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半个多世纪前，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段谈话，被人称为“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写有《延安归来》，其中采用“周期率”一词。后来，有人提出“周期率”是对“周期律”的误引或者误用。其实，查阅黄炎培原著，并结合当时的具体语境，不存在后人对黄炎培的误引，也不存在黄炎培的误用。黄炎培与毛泽东讨论的不是历史规律，而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既可能发生也可能摆脱的历史现象。“率”用于表达不确定性，“律”表达的确定性强于“率”，用“周期率”比“周期律”更符合原意。
1945年7月1日至5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7月4日这天，黄炎培应邀到毛泽东家做客长谈，谈到了政权兴亡周期现象的问题，后来人们称之为毛黄“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突击出版，风靡国统区和解放区。近二三十年来，有人认为“周期率”是对“周期律”的误引或者误用，主张用“周期律”代替“周期率”。此说已经在学术界、出版界造成一定程度的用词混乱。我们认为，不存在后人对黄炎培“周期率”的误引，也不存在黄炎培对“周期率”的误用，应还“周期率”使用之真面目。
争论不休几十年
按照黄炎培《延安归来》的记载，他与毛泽东的对话如下：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204-205
毛泽东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04-205
几十年来，此段话被广为传诵，成为中国共产党提醒自己永葆旺盛革命斗志的不朽警碑。文中用了“周期率”一词，引发了二三十年来的激烈论争。
到底是“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长期以来，人们对使用“周期率”没有异议。
但1991 年，李振民认为，黄炎培将“律”误用为“率”，“周期率”应作“周期律”，但并没有否认黄炎培使用“周期率”这一事实。[2]
2001年建党80周年，在不少人重提毛黄“延安窑洞对”以获取历史的警示和启迪之际，7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赖某深的《并非仅仅是一二个人的失误》一文8月1日《光明日报》又发表赖某深的《“周期律”不是“周期率”》一文。两文提出后人对黄炎培的“误引说”，认为黄炎培当年用的是“周期律”而不是“周期率”，是后人“在引用黄炎培这段话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周期律’误为‘周期率’”[3]。
这样，赖某深究比李振民更进一步，一是批评后人不尊重黄炎培的原文，二是否定了黄炎培当年用了“周期率”。
与之不同，另一派学者认为，不能用“周期律”代替“周期率”。王子今认为“误用说”不能成立，但是又提出“周期律”与“周期率”是相通的。[4]比较彻底反对“误用说”和“误引说”的是刘作翔。针对赖某深的意见，刘作翔认为“周期律”之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5]
到2009年论争又起。
2009年12月29日，《文汇报》刊登了中央党校党建部张荣臣教授的质疑文章，他认为“兴亡周期律”一词反映不出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的深层次含义，应该采用“周期率”。[6]
与之相反，2010年底,《咬文嚼字》杂志公布了《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认为“兴亡周期率”为“兴亡周期律”之误。为此，该杂志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杨宏雨、殷之俊、邓伟志、金文明、袁诹、陈必祥等专家发言，并以《“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 ——来自专家们的说法》为题，在2010年第3期杂志上刊登了专家的发言摘要。座谈会发言者异口同声地认为，应该是“周期律”而不应该是“周期率”。
事情并没有完结。
张荣臣在2012年第14期的《新湘评论》上发表《“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一文，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
可能受“率”“律”争论的影响，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周期率”与“周期律”混用的局面。有的出版物采用“周期率”，有的出版物采用“周期律”，甚至同一本出版物也出现混用的现象。还有权威杂志也出现了“率”“律”混用的局面。
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是思想理论界当之无愧的权威刊物，而其在2001年第22期第50页倒数第11行和12行用的是“周期律”，而在2003年第7期第6页倒数第4行用的是“周期率”。刊物上出现的“率”“律”混用情况，有的应是所为，有的则是编辑所为。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笔者所作《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奋斗与追求》一文代表教育部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单位组织的全国会议后，又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辑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笔者原文使用的“周期率”在出版时一律被改成“周期律”。
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在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稿时，采用了“周期率”。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提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政权兴亡的谈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江泽民文选》《论党的建设》，还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辑的《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律采编了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讲到的这样一段文字：
