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由衷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横刀立马、浴血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家们，同时，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尽才智付出一生的科技界精英?!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与付出，中国的国防力量才日益强大，保障着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土里安居乐业，能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骄傲地挺起胸膛。
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这个特殊军功章，集中凸现了这些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身上那闪光无比的“爱国”和“奉献”的优秀品质——无论是他们当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选择，还是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无私奉献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坚定，都那么难能可贵!这个特殊军功章，也集中凸现了伟大的“两弹一星”事业所孕育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对此朱光亚曾阐述得非常深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事业的根本基点，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我们事业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对于这些科学功臣的浴血奉献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科技三会”中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和褒扬：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的确，“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如今，我们的祖国愈来愈强盛，离不开这些星光璀璨的“两弹一星”功勋的巨大贡献。为了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学习和汲取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发奋图强、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淡泊名利、戒浮戒躁的崇高品质，培养和树立献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富强、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本刊谨以此文献上“八一”追思，以表达对这些国防科技功臣的崇高敬意!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功勋!
钱学森：一心向党的中国航天之父
1955年10月28日，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左一)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前来迎接。
钱学森，191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此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为了笼络他们，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航班离开美国。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他一面继续科学研究，一面坚持斗争，伺机回国。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寄出去。
陈叔通接信当天就把它送交周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就此进行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并无奈地允许其回国。
1955年秋末，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国。翌日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和五星红旗。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参观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建国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他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他荣任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具体领导我国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导弹。之后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美国时他虽不是党员却因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可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照顾他们。聂荣臻还专门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他严肃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还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钱学森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但最看重的是“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他应邀发表讲话，说：“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他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沙产业的思想：“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1994年、2001年分获何梁何利基金奖、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都是100万港元。支票还没拿到手他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捐给沙漠治理事业。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始终“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还一直牵挂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将从美国的大学教育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等思索一一交谈给同事，奉献给社会，显示了人民科学家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光亚：“立德立功”的杰出战略科学家
1966年10月，核导弹试验成功后朱光亚(右一)与聂荣臻亲切交谈。
1964年深秋核爆的那个夜晚，一向作风严谨的他，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有过的兴奋溢于言表，潸然泪下。多少年的不懈坚持，终于成功了!他，就是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朱光亚，他用聪慧和执着谱写出新中国血脉中最顽强的力量。朱光亚，1924年2月生于湖北武汉。
1938年，时局动荡不安，辗转多地赴重庆读书的他，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受数理化老师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942年夏，他顺利进入西南联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吴大猷教授赴美国研究、讲学时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便选了李政道与朱光亚。同年深秋，朱光亚与华罗庚、李政道一起从上海出发赴美留学，学习研究美国的核物理技术。但此次赴美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追梦之旅很坎坷，但他说，坚持就好!他们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碰面，曾的一席话：“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使他们恍然大悟，但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核物理的信念。他遂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的学习与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说：“只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得以实现。”他积极组织各种爱国活动，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的1950年初，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和待遇，投身到新中国的创业热潮中。归国途中与51名爱国留美同学联名写下《致美国留学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他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每次人生选择中都把祖国需要放在首位。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优秀教师，他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面对某些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他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之中，从此隐姓埋名、忘我工作，把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始终战斗在最前沿，潜心致力于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1959年起，他参与领导和组织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试验与制造工作;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1969年9月，他参与组织指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后，他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和发展工作，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他组织指导了中国首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他极重视实践，对于工程重大问题总是深入实际，事必躬亲;他特别强调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作风;他对工程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极为精细，精益求精、周到细致;每到关键时刻，他敢于负责，决策果断，而且有科学严谨的管理办法。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程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大系统工程，汇集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工程科技人员，他精心组织大家团结奋斗，协同攻关，使这支科技大军整体效率很高，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创造了核武器工程科技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他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勇于开拓创新，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他总是善于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紧跟时代步伐，瞄准国际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观性、前瞻性的战略问题，我国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适时向中央提出咨询建议并积极参与战略决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特别重视“顶层设计”，高瞻远瞩，精心谋略，因而能够高屋建瓴，超前部署，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他组织领导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为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殚精竭虑、建言献策，立下不朽功勋。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都称赞他有“立德立功”之优秀品格。这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逝世，享年87岁。
