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山按：何方在《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一文中说：张闻天“不同意我们后来的抗美援朝”。实际上，张闻天是坚决支持抗美援朝的。《党史博采》2016年第7期刊载了胡新民的《从张闻天的两篇文章管窥抗美援朝》一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张闻天坚决支持抗美援朝的。该文最后还指出：“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受到张闻天当年对国际形势分析的精辟之处和对帝国主义本性认识的深刻之处。”
很明显，何方老人是搞错了。这也说明，他对张闻天确实不大了解。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真相，还张闻天一个清白。
胡新民：张闻天是怎样看待抗美援朝的
朝鲜战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热门话题。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给两国一些长期关心中美关系的人们增添了几多感慨。例如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朝鲜战争初期，因想以一己之力避免中美对抗而与美国特务联系，以至于被定性为“坏分子”的学者张东荪，在1973年去世前激动地自语道：“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因此有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外交走了一个弯路才逐渐修正，而张东荪一家则因此家破人亡。”
在美国也有这么一部分人，那就是1940年代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一批能干的年轻外交官，如谢伟思等。他们回国后要求美国当局调整对华政策，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不是对抗。但他们都受到了长期迫害。因此美国学者伊·卡恩写道：“如果政府早听了他的意见，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国及其共产党采取现实的看法，本来不可能发生什么朝鲜战争。”
这些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抗美援朝的话题依然热度不减。在这其中，又有一些文章以“还原历史真相”的特色而引人注目。不过，坦率地说，这类文章得出的结论又往往使人越看越糊涂。
其实，要正确认识朝鲜战争，认识抗美援朝的必然性，只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了解一下当时的形势就可以了。我国文学巨匠巴金，两次到过抗美援朝前线，收获颇丰。他终生都有浓厚的抗美援朝情节。晚年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抗美援朝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改造自己。对于战争本身来说，有当时形势的需要。朝战、越战的评价，今日可以讨论。但当时有当时的形势。”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建国后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的张闻天，在抗美援朝初期写出了两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今日重温，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那段历史，很有益处。
张闻天
胡乔木邀请张闻天写文章
先简述一下1950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决策出兵朝鲜的过程。
10月1日，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出兵到三八线;金日成也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出兵问题，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北京参加会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0月4日和5日举行。经过会上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奔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参加10月4日和5日会议的人员中，有两位的身份值得一提。一位是中央委员张闻天。他刚在1950年1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虽然由于当时的情况，一直没有到联合国上任，但此前他有在美国、苏联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英文、俄文都不错，研究国际问题有很大的优势。另一位是胡乔木，他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总署署长。出兵援朝这样的大事，笔杆子不可缺位。
胡乔木
现有的官方资料没有记载张闻天当时有过什么具体意见。但近年来，有两位当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文章中有写过这方面的内容。他们两位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总的来看，对于朝鲜战争(即中国出兵参战——笔者注)，张闻天是倾向于不打”。其中一位引用1959年8月张闻天的话作为证据：“朝鲜战争时，对参不参战，他(指彭德怀)是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我也不甚同意。不过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参战，大家就都没有什么意见了。”(张闻天1959年8月9日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转引自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学林出版社2012第26页)另一位还回忆，“张闻天等个别人也许稍为清醒”，“对朝鲜战争已不完全乐观了”。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据《彭德怀自述》，彭德怀一开始就支持出兵朝鲜，并没有过不同意。他在1950年10月4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北京后，“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257页)。
不管张闻天在那段时间里究竟是什么意见，但不久后他写出的两篇漂亮的文章，曾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当时胡乔木为了抓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除了自己亲自动手写《人民日报》社论外，还多次亲自组织和编发有关这方面的重点稿件。这其中就有张闻天的《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败北》。胡乔木觉得这篇文章很有力量，就将他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于1950年12月21日发表。
张闻天这篇文章的特点是措辞铿锵，论据有力，分析精辟;既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有很强的鼓动性。