“1945年7月，毛主席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7]
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提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摘编了习近平的这段讲话：
“我们都知道，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率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8]
这里用的也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
是否误引？
赖某深认为，黄炎培的那段话常常被人提起，“包括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在内，在引用这一历史掌故时，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周期律’误为‘周期率’”。[3]这里的“失误”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年黄炎培用的是“周期律”而非“周期率”，二是后人将“周期律”误引为“周期率”。
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黄炎培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后回到重庆，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不经送审，7月30日交由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印刷，8月7日出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国讯书店突击发行，以后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1945年出版的国讯书店版本、上海沦陷区版本、华中新华出版社版本以及大连中苏友好协会翻印并由建国书店发行的版本，无一例外用的都是“周期率”。
以1946年5月6日大连中苏友好协会翻印、建国书店发行的版本为例，在该书的32—33页，清楚地载有“毛黄对”。我们发现，黄炎培没有使用“周期律”，而用的是“周期率”。书中一共有5处使用“周期率”：
“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
“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清楚地表明，黄炎培根本没有使用“周期律”。在黄炎培原著的两个页面的篇幅里，集中5次出现了“周期率”。在如此短的篇幅里接连使用“周期率”，黄炎培误用或印刷失误的概率不大。
况且，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黄炎培日记》来看，《延安归来》是经过仔细校订而出版的。
黄炎培在1945年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早起来，自校《延安归来》稿：《延安归来答客问》、《延安五日记》及两诗合装。”[9]64
8月19日的日记写道：“复校《延安归来》一遍，得误处五。”[9]70
8月24日的日记写道：“得晏桂芳成都工合制毯厂来信，指出《延安归来》印刷错误。复谢。”[9]81
此书稿篇幅不长，仅仅42页，总字数不足3万，校订难度不算大，依照黄炎培认真做事的习惯，一般不会发生校订方面的错误。
从1945年《延安归来》出版，到1965年黄炎培去世，整整20年，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黄炎培纠正“周期率”为“周期律”的任何文字与谈话，其子女发表的关于“延安窑洞对”的作品中，用的依然是“周期率”。
1982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黄炎培《八十年来》时，将《延安归来》附录于后，关于毛黄“延安窑洞对”的那段话，依然使用本人生前使用的“周期率”，仅仅是将原来的繁体竖排文字改为简体横排文字而已。出版此书者，是黄炎培的友人孙起孟、孙晓村、胡厥文等民国老人，他们不至于分不清“律”与“率”。此书还附有黄炎培之子黄大能的《怀念吾父黄炎培》一文，内有“延安归来”一节，介绍了《延安归来》一书初版的发行情况，引述毛黄“延安窑洞对”时，使用的仍然是“周期率”。
1992年王华斌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黄炎培传》时，黄大能为之作序，文中使用的也是“周期率”。2000年文汇出版社出版《八十年来》，附录了《延安归来》，用的也是“周期率”。2003年，中国建材出版社出版黄大能的《傲尽风霜两鬓丝——我的八十年》一书，大段引用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话，依然使用了“周期率”。2012年，黄炎培另外一子黄方毅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忆父文集: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一书，封面上豁然印有“与毛泽东十多个小时的谈话，其中论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就是被后人常常提起的‘黄炎培周期率’或称‘窑洞对’”等文字。
可见，黄炎培父子几十年来一直认可并使用“周期率”。所以，不存在后人对“周期率”的误引问题。相反，“周期律”才是真正的误引。
有专家提出黄炎培的秘书认为“率”为“律”之误，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为尚丁(黄炎培秘书——笔者注)的副手。因为我早就对‘周期率’的‘率’字有疑问，曾向尚老请教过。他说：可能是搞错了。”[10]
“黄文中的‘周期率’，记得当时黄老的秘书曾回忆整理的情况，‘率’应是‘律’之误。”[10]
“‘周期率’就是在《延安五日记》中出现的。它是张乃璇的记录用字。”[10]
借秘书之口的证据是无力的。
一是以黄炎培亲自仔细校订的作品作为证据，难道不比仅仅“记得”的或“听说”到的秘书的证言更加可靠吗?