郭永怀：用生命守护核机密的空气动力学家
有这样一位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不仅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且为“两弹一星”伟大事业过早地献出宝贵生命。在突发危及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国家绝密文件资料完好无损。他就是令所有国人难以忘怀和肃然起敬的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生于山东荣成。他在抗日烽火中出国留学，目睹日军的飞机在头顶横行，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祖国的国防事业。1945年，他凭借有关跨音速流动的高难课题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到空气动力学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但他声明“只是暂时服务”，将来有一天还要回到中国。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让他填写的一张表上有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若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他毫不犹豫地填了“否”。尽管他在学术上受到重重限制，却时时关心新技术的发展，记在本子上或装入脑海里。
1950年，钱学森启程回国，被美国当局扣押，之后郭永怀的行动也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获准。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以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终于辗转回国。这一切使郭永怀更坚定了回国决心。为避免美方以掌握重要资料为由继续阻挠他回国，他不惜烧掉十几年来写成的珍贵手稿。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职位已很不错了，为何总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他越火：“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1956年秋，他如愿携全家回到祖国，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郭永怀对学生倾囊相授。
经钱学森推荐，郭永怀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尽管他身体瘦弱，但工作起来却精力过人。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他立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研究班，自任班主任与主讲人，培养了中国国防业未来的人才库。二是参加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这意味着中国的力学研究有可能在未来12年内迅速发展到现代化阶段。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他从不午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休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彻底放弃了原先的几样爱好，仅视工作为最大和唯一乐趣。1960年，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刚刚起步，苏联便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从头摸索，任命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特殊队伍，钱学森再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同年，他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大家对核武器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研究和计算;并指导大家进行核装置的静态力学研究和试验。
他与几乎同时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领域最初的三大支柱，分别主管设计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
他的生活随之进入半地下状态，甚至连妻子都不知他在干啥。上午他秘密进入九院进行核武器研发，下午则以力学所副所长的身份进行力学研究。为保密其司机从未换过。1963年，英美苏联合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意图限制中国的核研究。为加快中国核武器研究步伐，党中央抽调大批科研人员前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他随同迁往这一各方面条件极差之地。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由于频繁往来于北京和青海基地，身体无法适应，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受损。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高原、在核试验场新疆罗布泊，他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他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戈壁、高原，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他经常奔波于北京、青海和罗布泊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科研，深入科室、车间，亲临试验现场，对一些关键问题开展技术讨论。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析等，一一亲自过问。他仍关注和倡导力学新兴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领导火箭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有关物理工程的筹备、领导人造卫星设计院、空气动力研究院的筹建、指导重大工程防护的科研等工作。生活上其简朴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首颗原子弹装置试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首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首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他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他太累了。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了一组重要数据，急于回京研究便搭乘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首都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瞬间腾起一团火球……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才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他想到的却是用身体保护国家秘密安全、完好!他壮烈牺牲，享年59岁。12月25日，郭永怀被国家授予烈士称号。
姚桐斌：“文革”中陨落的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
姚桐斌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杰出的科学家、世界范围内顶尖的冶金学家。没有他，中国无法造出火箭外壳;没有他，中国第一颗卫星无法发射。他就是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
1922年，姚桐斌生于江苏无锡黄土塘镇。虽然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194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1946年在考生云集、角逐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中，又以第一名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声名显赫的冶金教授弗·康德西。
初到英国，国民党政府却终止了对他的学费供应。为省钱他搬到一家屋顶小房居住，一日三餐都是面包加白水。在如此艰难境况下，1951年底他获得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学博士学位，1953年再获伦敦帝国科技学院DIC学位。对于攻读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初衷只有一个：祖国贫穷落后，想多学一些科技知识奉献给祖国。
在英国本可以过上好生活的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和同志们发回电报向毛主席致敬。祖国给他们寄去了报纸、杂志、影片等，他们就在华侨和英国群众中进行宣传，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的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到英国许多地方作报告，赞颂中国正义之举，斥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进行募捐。他的爱国行动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英国特务对他横加迫害，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并吊销其护照。1953年，他只得离开英国，在驻外使馆的指示下转移到西德继续为党工作。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他的革命人生观日益坚定，并向驻瑞士使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他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申请回国，却被英国国防部约去“谈话”，并被冠以“掌握国家机密”名义不准回国。
当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听闻此事，邀请姚桐斌前往德国，在慕尼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在此他仅用了3个月就熟练掌握了德语。他在金属液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德国亚琛大学的教授弗格博称赞道：“桐斌有着阳光般的魅力，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都钦佩他的学识。”
1955年，周总理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使馆党组织向周总理请示了有关问题，周总理指示可以酌情发展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入党。党组织根据姚桐斌几年来接受的严峻考验，决定吸收他入党。
