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过何方老人文章的一位朋友的看法
俺有位朋友比较爱较真儿，对照着何方老人的文字，说道了如下几点“读书感受”：
⒈那本书中，何方大秘书这样说——
住在张闻天家，实际上就是给他值夜班。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因为急事叫醒过他。
据悉，在那个历史时期，不少领导干部都是玩儿了命的在工作，有些人甚至是“抱着电话机睡觉”，事必躬亲的周相自不必言，就连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毛公也被叫醒或者吵醒过……
⒉在那本书中，何方大秘书在前文中称：
张闻天历来认为，做领导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联系实际。
后文则说：
张闻天正好相反，对外活动比较少(这既与他的地位职务有关，也是他不喜欢交际这个缺点的表现)，而参加有关形势政策及外交业务的讨论会或找相关人员谈话则比较多。
⒊何方大秘书称，洛甫同志对周相的工作作风颇为不满：
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
同时还认为，胖帅什么事儿都不管：
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
一方面，何方大秘书说洛甫同志“偏重研究和务虚”。
另一方面，又称洛甫同志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自己这位秘书在写：
五年间为张闻天起草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数量相当多。包括他在部内外的报告、视察驻外使馆和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以外交部或他的名义写给总理和中央的报告，他署名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当时没能用上的稿件，绝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例如收入《张闻天文集》(四)中的一些长文就有：《论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等。
看来看去，在外交部工作的这段时间，张闻天既没有务虚搞多少研究(绝大部分都是秘书写的)，又与上级格格不入。这是什么人啊?
⒋朋友的印象中，也认为洛甫同志是个好人。
但是何方大秘书笔下的文字，用了许许多多的“可能”之说、让俺这位朋友读来读去，反而对自己原有的印象产生了怀疑。
比如，何方大秘书写道，洛甫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
在辽东，省长刘澜波和宣传部长王铮就对他不满。
而在驻苏使馆工作期间——
在驻苏使馆，他得罪了政务参赞温宁(两人作风差别太大)、文化参赞戈宝权。
与前任大使王稼祥关系——
张闻天和王稼祥从苏区到长征，再到延安，一直到东北以后，互相间都有些意见。
……前任大使王稼祥可能是为了安抚使馆人员的情绪，要大家耐得住国外寂寞，不要老想家，因此说了个比喻，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风声传到王稼祥那里，他对张闻天批他的“孤岛论”当然不会高兴。这也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
到外交部工作之后与总理关系——
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中国党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陈毅可能表现最突出。
与外长胖帅关系——
……这种差别很大的两种作风和性格，不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才怪呢。这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所检讨的：“但是后来发现我后退了，他(指陈毅)对我有不满，说我遇事推委。对他的意图，我一时摸不清楚”。其实，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张闻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
与下级关系——
乔、龚二人却一直认为，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是张闻天有意整他们。特别是庐山会议张闻天被打倒后，他们更公开地对人这么讲，还填到干部履历表里。最近几年，他的夫人也著书立说，编造这段历史，为乔冠华鸣冤叫屈。
尽管，何方大秘书的文字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洪洞县没好人，都是他人的不是!