二是秘书的说法不能替代黄炎培的观点。秘书仅仅说“可能是搞错了”，并非十分肯定地认为搞错了。
三是在《延安归来》初版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黄炎培从没有亲自纠正所谓的“率”为“律”之误，自然不必用秘书来替老人家纠正。
四是用“它是张乃璇的记录用字”作为证据也是乏力的。即便张乃璇在这一点上没有尽责，将“律”写成“率”，但是，难道“张乃璇的记录用字”没有经过黄炎培审阅批改吗?黄炎培的日记中恰恰记载了精心校订修改《延安五日记》的情景，一般情况下，经过精心校对的不算太长的文稿，出现重大失误的概率相当小。
五是按照黄炎培之子黄方毅的说法，“周期率”一词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黄炎培夫人姚维钧之笔，是姚维钧帮助黄炎培笔录了“周期率”的对话。张乃璇肯定对整理编辑《延安归来》文稿作出了贡献，但姚维钧女士的贡献也不小。而姚维钧女士作为先求学在贵阳女师、后考入大夏大学的大学生，并非一个没有学识的家庭妇女,出现“律”“率”笔误的可能性不大。
是否误用？
如果说赖某深持“误引说”的话，那么，李振民坚持的则是黄炎培及其后人的“误用说”。李振民说：
“周期律黄文作周期率，按率指比值，律指规律、法则，此处宜用律字。另外，在自然科学中只有周期律而无周期率的概念，故本文一概从律。”[2]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如果联系黄炎培的“日记五”通篇来看，应该用“率”而不是“律”。在“延安窑洞对”中，黄炎培用了大量的表达概率、可能性的字眼，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中的“大凡”，“也许那时艰难困苦”中的“也许”，“有的因为历时长久”“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中的“有的”等，都是表达一种概率或者不确定性，表达的是政权兴亡交替的可能出现的周期现象，而非铁定的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
李振民所说的“率指比值”，是由不确定性延伸出来的词语，仅仅是“率”一字丰富含义中的一种而已。1999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普及本)和1986年10月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多卷本《汉语大字典》,认定“率”有两种读音“shuài”和“lǜ”，给出多种解释。不论是读“shuài”的“率”还是读“lǜ”的“率”，本身具有“法则、惯常、一概”的含义，用以说明政权兴亡周期现象可能出现的反复性，没有什么不妥。
王子今曾经详细地列举了古籍中九处对“率”的读音和释义的详细考证。他认为，古代典籍中有“率”读音和含义通“律”的说明。
《孟子·尽心上》：“羿不为拙射变其毂率。”
孙奭《音义》引陆善经注：“‘率’,法也。”“读为律。”
《尚书·西伯勘黎》中有“不迪率典”。
孙星衍疏：“《广雅·释言》云：‘律,率也。’‘律’、‘率’训同，俱为法也,……‘不迪率典’谓不由法常也。”
王子今还引用了焦循《孟子正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等古籍里对“率”的解释，认为“率”通“律”。王子今的结论是：
“黄炎培‘周期率’之说原本不误。”“所谓黄炎培‘误用’，以及其它人‘引用’‘失误’的说法，本身就是误解。”[4]
王子今的论证，证明了“周期率”不是“周期律”的误用，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确，《汉语大字典》对“率”(“lǜ”)的解释有四种，其中的释义之三认为“率”(“lǜ”)通“律”，是法度、标准的含义。[11]
从起源来看，“率”字是象形字，本义为渔网或捕鸟丝网。在甲骨文中，此字中间呈网状，两侧的四点如同水流下来，表示提网时难免水花四溅。用网捕鱼或者捕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成功，但比采用其他手段的成功概率高一些，由此延伸出大概、大略、大抵、往往如此等意思。
《辞海》(普及本)里对“率”(shuài)给出九种释义，释义之四是“遵循，顺服”，释义之五是“循”，释义之八是“大率，通常”。张守节正义《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的“大抵率寓言也”的“率”是指“率，犹类也”，引申为“一概，都”的含义。[12]在现代，此字延伸出好很多含义。作为名词，扩展出法令、条例、规格、标准、榜样等含义，如“率下”是指作为下属表率，“率示”是指示范和榜样;“率物”是指做众人的榜样，“率身”是指自身作出榜样。作为动词，延伸出遵守、遵循、顺服、顺从、沿着、顺着等含义，如“率口”表示随口或顺口的意思，“率心”表示任其心意的意思，“率任”表示任性或放纵的意思，“率情”表示任意、犹秉性、顺其性情、徇情的意思，“率服”表示全来归顺和臣服的意思。还有“率化”“率俾”“率从”等语词。成语“率由旧章”中的“率”正是取“一概、都、一般”之义。“率”还延伸出比值、两数之比的意义，如效率、税率、概率、圆周率、出勤率、增长率等。
而“律”强调不可改变的确定性的含义，延伸出音律、乐律、规律等。用作动词，有约束、遵循之意，如律人、律身。作为名词的本意是指法律、法令，如律条、律科、律度、律纪、律贯、律斩等。
从字义上来说，不存在将“周期律”误用为“周期率”的问题。黄炎培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不可能对“率”与“律”字的用法没有了解。结合“延安窑洞对”的语境，黄炎培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可能跳出或者跳不出的政权兴亡周期现象的意思，所以才与毛泽东探讨跳出周期率的可能。如果用“律”，则表达一种一定跳不出或者一定跳得出此周期现象的意思，则黄炎培就没有必要问询毛泽东能否跳出的问题了。旧史中多次上演了王朝兴衰的悲喜剧，黄老正是对一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的现象心存疑问，才与毛泽东讨论此事，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现象的支配。[13]用“率”恰恰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所以，用“周期率”是符合当年的语境的。