1956年9月，他在瑞士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再次申请回国。然而，联邦德国发现他的共产党身份后，强力阻拦他的回国计划。周总理得知此情，甚至亲自与德国交涉，做了许多妥协与交换后，专门将姚桐斌接回国。
在德国做研究员时他月薪3000马克，回国后每月只能拿到230元人民币，但他毫不介意，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而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因此，我愿意在基层做一些具体工作，为我国运载火箭和卫星上天贡献一份力量。”
回国后他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不久便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在一线岗位做研究。这是一个只有几十个年轻人的小单位。材料研究室1961年初发展为703材料工艺研究所，他作为该所所长，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呕心沥血，为我国航天材料工艺研究的创立、成长及壮大，做出很大贡献。在他的才华推动下，703研究所很快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实力超强的研究机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有一种耐高温的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密切期苏联也对我们严格保密其成分和工艺。因此在中苏反目后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航天发展的“拦路虎”。而在举国求助无门时，姚桐斌仅凭一人之力就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比例、两月内就生产出了钎焊合金。
而这只是他众多贡献的冰山一角，他任航天部703所所长后，牵头开展了500多个研究课题，几乎每个课题都填补了我国空白，很多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储备，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它的成果也转化为民用商品，为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本人的航天材料与工艺的科研成果至今仍沿用在航天飞行中。
为让研究人员接触英文论文，他还在研究所内开设英语学习班，初级、中级、高级3个班一起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但此事却成了落在坏人手上的把柄。更令人痛惜的是，“文革”期间，正值壮年的他被人肆意凌辱，殴打致死。时年仅46岁。
惨案发生后，周总理极为震怒，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一定要查明凶手，严肃处理。随即挥笔写下一批科学家的名字，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上百位科学家因此而被保护下来。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是同事姚桐斌以生命为代价，才让他们免遭厄运。直到拨乱反正的197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并于3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令人深思的是，“文革”后，我国某型号火箭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试验屡屡失败。过了很多年后，科研人员终于根据国外期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的问题。而让他们感慨的是，论文栏中赫然写着：“姚桐斌”!他曾在给年轻人的信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当年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之后回去报效祖国，别看现在中国比较落后，将来一定会强盛起来的。”
邓稼先：舍身为国“失踪”28年
为了祖国的富强，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28年，壮丽的蘑菇云最终见证了他的伟大，从此中国人民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而他却因核辐射过早耗尽自己的生命。令人感动的是，去世前他仍坚持工作，始终心系祖国的国防事业。他就是我国核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1947年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因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仅26岁，人称“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刚9天就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10月，他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8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他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他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
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他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终止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任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他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虽条件艰苦但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时，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个问题。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领导并参与投入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按照“邓、于方案”最终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故障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待他回京后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但他仍坚持回到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他最后离开罗布泊回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因受到核辐射而身患直肠癌。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妻子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由于功勋卓著得过许多大奖，在世时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5月，在他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挚友杨振宁赶回来到医院看望他时也问及，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足见，他为了新中国的“大炮仗”立下不世奇功，发多少奖金都不为过。但他是为事业而活的，奖金在他眼里不过是身外之物。7月29日，身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的他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他临终前仍牵挂如何努力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钱三强：结缘、引爆原子弹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湖州。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总设计师。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
1937年到1948年，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由一个青年大学生成长为科学家。这11年也奠定了他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基础。他的导师约里奥是法国共产党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全法地下抵抗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的一天，他得到一本《西行漫记》。通过此书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仰。
1945年4月他被派往英国考察学习核乳胶技术。临行前，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孟雨约见他并说：“你到伦敦后可去见一位中国海员，他叫陈天声，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遵命专程拜访了陈。陈见他是旅法支部介绍来的朋友，十分信任。在叙谈后约他翌日去看望祖国来的同志。次日在一家旅馆里他见到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详尽描述过的传奇式英雄、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邓发很关心他的进步，在询问了他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后彻夜长谈。并指着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说：“这就是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产物。”还启发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科学才华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别时他从邓发那里得到一份用延安《解放日报》剪贴成册的毛泽东著作《论联合政府》。
党组织的信任，毛泽东著作的指引，使钱三强的思想向着一个新的高度飞跃。从伦敦回到巴黎不久，他在旅法支部领导下参加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旅法势力的斗争。
1948年4月，新任中共欧洲委员会书记的刘宁一约他在卢森堡公园见面。在分析了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后暗示他：你回去以后，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任教。遵照这一指示，他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兼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次年3月他又任所长。事业初创，开展科研工作的条件极其简陋。国内根本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及相应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做实验用的仪器设备。面对困难，他与王淦昌、彭桓武依靠和团结当时为数不多的科学工，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群策群力，先研制有关仪器设备，后开展科研工作。他们还到北京、上海的旧货市场寻找一切可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为科研服务。在他领导组织下，近代物理所只用5年时间便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后来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在全身心致力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同时，他也于1954年1月26日从党的“知心朋友”成长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院长得知他入党的喜讯后非常兴奋，欣然为他书写了一段马克思名言以示祝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劳苦，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忠心爱国”的科技大本营。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试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在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但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6月28日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