但读过这本书之后，朋友从何大秘书笔下得到印象就是——
洛甫同志文不成武不就，与同事与上级关系又处理不好。
⒌这位何方大秘书还很为洛甫抱屈——
在外交部，当他在位时，部司领导对他都挺好，可庐山会议一出事，就墙倒众人推了。即使在他平反昭雪后那些批斗过他的部司领导干部，不但没有一个人认过错，而且有少数人还坚持对他的诬陷。中央给张闻天平了反，似乎对外交部的影响并不大。
最有意思的就是，何大秘书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至今自己仍然难以论证的观点——
在一次借用日本研究所会议室召开的有组长邓力群、副组长马洪和全体成员参加的会上，我曾提出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而且按照一般说法，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在国内问题上当然也是两条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
⒍朋友最后是这样认为的——
说实在的，洛甫同志就是一革命书生，怎么抬高也也高不上去，怎么贬低也低不到哪里去。
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多少人刻意贬低洛甫同志。
好了，下面接着再说说笔者所了解的洛甫同志的一次“临危受命”。
二、钩沉——洛甫同志在进军东北期间的一次“临危受命”
话说抗战结束后土共进军东北，当时洛甫、方强奉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之命，到合江地区传达北满分局指示并开辟工作。关于这段历史，方强老将军数十年后有如下回忆：
1945年11月下旬到达哈尔滨。此时，中央已任命高岗为北满军区司令员，洛甫（张闻天）为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任命我为合江军区司令员。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在中共北满分局哈尔滨召开了会议，陈云同志于11月30日向东北局及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就是《陈云文选》中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次日(12月1日)，陈云同于又在党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报告，高岗讲了话。这个报告统一了北满全党的思想，在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实行大转变。号召自觉地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统统都到农村去。分局会议结束后，负责干部立即分赴北满各省、各部队，组织传达贯彻、实施。
12月7日，由洛甫同志和我率领一批干部从哈尔滨乘火车去合江开展工作。12月8日到达牡丹江，停留5天，听取了牡丹江地区领导的情况汇报。12月14日，改乘两辆大汽车北上。到林口县，驻防林口的苏军向空中鸣枪，示意汽车停下。我们便派陈剑飞、彭敏二人前去说明汽车上乘员的身份，始悉收编的林口县大队孙荣久等人昨天叛变，大队长XXX被枪杀，大队政委兼县长秦秀芳只身逃往苏军司令部避难。叛军已被苏军赶出林口，但市郊仍不安宁。苏军建议全体干部暂住苏军卫戊区司令部。经调查了解，前进方向上的勃利县城已被土匪占领，其他县城情况不明。从牡丹江开往佳木斯的火车已到林口，苏军装卸货物后，将继续开往佳木斯。苏军允许我们乘火车北上，但不保证绝对安全。在此情况下，洛甫同志决定带全体干部转回牡丹江，到宁安县开展牡丹江工作，然后再向合江发展。我的意见完全不同，要继续前进，提议既然苏军允许坐火车通过叛军区域，应当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如果因为考虑要绝对安全而改变计划，我个人愿意冒险把中共北满分局的决议带到合江去。接着又有陈剑飞、谭荫博、李万新等十余名干部也要求冒险去佳木斯，张闻天只好一一批准。……我带领男女干部十几人，化装成东北老百姓，搭乘苏联红军从林口开往佳木斯的最后一次货车。火车开到勃利县城，气氛突然紧张，驻勃利的土匪强令火车停车检查。苏军将汽由桶推到车厢门口，让我们跺在汽油桶后面，苏军数人则站在车厢门口，不准土匪们上车。土匪们又生一计，客气地请苏军押车人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喝茶，企图调虎离山，又被苏军识破了。土匪纠缠了了大约半小时，火车又开动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12月18日胜利抵达佳木斯。合江省工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北满分局的决议[引者注：有意思哈，军区司令员代行省委书记职权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方强《抢占东北(1990年8月15日)》，《为祖国而战》第110～第112页，海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而程中原所著《张闻天传》中对此事是这样陈述的——
当时，哈尔滨到佳木斯的铁路尚未恢复通车，所以，张闻天绕道牡丹江前往。12月8日抵牡丹江市，在这里听取了工作汇报。由于这里到佳木斯的铁路也不通，12月13日，张闻天一行只得分乘两辆苏军卡车，离牡丹江赴佳木斯。时值隆冬，这一带丘陵蜿延，冰封雪盖，卡车沿公路驰行，密密的森林随山势起伏。行至林口，突然遇到叛匪袭击。护送的苏联红军用转盘冲锋枪扫射，将土匪赶走。张闻天一行就在林口火车站旁的苏军司令部里住了下来。经了解，林口所在的勃利地区，本来已由我方控制，这两天收编的武装土匪部队突然叛变了(袭击张闻天一行的就是其中一股)，一时间十分混乱、危急。同行的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建议张闻天暂时不去佳木斯，由他和几个军队干部先去。经请示北满分局同意，张闻天等人遂折回牡丹江市。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517～第51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这当间有关史实的两个陈述有些出入，《为祖国而战》出版在前，《张闻天传》出版于后，有关叙事孰是孰非笔者不好妄断，洛甫同志是一文人，方强同志是员战将，各自的感受也可能有所不同，各位看客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常识自作研判。
此后的情况是，方强等赶到了佳木斯，向合江省工委传达了北满分局的决议，并整训了合江军区部队，完成了第一期剿匪，打开了局面，恢复了铁路交通。半年后的1946年5月11日，张闻天等方从牡丹江抵达佳木斯，改组合江省工委为合江省委(这本是半年前就该完成的工作)。8月8日，陈云在致张闻天、方强的信中指出：“合江自方强同志到后，形势根本上起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获得了很大成绩。”(引者注：不知洛甫同志读得此信是否还能保持泰然的心态?)