有专家用数学上的概率知识否定“周期率”用法，因为“随机事件的概率为0到1之间的实数”，所以不可用“周期率”。如出版物审读专家袁诹认为：
“‘跳出’概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无论‘兴’与‘亡’如何分配可能性，都在概率之内,即使有奇策妙招让‘兴’成为‘必然事件’，让‘亡’成为不可能事件，仍然跳不出从0到1的数值范围。由此可见，把‘周期率’视为‘概率’是脱不开‘否定了跳出兴亡周期的可能性’之嫌的。”[9]
在这里，他是想用自然科学的概率概念否定“周期率”的用法。其实，与他的愿望相反，他的论据恰恰证明了必须是“周期率”而不是“周期律”。他承认“对概率略知一二者都知道，概率的数值为0到1，必然事件的概率为1，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0，随机事件的概率为0到1之间的实数”，就是说，随机事件的概率具有不确定性，即不能确定是1，也不好确定是0，仅仅是在0到1范围内的实数。而黄炎培要表达的不正是政权兴亡周期的不确定现象吗?对于不同的统治集团来说，政权的存在具有不同的状态。保持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精神的政治集团，具有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的可能；丧失顽强战斗力、奢靡颓废的政治集团，则失去打破周期的可能。黄炎培这里讲的，恰恰是一种可能性、不确定性,用表达不确定性含义的“周期率”来表示，恰如其分。
是历史规律，还是历史现象？
王子今认为：“使用‘周期率’与‘周期律’，其实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4]这种说法依然不可能避免“周期率”和“周期律”混用的局面。要避免混用局面，仅仅有训诂学的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黄炎培的这段话里只能用“周期率”，而不能用“周期律”。
有专家提出否定“周期率”的意见，认为：
“从自然科学已经探明确定的一些周期来看，大致都是必然事件，地球自转、公转周期，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以及元素周期，莫不如此。这样，跳出‘周期率’就更无从说起。”[14]
显然，此论忽略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区别，忽视了自然界的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由低到高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五种基本运动形式。自然现象可以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自行发生，而社会运动需要充满激情的人参与其中，而且恰恰是历史主体的合力，才使得历史呈现出特定时期的特定面貌。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5]
不同的历史主体参与历史活动,会产生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黄炎培与毛泽东讨论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很复杂的社会政治性问题。就政权兴亡周期率而言，在不同性质的阶级力量参与作用下，政权运行状态呈现兴亡不同的结局。
以自然界“只有周期律而无周期率概念”来证明“误用说”，证据不足。自然界存在循环往复现象，社会历史长河中也经常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数学对相似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用“概率”表示，政权周期兴衰是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规律在社会领域的体现，可以用“率”来表达一种不确定性或可能性。李振民和赖某深理解黄炎培用“率”而不用“律”，本不应该存在困难，因为他们肯定了“率”的字义是“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肯定可以用“率”字概括历史上在一定条件下交替出现的政权兴亡现象。
从各方面意见来看，大家比较肯定“律”字具有规律的意义，“率”字具有不确定、遵循、顺应、比率、反复出现的含义。那么，规律具有什么性质?王子今认为规律是可以打破的：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说是封建王朝的历史规律’，‘那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能够跳出’的。”[4]
此论值得商榷。
社会规律具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规律只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发生作用，如剩余价值规律，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有的规律仅仅在若干社会制度里存在并发生作用，如阶级斗争规律，称为阶级斗争社会的规律;有的规律在一切社会中都发生作用，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称为社会基本规律。如果政权兴亡周期说“是封建王朝的历史规律”，那么就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发生作用的规律了，也就不存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能够跳出’的”问题了，黄炎培和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严肃地谈论此话题了。