陈能宽：尽现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
1988年，陈能宽查阅资料。
陈能宽，1923年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是一位金属物理学家、爆轰物理学家。1942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短短3年时间他便获该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想要报效祖国之际，因抗美援朝被迫滞留美国，拳拳爱国之心只能暂时埋在心中。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他很快成长为小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但内心报效祖国的渴望与日俱增。
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使陈能宽一家人重燃回国的希望。面对美国的同事、朋友对自己渴望回国的不解，他回答道：“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
在思想境界、学术水平正要接近成熟时他却接到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1964年改为院)，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我国核武器研究白手起家，各方面研究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苏联，他们在巨大压力下受令。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历经两年多、数以千次的试验后终于解决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他和这帮年轻人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他被任命为实验部主任和“冷试验”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爆轰物理、高压物理、中子物理、炸药部件和核材料部件研制等任务。他和大批科研人员响应国家号召，从长城脚下转战青海高原、塞外荒漠，为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付出了难以言尽的艰辛努力。多年的科学积累和刻苦钻研，使他们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并逐步开拓了中国的爆轰物理专业。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化工技术、聚合爆轰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4年2月，他被任命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是对他的科研业绩和管理能力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在他的肩上压上了更重的担子。当年的6月6日，他带队进行了预定计划的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解决了核试验前一系列内爆物理学与相关的材料与工程问题，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带队向氢弹研制冲刺。数年艰苦奋战，与理论设计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将关键问题和工程科学问题逐一解决。1967年6月17日，中国人自力更生研制设计制造的氢弹试验成功。
核武器研制，既是工程规模的物理研究，也是物理深度的工程开发。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化为手中的武器，是艰苦历程中最鲜为人知的重要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的研究。经过10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他带领一大批工程师与电子学家，摸索出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以及工作制度，对我国的武器定型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核导弹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都采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定型数据，既确保了沿线居民的绝对安全，又节约了大量的国家资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分管基础研究等工作。他从另一个层面深入思考核武器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并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两弹一星”积累的科学基础上，已经建立了高技术发展的基本条件。面对世界高技术的竞争与挑战，凭借敏锐的学术感知，20世纪80年代初，他再次抓住科技发展的脉搏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的前期论证工作，并直接参加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纲要的论证起草。
1986年7月，他被任命为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次年2月，64岁的他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他大力倡导在“两弹”研制工作中形成的技术民主、自力更生、协同创新的优良作风。在原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他以“多做少说、多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将全国各优势单位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协同攻关，组织专家进行了大量跟踪、调研、动态分析、评估等工作，以及“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起草、制订和实施工作，为中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由他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因多次成功领导核武器重大试验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5年，他因在“原子弹突破与武器化”和“氢弹突破与武器化”两项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和邓稼先一起，作为整个核武器集体的光荣代表，领取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成功，陈能宽常提到不能忽视“攻关人员的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是因任务而结合的一群人，“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草原、在山沟、在戈壁滩。即使在城市，也过着淡泊明志、为国分忧的研究生活”，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状态。当生活归于宁静后他仍不能忘却激情燃烧奉献于祖国核事业岁月的那种澎湃。1992年冬，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受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的推举，写下了这样的词句：“许身为国最难忘，神剑化成玉帛酒，共创富强”。2016年5月27日，陈能宽逝世，享年94岁。
王淦昌： “愿以身许国”的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1907年 5月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0年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物理系。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实验物理研究道路。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和当时政府软弱无能的亲历，逐渐使他成熟起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上街游行却遭反动政府大屠杀，游行队伍中的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深感义愤填膺。他找叶企孙倾诉时承蒙启迪：“归根结底是因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若我们像汉朝、唐朝那样先进强大，谁敢欺侮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师言有如醍醐灌顶。他发奋学习，不再是为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决定回国。有的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回国后他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战乱中在浙大教书14年。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1959年他在苏联的研究中，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工作。1961年 4月 1日，王淦昌奉命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他毫不犹豫表态：“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毅然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对此，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靶场的每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他告别家人，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車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身为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及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试爆前，已57岁的他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成功爆炸时他流出激动的热泪。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里也有他的心血。
