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国的现代主义又是如何在殖民化与进化-现代化，这一互相关联又互相对抗、对立的复杂语境下产生和发展的?本文通过对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的阐释，从历史、文本和理论三个层面，梳理了在多重殖民方式和文化相遇中，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跨国路线图。
在线性时间史观的支配下，“五四”一代把现代主义视为“进步过程的最后一阶”。然而半殖民的社会状态下，西方普适性的文学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范式下发生了激烈冲突。本文认为，史书美通过对中国“五四”一代现代主义作家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地区化”运行方式，以及现代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进化论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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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进化”与“被殖民化”的双重书写
——评史书美所著《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在文学的进化-现代化运动与近现代中国被殖民历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过去存在着一种两分法：在政治经济上充分认识到西方政治/军事势力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性质，现代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求民族进步、发展的历史，又是一部反帝反殖、寻求民族独立的历史，毛泽东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界定，曾经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纲领性理论。但在文化艺术上，我们则认可西方的先发-先进性：现代文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催生出来、并反作用于现代化的一种先进文化，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则是“与政治历史毫不相关的自主性的文本实体”[1]，是一种超越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纯粹的文化潮流、美学思潮和文学实践。因此，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化一样，被视为我们应该从西方“拿来”，以启蒙中国、摧毁封建文化、建设现代中国文学的新型文艺潮流。对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家来说，政治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上的“西方主义”、“世界主义”可以相安无事地存于一身。
但作为一种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道而来文化话语，西方现代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和传播之重要目的，那么中国的现代主义，又是如何在殖民化与进化-现代化这一互相关联又互相对抗、对立的复杂语境下产生和发展的?海外学者史书美的新著《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以下简称《现代的诱惑》)是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得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一书。重点考察了早期(20世纪10～30年代)现代经典作家和流派，对中国现代主义谱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追溯和分析。从历史、文本和理论三个层面，在多重殖民方式和文化相遇中细致梳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跨国路线图，从而深刻揭示出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地区化”运行方式，以及与启蒙主义、进化论和西方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
在书中，起用“半殖民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主义潮流生长的历史背景，并以之来描述近现代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形态。我们当然很容易想到毛泽东的“二半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的界定，但更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状况层面来运用此术语，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它的特殊涵义。“半殖民主义”在笔下，突出了中国殖民结构的多元、分层次、强烈、不完全和碎片化的特性，“半殖民”状态显示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虽然不太正式，其破坏性却并未减少，它更接近于新殖民主义而非正式的制度化了的殖民主义;而碎片化和多元化表明，多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加剧了国内不同政治区域的分裂和斗争，在文化上则促成了国人对外国势力的不同文化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元的、碎片化的殖民方式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立场上的态度远比正式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更加多元、混杂的局面，并动摇了通常在民族主义者和卖国贼之间所作出的二元划分。它使得以反封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和以反帝反殖为内核的民族主义以复杂对立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运行态势，并在民族矛盾较为纾缓的时期，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更为主要地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而较少表现出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警醒和根除。[2]
