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革研究之
“天老爷”受了什么迫害？
偶然翻到天宝(桑吉悦希)同志的履历，看到一句话：“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引起笔者的注意。然后，笔者又找来天宝同志去世时的新闻通稿一观，看到另外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宝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在泸定监狱。1967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接天宝同志出狱。1968年5月恢复工作，同时任四川省革委常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
天宝(1917.02--2008.02)，男，原名木尔加·桑吉悦希，藏族，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四川省党的杰出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特邀代表、第十六大、十七大列席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西藏军区原第二政委，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原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藏族党员。
说谁谁谁“文革中受迫害”，几乎成了痛斥“文革”的一项规定动作，但是，通常情况下，并没有谁真正讲清楚到底为什么受迫害?受了什么样的迫害?反正只要是在“文革”中，“受迫害”就是自然而然的，于是，“文革”就成了可憎恶的人间地狱。季羡林老先生写了一本《牛棚杂忆》，表示了自己的受迫害的痛苦。我们也报以简单的同情与简单的痛斥——认为文革嘛，迫害知识分子是正常的。但是，后来聂元梓出面说明，季老先生原来也是深陷两派斗争，并且，季老先生自己还是“井冈山兵团”在东语系的负责人。季老先生受的迫害到底是算什么意义上的迫害呢?
可见，很多所谓“受迫害”，都是含糊其辞的、缺乏内容的，同时，也就是缺乏深刻洞见的。除了在“受迫害”三个字里看出意识形态的偏见外，并没有什么实质东西。
因此，笔者以天宝同志受迫害的经历为例，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天宝在文革受迫害时候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共甘孜州委第一书记、康定军分区第一政委。他是怎么受迫害的呢?这要从文革在成都、在甘孜州的发展进程说起。
甘孜州州府康定县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四清运动”中开始的。州委领导直接挂帅，抽调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在全县“打歼灭战”。就跟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文革运动与四清运动交叉起来。在工作团的领导下，全县23个公社，87个大队，216个生产队，社队骨干中，被赶上“楼”的“四不清干部”占了80%以上。而县属各口人员、干部中，被揪出来的也不少。以文卫口为例，经工作队“看档案、找问题、搜材料”，事先划出来的重点人员就达到136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50.99%，其中，划为四类的32人，划为三类的42人。据后来查证，被逼死害死的有63人。
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在州委的指导下，县级机关成立起了官办红卫兵。传达州委会议精神时，说的很清楚：“内地的红卫兵要来了，我们各机关要把红卫兵成立起来，将来好说话”，据康定县委副书记王殿军后来揭发：成立红卫兵，“就是为了对付外地来康定串联的红卫兵小将。”
1966年12月28日，外地来串联的一支红卫兵队伍——研究生长征队，冲进康定县委，要查封运动初期四清工作团搞的群众的“黑材料”，遭到所谓保守派的抵制，红卫兵随即宣布绝食，要求康定四清工作团机关分团的团长、州委部长级干部李英出来见面，李英出面后，红卫兵要求李英跟他们一起，上省、上京，面见中央文革首长，李英半推半就的答应跟“长征队”一起去见世面。30日，“长征队”涌着李英上了一辆解放牌货车，朝成都方向开去。在康定立刻传出“李部长被绑架”的消息，成为特大新闻。保字号“革命群众”组织人马，开着吉普车追赶解放牌，还没到雅安就追上了，把李部长“救”回来了。这就是所谓“李英事件”。“李英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清工作团”领导运动的局面发生了改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成立组织搞革命、批斗走资派……
这样一个过程，与省城成都相比，稍显滞后。在成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壮大是在8月底9月初，造反派工人组织大概是在10月、11月已经开始大规模成立了。虽然，在前期发展中“落后”了，但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的序幕，却是由泸定“一·二八”事件拉开的。
坐镇省城的天宝，在甘孜州有个诨名，也是群众对这位老红军的尊称——天老爷。李英被救回康定不久，天宝就回到了康定。时间是在66年底、67年初。回到康定，天宝召集召开了全州县委书记狐疑。会上，天宝指示州委、特别强调了领导干部要支持炮轰他们的少数派。这实际上是支持了来康定串联的造反派红卫兵，随即康定出现了一批公开支持炮轰派的中层领导干部，使得炮轰派势力得到了发展。
“炮轰派”是什么呢?