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先后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为此，人们称他为 “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革”，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青海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他不顾条件恶劣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赤诚奇迹般地化解了对立情绪，共同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精诚合作，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渊博专业知识、丰富基础研究经验和深刻洞察力，使他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弯路，进度很快。当时实验条件差，设备仪器都很缺乏。为诊断内爆过程他首先提出并和大家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脉冲X光机和相应的诊断探测设备，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两弹突破起到重要作用，开拓了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域。继续勇攀高峰求新创造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在20世纪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10兆电子伏、29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等。
1978年，他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积极推进中国核科学的发展，倡导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
为了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 3月2日，联名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很快制定出我国高技术发展的 “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8年6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称号。1998年12月 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吴自良：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的冶金学家
吴自良，1917年12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和工程师。1943年，学习航空技术出身的他联系去美国深造，改行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并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殊经历助推他回国后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冲刺。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舍弃优厚的科研待遇于1950年底辗转回国。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54年，他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获得奖励。20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
1960年，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重重难题。研制铀分离膜——提炼浓缩铀的“心脏”，即是其中之一。要造原子弹，首先必须得到足够浓度的铀-235，而“甲种分离膜”正是提炼浓缩铀的核心元件。当时，只有美、苏、英三国掌握这项技术，这些国家均把“甲种分离膜”列为国家绝密。于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研制任务，北京原子核所、复旦大学、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聚到了一起，为这一关系民族命运的科研同心协力联合攻关。
吴自良牵头领任务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指示：“有人预言没有外援，中国的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更不用说造原子弹了。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生产浓缩铀-235的分离元件。”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比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国家指定的新尖端科技会战之中。
随即，在冶金所，50多名专家组成了第十研究室，吴自良兼任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集中承担起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 攻关任务。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吃住皆差，连春节、国庆都难见荤腥。他深感内疚。然而，谁也顾不上这点。虽然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但在他的领导下，大家二话不说克服困难，信心百倍地只顾埋头艰苦探索和反复试验。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上海特地来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二机部也月月来人表示了急切的关注。终于，在1963年底，冶金所满怀喜悦地报告说：核心技术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1964年，该项研究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在3年多攻坚克难的时间里，吴自良基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不言而喻，他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的消息传来后，已着手新研究的吴自良激动万分，无比兴奋自豪。那遥远的特殊礼炮声里，有着一份中国人的自豪与一位科学家的幸福。虽然这自豪与幸福他无从对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说起。
他一向对待科研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课题组曾将一种很经典的材料物理研究方法用于当时刚刚发现、非常热门的高温超导体的微结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想马上发表一篇文章。他却不着急草率地推出，而是找课题人员反复讨論，从实验装置到实验结果，从结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最终结论，先后改了五六稿，谨慎认真地这样斟酌几个月后，最终由他亲自执笔定稿，和那份初稿对比分明已面目全非。结果，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很快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至今还保持着相当高的单篇论文引用率。
吴自良虽然属蛇，但他离马年只差20余天。因此，他常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确如此。晚年他还于1988年转向投入到研究高温超导体YBCO中的氧扩散机制中并取得研究成果。就算躺倒在病榻上仍不停地想着实验室里的事儿。住院期间，只要学生去看望他就会拉住学生讨论科学问题，要求提供文献资料，希望组织人员继续科研，总结整理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已虚弱到非熟悉亲近的人难以完全听懂他的话。
2008年5月24日，吴自良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吊唁信中这样写道：“吴自良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物理冶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脉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不断深入拓展本领域的科技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理论成果和重大自主技术创新成就。”这是对吴自良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的无线电电子专家
陈芳允，1916年4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命运紧联在一起。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中学时就立志要用知识报效祖国。1931年毕业于黄岩县立中学初中部，后进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抗战爆发前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主义运动。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肆意蹂躏，他感到莫大屈辱，由此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真理，从而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爱国者，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理想抱负。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赴英国科索无线电厂研究室从事电视和船用雷达研究，参与世界上第一部海用雷达的设计，他的聪明才智博得英国专家的高度评价并高薪挽留他，但他婉言谢绝，于1948年毅然归国。目睹国民党挑起内战他甚为愤慨。不愿为国民党打内战出力，拒绝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担任要职便辞职同妻儿回到黄岩老家。后在台州临海籍著名科学家冯德培邀请下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搞技术来养家糊口。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委会，劝阻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不要跟国民党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陈芳允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任技正，研究生理实验用的精密测量设备;1953年调北京主持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并经一年具有一个研究室的规模，1954年并入物理研究所(所长为钱三强)，组建成电子研究室并任室主任。1955年晋升为研究员。1956年后中科院在新技术方面成立了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4个研究所。他调入电子学研究所任该所脉冲技术研究室主任，开展毫微秒脉冲技术、机载单脉冲雷达的研制，直到1965年。他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很大贡献。1960年，他参加论证并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3年后与同事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交原子弹试验场使用。他早期在国内领先研究毫微秒脉冲技术，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和设计了发射我国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并负责其研制和星-地技术协调工作，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做出重要贡献。
1965年3月16日，陈芳允任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技术负责人，全面参加了系统设计和建设工作。面对“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这几个卫星测控中的主要难题，他马上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很快组织了以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1970年4月他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4月24日，新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成就是同样倾注有陈芳允大量心血，他喜极而泣。