形成于“半殖民主义”这一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之上的中国现代主义，同样显示出其独特的本土性。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汇同现代文化一道被看作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截然不同的进化的、普适性的价值，被不遗余力地引进过来，作为反封建、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进步的启蒙工具，作为打倒旧文学、建设现代中国文学的先进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因此，现代作家在对待现代主义时常常会造成对其复杂面目的遮蔽。其一，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派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被视为“社会现代性在文化上的对等物”[3]，是推动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文化动力，而忽视了现代文化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语)与现代社会经济的分化与独立。文化或美学的现代性打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是对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革命等作出的否定性反应，它否定资产阶级，谴责艺术家在庸俗、充满低级趣味的日常世界中被异化，倡导一种自主、纯粹的艺术。[4]其二，当现代文化被视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一种通往现代化的文化路径而被现代作家、思想家大力鼓吹、引进的时候，其西方的区域化语境被简单地剥离、省略了，一种想象性的超国家的世界主义(它是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达)视角将空间化的地方性差异置换成线性时间观的先发与后发，在此意义上，“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的差异”[5]，乃至于“中国文学实际属于西方文学的血统，而非属于本土的脉络”[6]。而同样被遮蔽的是西方现代文化蕴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统治阶级对(他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的目的”[7]。在书中，从“自我/他者”的认识模式出发，讨论了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东方主义”和中国的现代主义者的“西方主义”在处理东、西方“他者”存在的“误读”与“挪用”问题，分析其表面相似的误读与挪用背后的本质差异，从而揭示出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霸权/臣服、乃至霸权/共谋的权力关系。
《现代的诱惑》在廓清现代主义的半殖民语境的理论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早期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和流派，集中展现为对“五四”作家、“京派”作家和新感觉主义的细致阐述。
“五四”一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开拓者，他们鲜明地表现出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和尽快融入世界“先进”文化体系的焦灼心态，这使得他们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上显出时代独有的宏大、疏阔和理想化。本书在理论层面着重剖析了“五四”一代在看待西方现代文化时表现出的线性时间史观，以及超国家的世界主义视角。在此线性史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文化的差异仅仅被视为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被视为西方的过去状态，西方成为中国赶超、融入的对象。当胡适等人通过尼采喊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强音的时候，此一“价值重估”的标准并不为重估者个体或民族国家本体所把握，其背后始终隐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标准。这一认识论具体投射在文艺思想上，便是将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后者在当时常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视为最先进和最现代的潮流，现代主义是文学“进步过程的最后一阶”，是“自身文学现代性的完成标志”。[8]在“五四”作家那里，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学思潮或思想武器，又是确立先驱者、启蒙者文化身份的“象征资本”，掌握现代主义的作家、知识分子由此拥有了言说与启蒙的文化权力。
书中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以及陶晶孙、滕固等为个案，分析他们对现代主义的引介和运用。在分析鲁迅创作的现代主义成分时，指出进化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混合成为其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认识论，而早年对近现代科学的学习和对以尼采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研读，使鲁迅在小说、散文创作中能熟稔地融汇尼采的个人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将文学实验主义与社会意义上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反传统主义结合起来，既体现出“形式-内容”的连贯性，又能将叙述技巧的实验主义直接地服务于社会进步的目的。在讨论郭沫若时，则从其早期的心理分析小说和批评散文入手，探究其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引介和运用的内在理路和文学命义，以及这种引介和运用背后的世界主义倾向。指出，在郭沫若等人对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心理分析反映了“五四”对于封建道德的反抗，它为记录和命名压迫和性焦虑观念提供了一整套词汇表，由性心理和心理分析构成的“现代”新视角，成为“五四”知识分子个性和“现代性”的标志，把精神分析学说从一种难以证伪的“理论话语”变成实证性的科学话语。而在分析郁达夫等人的颓废主义时，则注意到，颓废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其应有之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反抗，而郁达夫等人在运用颓废主义时，则摒去了这一意涵，变成反抗封建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和文学形式，将个人化的利比多与民族国家和社会意义扭结成充满张力的隐喻关系。