1966年10月中旬，在成都，川大8·26中间有人提出要建立“三州一专”革命根据地(即凉山州、甘孜州、阿坝州和雅安专区)。他们认为这几个地方的文革运动尚待发动，分析形势，加上收到甘孜州工人造反派组织的邀请，11月，一支十多个川大8·26红卫兵队伍开赴康定。他们在泸定遇到了“研究生长征队”。这支队伍由四川大学研究生、搬迁到峨眉县的唐山铁道学院研究生(现西南交大)、四川医学院研究生(现川大华西医学院)、清华大学研究生和少数本科生组成，共有100多人。这支队伍沿着长征路线，一路走下来，沿路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并不参与造反活动，所以，他们对当时造反形势不太了解。川大8·26的人对长征队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名为长征队，实是文革当逃兵等言词，把研究生长征队拉向康定。于是，两厢合并一处，组建了“成都革命造反派康定炮轰团”。炮轰团的口号是在成都喊的震天响的：“炮轰省市委”、“打倒李井泉”，到了甘孜州自然要“炮轰甘孜州走资派”等革命口号。就这样，炮轰团浩浩荡荡的开进康定，点燃了康定的“革命烈火”，这之后，受炮轰团发动、影响形成的造反派组织，统称炮轰派。
也就是说，天宝回到康定明确的支持了炮轰派，实际上就是支持了造反。因为，他身处成都，对运动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回康定这一趟就是为了纠正州委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有一份当年流传很广的材料《天宝同志问题调查纪实》，记载了一些天宝回到康定后的活动：
元月六日晚，天宝同志回到康定。当晚他乐意的接受了炮轰派的批判，且公开表示支持炮轰派的革命行动，认真检讨错误，指出：“过去我们将自己当作党的化身，有些群众认为反了我们就是反党，这是需要认真做工作的。”此后，他还主动想炮轰派的同志提出了做好这一工作的办法，如加强串联和政策宣传等。
当天宝同志刚回到康定时，保字号的人还认为他会支持他们，向天宝同志说：“你过来，炮轰派要整你。”天宝同志却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指出：“不要保我了，你们应该起来造反。”此间，天宝同志还召集州级机关负责干部开会，动员大家支持炮轰派。在这种情况下，柳、王及其同伙恨死了天宝同志，纠合操纵保守派向天宝同志发动了猖狂进攻。……
一月十四日，炮轰派坚决响应毛主席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一举夺了甘孜报社的权。当时遭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的抵抗，天宝同志毫不含糊地站在炮轰派一边，认为这个权夺得好，“(甘孜报)早该封了”。……
一月十五日，炮轰派又一举接管了康定县广播站。他也表示了坚决支持，并说服了县委负责同志也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一月十六日，“1230”等保守组织公然围攻我(炮轰派)联络总站人员，挑起武斗，行凶杀人。由于证据确凿，天宝同志批准拘留六个杀人凶手。当时，尽管柳、王及其同伙公开反抗，威胁要逮捕天宝同志，但他仍和炮轰派共同战斗，与顽固分子们展开了尖锐斗争。
一月二十五日，炮轰派在大批判、大斗争之中形成大联合，根据山西夺权的经验，向柳、王黑司令部发起了总攻击——一举夺了州委、州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天宝同志表示坚决支持。……
炮轰派夺了州委的权，康定县上的当权派慌了，想了个办法，与其被夺权，不如主动交权，把权交给他们信得过的人。由于有参加四级干部会议的一千多名农村干部的支持，县上的夺权夺的很顺利。这样也保证了这个时期康定的平静。
但是，在康定的夺权行动，惊动了泸定。当时，泸定县也在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见到炮轰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一月二十日，泸定县也出现了一个叫做“泸定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的组织。二十三日，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贫下中农代表”宣布“泸定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兵团总司令部”成立。很明显，这些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对抗炮轰派。在一月二十五日，炮轰派夺了州委的权以后，一月二十六日一大早，泸定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的“红旗队”就召开紧急会议，策划动员夺权——要抢在炮轰派夺权之前，夺了泸定县委的权。下午，泸定县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召开大会，宣布夺了泸定县的党政财文大全。在场的炮轰派不允许一家夺权，立即冲进会场，由于势单力薄，被轰了出去。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头头读完《夺权通令》，就与正在接受批判的泸定县委的主要领导人，并说：“X书记，你受委屈了。”正是这样的夺权结束后，他们立即宣布炮轰派是反革命组织，主要头头和骨干分子是反革命分子。
炮轰派退回泸定水运处和养路段的驻地，等待援军。炮轰派事前也有所行动，他们本来准备把天宝带到泸定批斗，煞煞保守派的威风，但天宝到达泸定的时候，炮轰派已经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天宝只好留在炮轰派夺权的指挥中心——泸定水运处。天宝一到水运处，就给泸定县委和县人武部领导打电话，表明他的态度，他反对泸定的夺权，也反对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天宝一次又一次的拿起电话试图说服县委领导，但是，每次电话一通，说不上几句就被顶回来。
27日，炮轰派派出代表与县委交涉。而县委办公楼已经被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人团团围住。在大街上，也不断的发生冲突，炮轰派宣传车的发电机坏了，要去电影队另取一台，遭到阻止，炮轰派要去邮电局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反映情况，也被阻挡，并引发冲突。
28日，炮轰派向驻在县委、县人委院内的泸定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起总攻。冲进县人委后，发现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有人以为他死了，立即用木板把这人抬出来——抬尸游行，群情激奋，喊出“血债要用血来还!”就向县委冲去。县委领导见势不妙，准备撤退。中间还引发了枪支走火，情况就更加混乱。而这个时候，军队出面了。
军队对天宝支持炮轰派的态度是有看法的，而实际上1月24日泸定县委和人武部就把炮轰派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且决定要采取行动。28日晚上十点，一个营的部队开到泸定桥，康定的保守派也派了一些人来。气氛已经很紧张了。1月29日凌晨，水运处被武装包围。一伙康定来的大汉，冲上水运处二楼抓出天宝，几掌把他打下楼梯，五花大绑起来，并宣布将他逮捕。公布他罪状的布告和传单立即被贴的到处都是。宣传车开大喇叭，宣传“天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还假传圣旨，说“中央已批准逮捕天宝。”并且，宣传“炮轰派是反革命组织，是天宝操纵的反革命组织”，要“炮轰派的人赶快投降，否则就要武装镇压!”