方强后来回忆道：
这次冒险北上，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合江省委如果没有北满分局的决议，工作会失去方向，必然要犯错误。诚如省工委书记李范五后来交心说：“我对东北土匪的阶级性质、政治背景及其反动性认识不足。”又有“三个月的和平时期，这对我思想上起了一定麻痺作用”(见李范五《建立合江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情况》)。所以，他们曾准备与土匪谈判，划分防地，互不侵犯。李范五又说：“幸亏方强同志带来北满分局陈云同志的指示，我的头脑才恍然醒悟。感到剿匪直接关系到建立根据地的成败，必须把建军剿匪列为一切工作的首位”。可以设想，我如果转回牡丹江，合江工作按照原来思路搞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十几个同志这一次冒险去佳木斯，使合江工作有了转机，算是我们对合江的斗争，合江的党和人民做出的一次贡献。
——方强《抢占东北(1990年8月15日)》，《为祖国而战》第110～第112页，海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当方强等初步搞定了合江局面后的1946年5月，洛甫同志率滞留牡丹江近半年之久的省委班子，到佳木斯走马上任鸟。
洛甫同志下车伊始，做了些啥工作涅?一位当事人回忆道——
1946年5月下旬，洛甫(张闻天)同志到合江就职省委书记。张闻天同志对省委五月以前的工作作了检查和总结。张闻天同志的评价与当时省委一般同志的看法有分歧。不久，方强同志被调走，第二天，即接到通知，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省军区，参加省军区召开的扩大会议。我接到通知后，按要求的时间到军区报到，当天会议就开始了，会上张闻天同志首先讲了话，说方强同志在合江工作上，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希望我对方强的错误进行揭发，划清界限。紧接着贺晋年同志又作了专题报告。由于出乎意料之外，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对此听后十分吃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心情也很紧张。我只是保持沉默，但主持会议的人再三要求我主动揭发。凭心而论，方强同志来合江之后，扭转了斗争局面，局面有了基本改观。土匪大部被消灭，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合作得很好，我实在找不到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所以当天什么也没有揭发。只是对自己的工作作了检查，说了主张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党员发展少，部队纪律不够好，对情况缺乏了解和分析等。事实上，这些在当时有着客观原因，主要是东北新区后部队和政权建设都是从头开始，发展又快，部队中老干部少，党员比例也少，新兵多，加上整天忙于剿匪作战，管理工作没有跟上。
——《吕清回忆录：难忘的岁月》
对此，方强老将军一直保持沉默，在《为祖国而战》中，对洛甫同志开展的这次针对自己的“斗争”，没有半个字的说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笔者虽然知道方强老将军在合江经历过这一段曲折，却怀疑他老是不是真有什么“错误”的把柄，被眼里不揉沙子的洛甫同志给逮了个正着。
直到李范五、吕清等亲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问世。
看来方强老将军，的确是个厚道人儿哈?
程中原所著的官版《张闻天传》2006年再版后，除了褒扬洛甫同志到合江后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外，对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和结果，仍然保持沉默。
《何方谈史忆人》，对此还是保持沉默。
笔者本来也想保持沉默——毕竟洛甫同志是在遵义会议乃至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有过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但如今这个世道就是个让人消停不了的世道，以至于象方强老将军那样甘于沉默的厚道人儿，都差点让俺这个晚生后辈产生误解，可见太甘于沉默也不是个事儿哈?
那就大家都别沉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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