崎秀树和戴国辉等共同开创的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传统，成为70年代后期以来该领域学术发展的主要思想资源。如果说，在此基础上若林正丈于台湾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那么，松永正义则是在文学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学者。他最近结集出版的《台湾文学的丰富性》和即将刊行的《台湾文学的复杂性》[ 4 ]两部论文集就代表了其业绩。松永在从事研究的起点上，首先确立了在“日本与亚洲关系”中考察中日关系乃至其原点台湾殖民地化问题的方法论视角。而戴国辉，特别是他讲述的对于日据时代语言同化政策造成战后台湾人在语言转换上的苦恼，给松永的印象尤为深刻。这使松永在从事研究之初，便牢固确立起对殖民地统治之语言制度的批判立场。
80年代，松永正义首先是通过编译《台湾现代小说选》[ 5 ]并撰写长篇导读而展开研究的。在整体把握台湾文学的历史和个性基础上，尤其对诗人陈映真和“乡土文学论争”有深入考察，其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光复后的台湾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松永也开始关注台湾的日语文学和“国语”问题，尤其注意将光复后国民党的“国语”政策与70年代民主化运动和80、90年代台湾意识高扬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颇有建树的观点。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由旅美台湾留学生发起，与世界范围内的60年代革命有其关联。但是，进入80年代后台湾化即台湾意识开始高涨，形成了与70年代不同的运动结构民主化同时促成了台湾意识的觉醒，而台湾意识(民族主义)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在此，出现了台湾语问题，甚至有人主张要表现台湾人的思想感情必须用台湾语来创作文学。就是说，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台湾意识其起源不在日据时代的“国语”共同体的形成，而在于7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在战后一段时间里，台湾人感到汉语(国语)如同外来语，而日语更像是自己的语言，原因在于以闽南话和客家话方言为主的台湾话与汉语书面语之间的差异之大，以及国民党来台后的“国语”转换政策操之过急。因此，国语(北京话)成了国民党外来性和压抑台湾的象征，而民主化的发展和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扬产生了作为抵抗这种压抑构造的台湾语复兴的要求。在战后不久的时期里，台湾光复和回归中国并不是一种敌对关系，国民党统治和冷战格局才是造成两者关系敌对化的主因。而今天的台湾语复权意味着对多元化社会的追求，这在将来甚至有望促成双语社会的出现。[4]
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
藤井省三的学术研究也是起步于80年代，其主要对象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他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善于吸收最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例如，早在1986 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鲁迅——〈故乡〉的风景》所收论文《鲁迅、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学》中，就开始尝试运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说来解读周氏兄弟早期的“民族国家”想像。自1993年以翻译李昂的小说《杀夫》为契机，他开始涉足台湾文学研究。虽属半路出家，但10余年来致力于用新方法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其成果便是那本引起争论的《台湾文学百年》。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有关台湾文学的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和日本台湾学会的创立(1998) ，成为90年代新潮学术影响下台湾文学研究一时热潮兴起的代表之一。藤井的研究一开始就试图在尾崎秀树的传统之外另辟新方法，因此，也与松永正义的台湾文学研究多有立场方法上的不同。他明确承认“曾经给予日、台研究者很大影响的殖民地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名著，尾崎秀树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1961)一书，不但坦率地正视日本殖民地统治带给台湾人民的伤痕，另一方面，始终从压迫- 抵抗、压迫- 屈服的两项对立主轴来看待殖民地时期的台湾文学。对此，我另外从战时下台湾日语文学所形成的台湾人主体性这一个视点来重新评价。”[7 ] (PP299 - 300)
与尾崎秀树以及松永正义的台湾文学研究相比较，藤井省三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明显有新的变化。通过引入文化研究、语言民族主义(“想像的共同体”)等理论，强调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的推广“形成以台湾皇民文学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由此追寻台湾文学独立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台湾本土意识产生的原因。如前所述，在抽象原理上承认殖民历史的非道义性，但在具体研究中用“殖民地现代化”、“文明同化作用”、“国语”制度等概念来“客观地”描述殖民统治的历史，这种倾向蕴含着向两个相反的结果发展的可能性。一是丰富和深化60年代以来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反省而走向“后殖民批判”;另一个是在“文明”的名义下通过制度方面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研究，有意无意间淡化甚至抹消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记忆。为了避免后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其中的方法论即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来自西方的理论，以及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论争背后的理论问题和文化政治
松永正义最近在回顾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日本战后台湾认识的历史时，指出了三个重大的缺失一，日本战后复兴之际为了抹消帝国记忆，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的问题。同时，日本放弃殖民地不是殖民地人民抵抗斗争的结果，而是随着战败而自动放弃的，由此使日本失去了直接面对和解决殖民统治问题的契机。这连同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二，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研究一直被视为禁区。由于1952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只是与西方国家的媾和，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采取了敌对政策。后来民间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便是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研究容易被视为与政府站在一边的右翼，故造成了战后日本台湾研究的滞后。三，新闻报道中冷战和7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空白。这造成了80年代以后的日本研究者把80年代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扬与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台湾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的认识偏颇，而忽视了台湾意识的兴起与7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重要关联。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认识上的缺失，今天日本学者在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理论等处理殖民地历史问题时，不能只是以单纯超然的学术姿态进行，需要重新认识殖民主义及其暴力性，并承担其学术研究应有的伦理政治责任。而借鉴源自西方的理论方法，首先要剔除其普世主义的结构性弊端，并结合自身的研究对象创造性地加以利用。例如，以西方人眼光考察和批判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就是一个以印度尼西亚为“个案”分析对象，在抽取出非常有价值的有关“民族主义”理论模型的同时，淡化了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甚至放弃了应有的对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批判。《想像的共同体》导论中，是这样定义“民族主义”的：