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发展，1965年周总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專委会上就研究了要建立远洋测量船问题。1967年7月18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审查，尔后由中央专委报送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研制我国 “远望号”航天测量船。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远望号”是集中了中国航天、光学、电子、测控等技术精华于一身的浮动的“海上科学城”。它在发射火箭、卫星时要航行到远离中国本土数千公里的太平洋上与风浪搏斗，还要对火箭和卫星进行测控。陈芳允用战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减掉通信船，解决观测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从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腾空而起，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目标内。“远望号”测量船测量到全部数据并安全返回。
1976年，已搞10年卫星测控系统的陈芳允郑重向组织上提出参军请求。穿上军装后又申请入党并于1977年如愿入党，1978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并兼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之后，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一次;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称号，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80高龄又荣获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入党后他愈发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革命行动的指导，也是科技活动的指导。他说：“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我恪守终身。……为科学求真理，为技术进步，为建设祖国，都是为人民服务。”他长期不懈拼搏在科技战线上，正是这一信念的体现。他坚信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可繁荣富强，科学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而立于世界之林。
1983年，陈芳允和合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即“双星定位系统”并一直坚持探究科研。主站-两颗卫星-用户站之间的信号往返，可以测定用户站的位置。主地面站把用户站的位置信息经过卫星通知用户站。主地面站和用户站间还可互通简短的电报。2000年10月，随着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拥有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而中国的北斗系统最初只由两颗卫星组成且某些功能超过美国的GPS，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其他通讯系统支持。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012年12月27日，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并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正式提供试运行服务，可在我国及周边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
1986年，陈芳允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邓小平高度重视并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他家里看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但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从863计划的提出到2000年这15年中获国内外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产生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他写的两首诗，也是他人格和爱国精神的精当写照。2000年4月29日，陈芳允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王大珩：追光逐电逞英豪的光学专家
王大珩，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公费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1948年，当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旧中国土地时，发现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古老的科技文明已远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并于1952年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改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而国内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取得成果。1953年12月，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发展的序幕。
之后，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刻苦钻研，协同攻关，在建所不到6年就相继研制出我国首台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史称“八大件一个汤”(“八大件”指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一改新中国在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轰动了全国科技界。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王大珩再次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不到一年便提交出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成功核爆中，他牵头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1970年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发展宇宙空间技术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他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终克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飛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完成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其中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队研制的光学设备。船用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他还把大量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人身上，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
1986年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专题咨询，颇有成效。因其光学科研中的重大贡献，王大珩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又成为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2年他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2001年，他和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他又就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恳切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大飞机。他这样不遗余力屡屡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对此他说得很贴切：“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殚精竭虑、无悔付出”，是大家对他的中肯评价，也正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屠守锷：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
他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被尊称为“航天四老”(任新民，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黄纬禄，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被称为“海防导弹之父”)之一，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东风二号和东风三号导弹副总设计师，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他就是著名导弹和火箭专家屠守锷。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少年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突遇几十架日本轰炸机横冲直撞肆虐。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一瞬间繁华大上海房倒屋塌、血肉横飞。耳闻目睹这劫难后的满目疮痍，他满腔悲愤立下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发奋读书。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设立航空系后他毫不犹豫转到航空系。1941年又以优异成绩公费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毕业后应聘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抓住宝贵的实践机会，为造出中国飞机而积累经验，增长本事。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立即辞职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祖国。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副教务长、系主任、院长助理。1948年12月光荣入党。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和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就在这时，完全因国家需要，他突然改行搞导弹——对此他一辈子都不后悔。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他应聂荣臻之邀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之后历任八室主任、一分院二室主任、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二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第一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职务。
