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拯救了革命、拯救了党，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同样不止一次地拯救了社会主义，估计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喝止“单干风”，就是这样一次拯救。
七千人大会似乎开的非常圆满，会后毛泽东便去了南方。在家的刘少奇发现，1961年实际存在30多亿的财政赤字，这与大会估计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不符，他担心1962年会出现更大的赤字。于是2月21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要求陈云拿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陈云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刘少奇表示赞同，他在插话和结论中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以后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此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沿着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展，刘少奇说的“非常的办法”，开始并没有说的很明确，到1962年7月，才完全明了，就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鉴于毛泽东早在七千人大会前，就明确表示过：不可包产到户。所以如何转变毛泽东的观念，颇费了一些心思。5月初，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去农村调查的情况，反映说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反应冷漠，回答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6月底，田家英从湖南调查结束回到北京，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说：“现在情况非常明了了。”他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表现的很紧张，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毛泽东7月6日回到北京，当天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汇报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汇报完了，问田家英：“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
就在同一天，陈云也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主张分田到户的理由。他早于毛泽东回到北京，曾就分田到户的问题与其他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他还对毛泽东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等人开会，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形势。他表明了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这次毛泽东反单干风，有点象历史上曾经的那样，在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中，他是绝对的少数，不同意分田单干的，只有他一票。但他的权威太高了，一明确反对，喧嚣尘上的“单干风”便消停了。7月18日，刘少奇对中直机关下放干部讲话，说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有散掉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可见单干风已经刮的很严重了，连报纸都毫无顾忌地刊登了。
7月20日，毛泽东同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你们赞成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这次单干风刮的如此强烈，根源就出在这里。8月5日，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人们的质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恢复时间，他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对于形势的判断，对国民经济恢复的预测，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明显更高一筹。陈云预测的恢复时间，单干要四年，不单干八年;刘少奇则紧张的要命，没有自己的预测。许多人总是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一个不懂经济的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两年后的经济状况?现在那些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能够做到吗?
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分田“单干”，就是怕刚刚走上正路的社会主义事业夭折了。因为有的地方单干仅仅半年的时间，农村的阶级分化就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当时农村的贫困户占三分之一，没有集体，怎么能保障他们的生存?而那个时代国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救助。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要实现原始积累，唯有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土地、人力、技术等，只有在集体化的状态下，才是最廉价的。否则，就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按照田家英说的，先分田单干，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到集体经济上去，能不能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就现在的情况看，一旦单干实行一段时间，会很快出现新的利益集团，成为与党和政府对抗的力量。就是使用国家暴力手段，强行让人们回归到集体经济上来，也会伴随产生一个毒瘤，被迫走向极权社会，回归到苏联式的道路上去，最后的结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有一个问题让人不解，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不可搞包产到户。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热衷搞呢?而且高层领导人差不多是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对抗，自延安以来是没有过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威信相对下降了，话自然就不那么听了。这和战争年代不同，那时不听毛泽东的话，往往就会遭到失败，结果好坏很快就知道的。但建国后不一样了，不仅有些政策的结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甚至还要经过阵痛才能实现。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毛泽东打仗行，搞经济搞建设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一些的错误，他没有一点推诿，主动地认领了大半。还谦虚地说，自己不懂经济，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说陈云最懂经济。对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发言，也不见他生气处理人。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已没了信心，在人民公社上的一些坚持，更可能是政治上宣传上的需要。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发生饿死人的现实面前，如何打开局面，恢复经济，就成了毛泽东的战友们认真考虑，并且必须抓紧做的事情。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绝不是造谣者说的什么权力斗争，而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去冒犯毛泽东的“天威”。特别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抓经济的陈云，他们不是不知道与毛泽东“对抗”的结果，却依然义无反顾。实际上，毛泽东对他们的目的和想法，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只是批评了一通，把政策纠正过来，就完事了。该干吗还干吗，帽子很大，板子很轻。完全不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方式，主观上的恶意和善意，性质是不同的。毕竟，虽然路线错了，但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是这帽子有点大，说要求单干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人心理上难以接受。这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的党内有资产阶级，再后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路下来，让很多人都发蒙。而刘少奇，可能是最发蒙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最终也没有弥合。是的，这看起来也说不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到了今天，许多人还是迷惑的。
然而，历史已经给了答案，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其一，苏东剧变，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崩塌，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是瞬间的事，实际上是逐渐积累的结果。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人认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就没有人提出防修反修的问题。资本主义思想，在一点点腐蚀着人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几乎所有人都抛弃了社会主义，欢呼着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则完全不同，同样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采取的是逐步的改革，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扔掉。这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早早进行了反修防修的演习，防微杜渐，几乎杜绝了一切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
其二，自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完善后，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再也没有发生饥荒饿死人。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然灾害没有断过，类似大跃进“共产风”的人为因素也不是没有。比如“文革”对生产的干扰，就是非常严重的。尽管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存在着吃不好、穿不暖的情况，可没有出现逃荒的人流，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毛泽东1962年反对单干风，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拯救。他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这是其他领导人所没有的。他们只看到眼前的现象，看到集体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看不到集体化中优秀的东西，看不到它将给中国带来久远的积极影响。一看到集体化就想到“共产风”，一看到人民公社就想到“一平二调”“吃食堂”，然后就出现饥荒、饿死人。从而把形势看得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光明，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垮台，共产党要完蛋。反应到工作中，就是紧张的要死，生怕哪里会出什么纰漏。
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随着改革开放，而渐渐被人们忘记。就是有人提起来，也是被作为讥笑的对象，甚至被部分人认为是一种耻辱。但其对中国现代及未来的影响，却是不容抹杀的，并且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久远的，是中国今天的成功、未来继续发展的基础之一。毛泽东完善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有史以来最佳基层治理制度。虽然公社已经撤消了，但那只是名称的改变和职能的调整，其组织结构及部分内容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其核心内涵就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而转变为现在的村集体财产，这在历朝历代和世界各国都没有的，为有效的基层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
如同“百代都行秦政制”一样，毛泽东完善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良部分，即组织架构和部分内容，将会流传下去。可以说，它是对“秦政制”缺陷的补充。在千百年来的“秦政制”中，中央集权的管理只是到达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基层治理一直是盲点是空白。这里一直被所谓的乡贤士绅统治着，他们与官府中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穷凶极恶地盘剥贫苦的基层人民。中国历史所谓的“周期律”，周而复始的朝代更迭，就与这个基层治理缺陷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现在有人替这个腐朽的制度招魂，但它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它落后于时代，并被毛泽东开创的先进的体制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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