“民族归属( nationality) ，或者，有人会倾向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 nationness) 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 。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他们是怎样出现的，他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他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建构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 ，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纳”[ 8 ] ( P292) 。
旅美中国学者张旭东曾对安德森上述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提出过质疑和批判。他认为，把关于民族、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问题放置在“文化人造物”的范围内，也就潜在地把这个问题抽离了作为当地的始源和谱系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一旦在“文化”和“人造物”上赋予西方以绝对的支配权，用多多少少是审美的术语来审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了。不管是否被充分地意识到，这剥夺了当地的需要和理想——它们是物质的和政治的，而非安德森所谓“情感的”。“《想像的共同体》并非一本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的政治哲学著作，而是更接近于一部目的在于检视及解构第三世界的关于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义概念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其瑕疵就在于它对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远不够彻底，而这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既构成了第三世界的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历史形成，也构成了作为重新建构它们的策略。”[ 9 ] ( PP138 - 139)
就是说，安德森的理论模型从“个案”分析出发，最终指向对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其中从特殊到整体的普世主义理论追求依稀可见。普世理论的成立往往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它极容易造成抹消本地历史复杂性的后果，从而遮蔽深层的压迫与抵抗的权力关系。结果，用心良苦的民族主义批判却导致了对反思殖民主义的闲却。而在考察与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政治语境大不相同的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时，如果简单挪用“想像的共同体”理论，就很有可能产生同样的以普世理论牺牲“特殊性”的后果。
又比如，所谓“文明同化作用”论。藤井省三在《台湾文学百年》中论述日据时代由“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教育的普及使台湾人在“主体性的接纳”之下产生了“台湾意识时，采用了新近流行的一种观点“对于日本统治下的国语教育，台湾人察觉到其在于吸收文明方面的意义，而对寄托于国语教育的‘向文明同化’之精神积极地产生共鸣。因为对近代文明的渴望进而接纳国语教育，这颠覆了后藤新平所企求的‘同化亦即差别对待’的概念，反而产生了文明的进化等同于平等的作用。”[ 10 ]
这个“文明同化作用”论并不是新鲜货色，它与日本战前的“东亚论”话语叙述有暗合重叠的地方。已有日本学者指出，黑格尔“停滞的亚洲”特别是其中文明史论上的“西洋与东洋”、“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影响及于日本的“东洋学”和“东亚”论，成为将自己规定为“文明国”而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域规定为于文明边境之外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思考依据。就是说，这个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是把他者视为异己和对立面，通过对其压抑和排除来建立起“我们”的文明史和民族国家同一性的逻辑工具。更重要的是战前日本的“东亚论”话语叙事，在结构和逻辑思路上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略和殖民地经营，以及一般日本国民对东亚和中国时局的认识相一致把在中国大陆和东亚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行为理解为是将其从停滞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文明化的道路。[ 11 ]如今，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惟模式却远远没有被清除，它依然是强者和霸权国家横行霸道的理论逻辑之一。所谓“文明同化作用”论并非中性的概念分析工具，在使用它之前需要首先剔除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性。
我认为，藤井省三的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研究与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有意识抹消殖民统治的罪恶不同。然而，西方理论的机械套用和政治意识的淡泊确实容易走向历史批判的反面。之所以会招来陈映真、松永正义等的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对安德森理论中的症结给予必要的处理，没有体察到“文明同化作用”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欺瞒性，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理论暴力缺乏敏感，而在简单的套用中抽掉了台湾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
在此，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尾崎秀树对“皇民化运动”的认识。在追述太平洋战争其间殖民统治当局操控的“文学决战体制”确立过程之后，尾崎指出借用他们(殖民统治者)当时的套话来讲，如果说同化政策意味着日本人化，那么“皇民化”则意味着“当一个好日本人”。而日本统治者期待于“皇民化”的，根本不是要台湾人“作为日本人而生”，而是“作为日本人去死”。“当一个好日本人”就是要发现“作为日本人去死”的路径，并挺身走向这条道路。在“皇民化”美名的背后隐藏着特别志愿兵制度、征兵制和为防备台湾的要塞化而预定的参战动员计划。[ 3 ] ( P139)
“文明同化作用”论，其背后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观念乃是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理论核心和正当性逻辑依据。这个体系在二战结束之后兴起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已经遭到了包括矢内原忠雄、尾崎秀树等日本学者在内的世界性的普遍质疑。这应当是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文化政治前提。
参考文献：
[ 1 ]藤井省三. 台湾文学その百年[M ]. 东京东方书店，1998.
[ 2 ]藤井省三，黄哲英，垂水千惠. 台湾的“大东亚战争”——文学、媒体文化[M ]. 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
[ 3 ]尾崎秀树. 近代文学の傷痕——旧植民地文学論[M ]. 东京普通社，1963.
[ 4 ]松永正义. 台湾文学のおもしろさ[M ]. 东京研文社，2006.
[ 5 ]松永正义. 台湾1 代小説選[ Z ]. 东京 研文社，1984 - 1985.
[ 6 ]藤井省三. 鲁迅——〈故乡〉的风景[M ]. 东京平凡社，1986.
[ 7 ]藤井省三. 台湾文学这一百年[M ]. 台北. 麦田出版，2004.
[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体[M ]. 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张旭东. 批评的踪迹[M ].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0 ]陈培丰. 同化の同床1 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教育史再考[M ]. 东京三元社，2001.
[ 11 ]子安宣邦： 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M ]. 东京藤原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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