“五四”时期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进入二三十年代遭遇一批被称为“新传统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本书以“京派”作家为重点，讨论了“新传统主义者”的现代观。在目睹了一战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性破坏之后，无论是晚清激进的改革派(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新儒家”(如梁漱溟、张君劢)，还是后起的“学衡派”和“京派”，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重思。在与“五四”派的论战中，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和全盘西化是他们共同批判的对象，认为正是线性的进化主义导致了西方文化的物质主义、军国精神、唯科学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糟粕”，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另一方面，论述，这些新传统主义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排外主义，他们与“五四”派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认识到从西方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必要性，为此他们试图在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外找到一条整合中西文化的道路。而这一中西文化的反思其实也有其西方现代文化的母本(譬如学衡派便从欧美的新人文主义者那里获得了知识资源)，共同汇入20世纪反现代的现代性反思的洪流中，乃至从属于致力于吸收东方文化以治愈自身疾病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话语，因此，本书认为新传统主义者比起“五四”西化派反而更有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色彩。通过将这一知识群体与处于全面殖民化的印度比较，阐述正是非正式、多元而混杂的半殖民化为新传统主义提供了跨国家和跨文化的反思语境。
在对京派作家和理论家的讨论中，揭示出他们与新传统主义者相一致的是同样希望能消除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作为理论家的周作人、朱光潜，还是小说家的废名、林徽因和凌叔华，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融合而非取代性关系都是他们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的核心问题。因此，京派作家也许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但他们的文学实践则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基本内容。例如二三十年代的周作人，已经抛弃了“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进化论观念，试图借助于晚明思潮来定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倡导一种将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共性、地区性与世界性融为一体的“真实的”现代文学。同样，通过对废名小说的细读和美学分析，得出结论：废名小说“既包含了中西协商和相应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跨文化维度，又包含了一种表述理论的哲学美学维度。这种表述理论拒绝承认现实主义，否认真实的和被表述的、客观的和心灵的、实质的合被反映的之间的差别”[9]，废名的写作体现出一种传统中的现代性和现代性中的传统“互动影响的美学”[10]。
新感觉主义是本书讨论最为着力的部分，从对上海的文化地理学分析切入新感觉主义，描绘出30年代上海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景观：急剧的半殖民地现代都市化以及左、中、右对抗而又对话的政治文化语境，使得上海所代表的“海派文化”呈现出摇摆不定、主体分裂的现代性情感。而新感觉派同样表现出对混合着殖民主义的现代文化的暧昧态度，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左翼文化的接纳和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又享受着资本主义都市所带来的感官愉悦，并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都市生活和文化工业(如电影和其他大众艺术)的充满美学试验性的“厚描”，以躲避和隔断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侵扰。在此意义上，上海殖民地的耻辱身份、下层民众的日益贫困化、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意识形态纷争，被风格化的现代主义实验所疏离，新感觉主义者在另一层面上又回到了“五四”一代想像化的世界主义：通过对物质文化的迷醉性表达和对西方都市文化的占有性认同使自身获得了文化现代性的合法化。
书中还通过与日本的新感觉派比较，来突显现代主义的风格实验对上海的新感觉主义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上海的新感觉主义移植于日本，而新感觉主义在日本却是一个短命的文学运动，在进入30年代后，日本的新感觉主义者纷纷转向军国化的民族主义。新感觉主义的主将穆时英在一次对话中曾将日本新感觉派的失败归结为民族主义和抛弃唯美理想之转向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新感觉派本有的与帝国主义深层的共谋关系。[11]相较之下，上海的新感觉派却试图抓住这个梦幻的“唯美理想”来疏离被殖民化处境和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半殖民化都市畸形的物质文明和日常生活的认同性、炫耀性描写，同样隐含着与经过精心包装的殖民主义相共谋的“政治无意识”[12]。而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新感觉派随即解体，其主要成员各自皈依(施蛰存回归现实主义，而刘呐鸥与穆时英则因为投靠日本而被暗杀)，反向地引证出新感觉派只是栖身于半殖民地都市语境里的现代主义文化舶来品。
现代主义作为一系列面目各异而又有着内在统一性的美学思潮，它在现代中国的搬演曾经更多地被视为现代文学生程中与现代世界相遇时的一种内在主体化的风格探求，是为挑战传统、获得生长点、从而缔造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而主动“拿来”与整合的结果。如果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取一种形式批评的内部研究方法，是很容易得出上述结论的。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F.詹姆逊所说，“甚至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变形也依据集体和人类的命运而得到重写”，[13]本书在讨论现代主义时，始终贯穿着整体性的历史主义视角，将“外部”的文化批评与“内部”的文本研究有机结合，富有说服力地揭示出一种地区化的半殖民文化语境是如何有力地塑造出现代主义潮流的特殊形态和各自运命的。不过，出于对研究对象的限定，本书未能将新诗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进入讨论。我们知道，如果说现代小说从源流上脱胎于古典白话小说，在语言与美学风格上始终受着传统小说强有力的影响与制约，因而在对现代主义的引进与运用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半殖民化、地区性与全球性的鲜明的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那么新诗自一诞生便是一个现代白话的、自由体的“宁馨儿”，即便是在抗战的民族主义、民族风格高涨时期，新诗也未改其现代面貌，反而出现了如“七月派”和“九叶派”这样更为现代主义的群体。因此，如果将新诗进入讨论，那么笔者不知道本书所提供的现代主义与半殖民地的动态关系的理论框架是否能更为完整，更富有辩证性的阐释张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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