文章一开头就直击美国的痛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企图“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在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有力打击下，已经决定地破产了。美国报纸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军队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失败”。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朝鲜的战争计划是全盘输定了的。
接下来文章深刻地揭示了朝鲜战争发生的原因，这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的问题。文章尖锐地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亚洲，它就想到了首先必须独霸中国。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有最丰富的原料与战略物资，有最广大的美国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市场，还有最廉价的可以剥削榨取的劳动力，有最多的可以被利用供其侵略驱使的人力，有最大的可以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基地。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在实施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是曾经循着这条“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的道路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照抄日本的老路，也首先集中力量于征服中国。它曾经用最大的物力、财力与相当大的军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它曾经控制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政治、经济、与军事要害，实际上做到了把国民党反动政权变成了它的傀儡。
多年后，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发表的看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曾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北京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
这篇文章还通过铿锵有力的措辞，使读者生动地感受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非常能够提振人心。文章说：美帝国主义者真是得意忘形了。它满以为中国已经肯定地是它的囊中之物了，因而亚洲也就可以垂手而得。这当然是美帝国主义者当时的美好愿望!然而这些骄横贪婪的美国大亨们，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完全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他们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东方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首先给了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狂妄的独霸亚洲的计划，以决定性的打击。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蒋介石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而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以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章还严正指出：“朝鲜战争的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垮了美帝国主义的凶焰，斩断了它伸向中国大陆的魔手”，“帝国主义者在对中国问题和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如果违背或忽视中国人民的意志，都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张闻天的第二篇文章影响更大
张闻天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反响相当热烈。很快，胡乔木又接到了张闻天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必将继续失败》一文。胡乔木不愧为党内一支笔，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对文章的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对张的新文章十分欣赏。在稍作技术性修改后，又送张闻天审阅。清样打好后，胡乔木再看了一次，然后仍然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1951年1月26日的第一版上。
这篇文章近万字。其特点之一是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明确地指出美帝的侵略本性：“他们妄想要独霸全世界!”“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所遭受的决定性的失败，使全世界各国人民在切身经验上认清了当前世界形势的基本特点”。“这标志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动政策的和平民主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归纳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胜利之伟大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文章认为，美国在朝鲜的这一失败，实是它在中国失败的继续，然而这一次失败，与前一次失败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前一次还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诿给它的傀儡蒋介石集团。这一次是亲自出马，还盗用了联合国的名义，得到了“五十三国”的所谓道义的或是物质的或是实力的援助。结果是“美国这个纸老虎是直接被戳穿了”。因此，“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失败，不只是它在亚洲的失败，而且也是它在全世界的失败。”
大量引用美国方面灰心丧气的言论是该文的一大亮点，使读者看到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在遭受严重打击后的狼狈窘态。比如美国前任总统胡佛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没有胜利的政治结局的战争。”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抱怨：“自由世界似乎时刻都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还有“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塔夫脱)，这是“严重的挫折”(杜勒斯)，美国“现已处在很大的危险境地”(杜鲁门)，“面临的局势，是极其严重的”(艾奇逊)，“我们面对着严重的忧虑时期”(杜勒斯)，正在“沿目前灾难的道路前进”(胡佛)，等等。