随即就开始大逮捕。只要是炮轰派的人就捆起来、打一顿。一天下来，绳捆索绑的把七百八十三个(其中一百三十多人被投进监狱)反革命丢进了公安局的坝子里，还有关在文化馆、幼儿园、车站的人。一天之内抓了一千五百多人。如果没有本地人来证明是“无关”群众，休想出来。而天宝被抓以后，被押着在泸定、康定挂牌游斗，并且被罗织罪名，说这个老红军、中央候补委员要搞反革命武装暴乱。
随着整个四川的二月镇反的高潮的来临，在甘孜州的炮轰派也很快的被镇压下去。但是，中央实际上在3月份，就开始着手解决四川问题。中央连续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议的情况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传回四川。形势发生了扭转。在成都方面，遭到镇压的造反派被陆续释放。同样，由于处理四川问题的正是决议、文件还没有产生，各地组织了镇压的人，以各种方式对新的风向进行了抵制。
4月下旬，康定军分区向“甘孜州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传达了周总理要天宝同志去北京的指示。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而是在当晚召开了队委以上骨干的紧急会议，发誓要向中央施压。总头目李成伟在会上说：“是不是周总理要天宝上北京，这很难说。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我就不放人。我们要(把他)留下来批斗。”他还说：“是中央对康定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就是要派人去北京告状，要大造舆论，只要把天宝打成‘三反分子’，我们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军分区的人反复做工作，他们又提出：“放天宝去北京，我们也要派人去北京。”1230红色造反兵团的头头还说：“你们放天宝去北京可以，那我们也要派50个代表去北京，否则不行。”他们确实是把天宝押到北京的，但是，到了北京发现形势已经变了，这些人就灰溜溜的回去了。天宝留下来参加了正在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很快，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下达，二月镇反的问题被翻过来，称为“二月逆流”。天宝成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好干部。就这样一直到1968年5月，四川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天宝位列革委会副主任。
这就是天宝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经历。
这似乎是令人咋舌的事情——天宝并不是被红卫兵迫害、不是被造反派迫害，而是因为天宝支持群众造反，被康定驻军、泸定县委、人武部……迫害。这说明什么问题?至少说明的是我们对文革缺乏了解。
正如笔者在开头讲的，人们多数时候，并不知道“文革中受到迫害”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句抽象的“受到迫害”背后，完全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四清工作组整干部群众是不是迫害?当权者抛出文化干部，搞大批判，是不是迫害?工作组进校镇压造反学生，是不是迫害?保守派整造反派是不是迫害?造反派整保守派、走资派是不是迫害?军队镇压造反派是不是迫害……所以，笔者想说，文革中的所谓“迫害”是千差万别的，一句抽象的文革中受到迫害，并不具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当人们试图煽动起某种感情，让我们去同情那些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的时候，同时，又以同样的感情去痛斥那个抽象而空洞的文革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小心的去看一看，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的值得同情的，以及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真的值得憎恶的。文革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包含着差异、层次、矛盾的一个具体的整体。抓住一些片段，就要对文革进行否定或者肯定，只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偏见而已，既不带来真正的历史的知识，也不带来真正的反思。
再有，人们也许会惊讶。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人武部部长，以及军分区驻军的领导人，怎么就敢把中央候补委员天宝抓起来，又是游街、又是批斗、又是打、又是关。但是，他们的确就这样做了。是上面谁给他们了什么指示吗?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很可以知道的是，普遍被认为是各地驻军主持开展二月镇反的尚方宝剑的“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在1月28日发布的，而泸定、康定的镇反就是在1月28日开始的。是他们看到“八条命令”吗?如果看到了，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从康定的驻军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看，他们的做法发展到最后，也一定是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这就如同笔者在那篇叙述“八·二六事件”的文章中所说的：文革中的各种势力，并不是盲目的、狂热的参与和开展运动，而是根据自身政治利益来狂热的参与和开展运动。他们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什么冲昏头脑、不是什么上当受骗。
前些年，流行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但是，笔者想说的是：我们并不接受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文革”这样一个名词或者声音。既然要忏悔，那就得来具体讲讲，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要那样做。否则，只是抽象的说：“我错了”，而不说错在哪里的话，这样的忏悔，除了表示一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而外，并没有更多的实际的意义。只不过是又一场无聊的政治表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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