万事开头难，第一枚导弹搞得最为艰难。起初，他担纲钱学森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图纸，他就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60年末，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仿制的导弹是下马还是继续?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外援、现成的，每每发现问题就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再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主阵自行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者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埋头攻关，两年后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我国定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试验发射运载火箭。屠守锷重担在肩。他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哪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年早春，他率领试验队进入依然寒气逼人、时有飞沙走石的茫茫戈壁。常常一干就是20多个小时，困了在木板床上打个盹又奔赴现场。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出了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发射队员个个精兵强将，但在他带大家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几根多余的铜丝。短短数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前他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年过花甲的他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又亲自爬上发射架做了最后检查。
屠守锷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主持了全部研制工作。1975年11月，“长征二号”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轨道。但随着我国太空探索脚步的加快，运载能力1.8吨的“长征二号”已力不从心。为此，他提出高速度、少投入地发展大型运载火箭的最佳途径，并首次将“长征二号”丙火箭作为芯级，捆绑了4个液体火箭助推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比“长征二号”丙火箭提高约3倍。这个火箭的型号被定名为“长征二号”E火箭即“长二捆”。他带领科研团队仅用18个月就完成研制并首飞成功!由此中国火箭地位提升至第三。在此基础上随即又研制出“长二乙”“长二F”等运载火箭，2008年成功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把3名航天员送入预定轨道并进行空间出舱活动，2011年9月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送入太空。
屠守锷工作严谨，率真无畏地专注于科研。在研制首枚洲际导弹初期，他受命任总设计师，限定的试飞和定型的日期很短。偏此时“文革”爆发，科研工作大大遇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仍埋头于洲际导弹的论证、实验。一次批斗大会上，别人慷慨陈词，他却笔走游龙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很快，他与同事们一起终于拿出了洲际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辛勤的耕耘必然结出丰硕果实。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后投身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长期从事导弹与火箭总体技术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工作，对导弹研制过程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他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等多项荣誉。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0年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共十二大的候补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2年12月15日，屠守锷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任新民：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航天的“总总师”
他曾领导和参与了最早的液体导弹的研制工作，并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先后任首颗试验卫星通信、首颗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任新民，被亲切地誉为航天的“总总师”。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生于安徽省宁国市。1945年5月24日，他作别妻子和刚出生一天的儿子赴美留学。在美国，除维持生计打工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和钻研功课，只用4年就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但他一刻也未忘“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破除重重阻碍，辞掉美国讲师职位，辗转数月如愿归国并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第一次“搞”火箭。用的火箭燃料是沥青，再加过氯酸钾作为氧化物。因过氯酸钾颗粒过大，只能用“土法”找人用碾子碾细，这算得上是我国第一种固体复合推进剂。第一个火箭模型则是用旧炮筒做的，还在湖面试验过，后因特殊原因火箭试验被迫停止。
1952年的一天，他突接一封电报要他赶去北京。新中国首个军事学院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成立，急需一批专家。陈赓接见了他，希望他能够参与学院的成立工作。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而并非导弹、火箭的他盡管颇感意外，但还是决定服从上级安排。随即，他又遇到“伯乐”钱学森，二人结下一生“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携手从零开始钻研航天事业。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到哈军工参观时，与已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任新民多次接触，这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感觉一见如故。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成立了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邀请任新民参与筹建工作，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并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
他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测绘仿制。谁知在导弹研制的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困境他的爱国报国热情更加激发出来，为国争光的拼劲愈加焕发出来，他竭智尽力搞科研，废寝忘食谋突破。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后来，他感慨地说：“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
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关键技术之一。时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他率队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最终掌握了P-2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早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搞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最后被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它的火箭为“长征一号”，任新民担任该型号的负责人。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任新民与钱学森一丝不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乘专机从发射场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作发射前的最后汇报。4月24日，“长征一号”从酒泉发射场腾空而起，把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苍穹，一时举国欢腾，世界瞩目。这使中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当年“五一”，任新民与钱学森等研制功臣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称赞为“了不起的放卫星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3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使用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
1980年5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时，他任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9月20日，上海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他主持指导下，首次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升空，20分钟后，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这标志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测控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世界上第5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1986年前后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5个工程的总设计师。
1986年到1990年的5年里，他相继领导研制发射成功5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服务。
任新民还是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1986年他被任命为对外商业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已逾古稀的他仍任风云一号02批(风云一号改进型)工程的总设计师。还是另外两项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两项工程都已圆满地完成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任务，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还任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工程的技术顾问，并参加了长征三号甲发射实践4号和配重星、长征三号甲发射东方红三号的组织领导工作。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黄纬禄：火箭技术和潜射导弹专家
他主持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型导弹“东风一号”控制系统;他担纲中国第一型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总设计师，开创中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先河、突破了中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他就是权威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黄纬禄。