事实上，无产阶级政权如果变质，照样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政治品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有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政党经不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无产阶级政权发生蜕变，那么，它就同剥削阶级政权一样，同样难逃周期率的魔咒。苏东剧变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变质不仅存在可能性，而且存在现实危险性。所以不能将政权兴亡周期定义成“封建王朝的历史规律”。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性质和面貌。人们可以认识、利用规律，但无法改变规律。人们行动是有目的的，但在许多个人意志的冲突中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却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是“周期律”的话，那么意味着政权兴亡更替是一个规律，这就等于取消了“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的可能性，毛泽东就不必要寻找打破历史兴亡周期的“新路”了。
实际上，黄炎培讲到的“我生六十余年”看到的政权兴亡，是旧史中存在的政权兴亡周期性现象，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社会历史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现象，而政权兴亡周期的本身并不是社会规律。也就是说，“毛黄对”中讨论的不是历史规律层面的问题，而仅仅讨论了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讨论的是在既定客观规律条件下人的努力程度与政权周期兴衰的关系，尽管历史现象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
黄炎培说政权的“兴”，是因为人们“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黄炎培说政权的“衰”，是因为“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也是在历史现象层面上作出的回答，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是“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双方都没有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规律或其他历史规律。既然没有涉及历史规律，当然不必使用“周期律”。
我们认为，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是社会历史规律演进的必然结果，但王朝更替本身并不是社会规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的话，那不是打破了历史规律，而只是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必然要求的选择的结果，才避免了历代封建王朝更替的覆辙。由上可知，“周期率”不是对“周期律”的误引或误用，相反，“周期律”才是对“周期率”的误引或误用。
另外，引用毛黄“延安窑洞对”时，还有几处需要格外留心，如“其兴也浡焉”中的“浡”，不是“勃”或者“渤”；“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的“不少”本来是两个，不要丢掉一个；“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中的“把”，不要写成“用”或者“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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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振民.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J].中共党史研究,1991(3):35-42.
[3] 赖某深.并非仅仅是一二个人的失误[N].文汇读书周报,2001-07-21(4).
[4] 王子今.“周期率”辨疑[J].百年潮,2002(3):77,82.
[5] 刘作翔.到底是谁的失误? ——读赖某深《并非仅仅是一二个人的失误》一文之辨析[N].文汇读书周报,2001-11-17(3).
[6] 张荣臣.“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N].文汇报,2009-12-29.
[7]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3.
[8]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6.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炎培日记(第九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10] 杨宏雨,殷之俊,邓伟志,等.“兴亡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律”? ——来自专家们的说法[J].咬文嚼字,2010(3):7-12.
[11] 汉语大字典(第1卷)[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290.
[12] 辞海(普及本)[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030.
[13] 黄炎培.延安归来[M].出版地不详:华中新华出版社,1945:33.
[14] 袁诹.“概率”才是“跳”不出的[J].咬文嚼字,2010(3):11.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治腐方略的功效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3BDJ007)的阶段性成果。】
(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来源：“高校马研”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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