张闻天善用文学语言为这篇政论性文章增色不少。他嘲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的到处表演，其“尖锐的叫声”同受了打击的恶狗的狂吠，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还写道：“当我们看到苍蝇向着玻璃窗乱撞乱碰寻找出路而终归于死亡时，不免使我们想起了美国统治阶级今天所处的类似情况。自命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物，由于其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的极端自私性，其愚蠢甚于猪!”这一“猪”一“狗”，无疑给读者，特别是普通民众留下强烈的印象。
由于该文将鲜明的政治、精辟的分析和精湛的写作艺术结合得相当到位，一经发表，很快就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经典学习文件之一。例如福建省晋江地委宣传部下达给各县的宣传抗美援朝文件中，除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的讲话外，就是这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据那时的报道，通过学习，加上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基本上肃清了人们的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树立了民族自尊心。人民群众的爱国增产热情提高了，促进了工作和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广大青年还踊跃报名参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收押在东北抚顺的日本战犯。日本军人在二战后期已经领教了美军的凶悍。在他们心中，认为一群乌合之众的中共军队，竟然还敢挑战美军，无异是自取灭亡。“美军稳操胜券，一鼓作气就会攻入中国”，有的还喜出望外，“说不定一直打到抚顺，把我们解救了。”当他们从报纸上和广播中知道，美国战俘开始被押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监狱的时候，总算清醒了一些。在管理所组织学习时，不少人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必将继续失败》一文中的“美国这个纸老虎是直接被戳穿了”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确有过靠“美国‘纸老虎’壮胆”的经历。顺便提一下，正是中国的抗美援朝，才使长期在日本人口中的对中国的蔑称“支那”一词，终于得以消失。
张闻天的文章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尽管张闻天的两篇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它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今日重温，仍能发现其闪光之处。
这些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和网络科技的普及，各种信息都可以从指尖中流出。而各种意见和见解，也很容易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因此，关于抗美援朝，时常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
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看张闻天的文章，就不难发现，这些否认抗美援朝必然性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朝鲜战争过去60多年了，当年张闻天文章中道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别无选择，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的共识。我们不妨来看看几位著名外国专家的最新见解。
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瑞贝卡·卡尔女士出版了“迄今为止涵盖新成果的毛泽东传记”。她在书中写道：正当新中国以主要精力抓建设时，“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指出，这场发生在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朝鲜的内战”。但是，“美国的介入对中国产生了直接威胁”。“美国政府的很多声明也透露出这方面的迹象。在华盛顿，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游说团;也倾尽全力，把美国往这个方向上推。”当美军逼近到鸭绿江时，“美国有些参议员鼓噪要‘核攻击’中国，推翻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毛泽东看到情势紧迫，于10月8日发布命令……”。(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48-149页)
基辛格在其名著《论中国》中分析当时中国的困难境地。“要么是美国陈兵鸭绿江，将导致中国一半的工业基地处于其打击的范围内，因而受到直接威胁;要么惹恼苏联，那中国就得不到装备援助，苏联还可能重提它在满洲的‘权力’”。基辛格还提到另外一个同样非常棘手难题。斯大林当时在电报中冷淡地对毛泽东说，如果中国犹豫不决，那就让残余的北朝鲜部队撤到中国，由金日成成立流亡临时政府。斯大林明白，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倘若临时政府落地东北，与当地朝鲜族建立联系，然后宣称一定程度的主权。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国的出兵是“不得不为。”(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第134页)
2015年，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文版面市。美国两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和麦克法夸尔分别称“这本书是近年来由非中国人写的毛的传记中最重要的一部。”“这是一部全面、有见地和有着丰富的历史细节的作品。”
关于抗美援朝，潘佐夫在叙述了在当时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处于少数的情况后，提到了毛泽东请彭德怀参加会议后的变化。潘佐夫写道：“彭慷慨激扬地呼吁与会者‘出兵援助朝鲜’。他强调说，如果不出兵的话，美国就会接着打击中国，而且是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这两个桥头堡出发对中国进行打击。他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向它让不是不行的。’”“彭德怀激烈的言辞使会议的气氛发生了转变，与会者通过了斯大林所需要的决定。接着，毛任命威武的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585页)
如果把60多年前张闻天关于抗美援朝起因的论述和60多年后这几位外国专家的相关论述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重合度是相当高的。这或许就是张闻天的文章在今天的最重要的积极意义之一。
如果再结合今天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实行“重返亚洲”的战略，并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受到张闻天当年对国际形势分析的精辟之处和对帝国主义本性认识的深刻之处。
【本文原载于《党史博采》2016年第7期，原标题：《从张闻天的两篇文章管窥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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