黄纬禄，1916年12月生于安徽芜湖，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7年获伦敦大学无线电硕士学位。期间，他既目睹了德国V-1、V-2导弹袭击伦敦的巨大威力并幸运地躲过劫难，还在伦敦博物馆参观过一枚货真价实的V-2导弹实物。从那一刻起他就立下研制导弹的志愿：“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中国人一定能造出自己的火箭和导弹!”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这位无线电专业学子基本了解了V-2导弹的原理，成为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也为他后来与导弹相伴、参加并主持多种不同型号导弹的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础。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英国完成学业后当即回国，并抱定“科学救国”志向，一开始在上海无线电研究所从事相关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导弹研制从仿制开始起步。随后突遭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等困境。1957年进入刚成立一年的国防部五院的黄纬禄与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从此，他们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纪律，以“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自力更生、刻苦攻坚、脚踏实地、默默奉献，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辛历程。
作为导弹“中枢神经”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他要确保导弹的“头脑”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都保持“清醒”，能够准确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他率队付出巨大心血，突破和掌握了大量导弹知识与技术后，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翻开中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两弹结合试验震惊世界。
短短10年，任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总设计师的他率队便走过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创新之路，实现中国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開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问题，使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新的水平，取得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但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才有深切体味。1960年11月5日，我国首次仿制P1导弹成功。接下来便是自己设计制造。囿于经验，开始自制时还是摆脱不了仿制模式的牵制和诱导，创新的部分很少。经一段时间的苦苦摸索，创新的成分逐渐多了起来。他像发现了一处丰富的矿藏，同时也找到了采掘的途径，于是越采越多，越掘越深……由近程到中程、远程以至洲际导弹的控制技术的发展创新就不是P1、V2所能比拟的了，这时的控制技术完全走出了苏联模式，快速发展，制导功能也越来越复杂、精确。
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黄纬禄临危受命任中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工作也由此产生重大转变：从液体火箭转向固体火箭、从地地火箭转向潜地火箭、从控制系统走向火箭总体。
70年代初，他从事潜艇发射的固体战略导弹的开创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和攻关项目，决定采用大量新技术，突破了水下发射、冷发射、出水大姿态控制技术、运动基座条件下进行弹载平台的调平与导弹的瞄准技术、装弹仪器、小型化和射击诸元实时计算等关键课题，研制成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使中国成为第4个能从核潜艇发射固体战略导弹的国家。在配制多功能机动发射车后，又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机动固体弹道导弹，还布置并完成了关键预研项目，为中国第二代的全部战略导弹实现固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为准确掌握具体情况，他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和戈壁深处，带领团队开创性地提出符合国情且具中国特色的“台、筒、艇”三步发射试验程序，试验设施大大简化，研制经费和时间大量节约。他率领“巨浪一号”年轻的研制团队向困难发起挑战，克服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诸多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大量各类试验验证，反复修正设计，终于取得中国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1982年10月12日，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刺蓝天……中国第一代固体潜地导弹研制试验的成功再次震惊世界，标志着中国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潜地导弹研制过程中，黄纬禄创造性地提出“四共同”原则，即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一原则在中国航天界备受推崇，也一直被奉为航天型号系统协调工作中的“金科玉律”。它今天依然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纬禄还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诲人不倦，对年轻人给予悉心指导、热情鼓励。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他身体力行、谆谆教诲，挽留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导弹事业精英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已成为导弹研制队伍的骨干。晚年的他在家养病时仍牵挂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他对探访者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我从事导弹研制工作30余年，在这一段生涯中，既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饱尝过失败的辛酸，往往在失败的痛苦教训中通过反面的经验，获得走向成功的途径，深感‘失败乃成功之母的正确性。我非常热爱这一事业，我认为它是祖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一个因素。祖国强盛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将会受到尊敬和爱戴，再不会受到欺压和蹂躏，因此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同志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鼓舞下，把我国的导弹事业发展得更加宏伟壮丽!”2011年11月，黄纬禄溘然辞世。
杨嘉墀：著名空间自动控制专家
杨嘉墀，1919年7月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丝绸商人家庭。1932年随父母迁居上海，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学。1937年9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1年6月毕业后穿越战争封锁线抵达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助教和中央电工器材厂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载波电话研制工作，研制出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同时还制成扬声电话。
1947年1月，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应用物理系并于1949年6月获博士学位且随即就业。他对仪器、仪表研制有所建树，试制成功生物医学用快速模拟计算机、快速自动记录吸收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光谱仪(被命名为“杨氏仪器”)等生物电子仪器并获美国专利，在美投入生产使用产生一定影响。先后受聘为哈佛大学研究院助教、麻省光电公司工程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副研究员和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等职。
1956年8月，他怀着炽热的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回国。同年11月起，先后任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七机部五院五○二所副所长、所长、五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技术顾问等职。
杨嘉墀长期致力于中国自动化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研究发展，参与制定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和参加包括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内的多种人造卫星總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屡建奇功。
1958年参加以钱学森为组长的卫星小组(代号“ 581”)，任特殊仪表研究室主任，负责研究卫星自动控制，同时筹建○三○六工厂，从事控制系统元件的加工和总装。20世纪60年代初他指导研制为原子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并完成火箭发动机试验用的仪器仪表、导弹热应力试验工程及加热、加载、测量系统设备的研制任务，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1962年，他参加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提出以控制计算机为中心的工业化试点项目，参与制定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和上海发电厂等单位的自动化方案工作，推动了我国电子计算机在过程控制中的应用。1965年，他参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规划的制定，领导并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控制和测量分系统的研制。1966年参与制订了我国人造卫星十年发展计划。
在我国第一代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他不畏艰险，反复试验，使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提出采用轨道陀螺罗盘解决偏航姿态测量问题，还创造性地提出在红外地平仪信息处理电路中增加自动增益控制线路，这在当时国际上还是首次。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原定运行3天，可仅一天就发生了氮气气压减小的问题，若是氮气泄露那将是一个致命的故障。一些专家主张让卫星提前返回，可他却提出那不是故障，是外层空间太冷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钱学森大胆拍板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是要担巨大风险的决策。若真的是氮气泄露，卫星再也不能回家，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待?钱学森虽讲过责任由他这个总指挥负但杨嘉墀怎肯把责任推给别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钱学森夸他为国立功了。十几年后当有人问及时他淡然一笑。他只承认那两天睡不好觉，每当卫星在渭南测控中心经过时都要爬到山顶去，以验证自己的计算结果。
1975年至1987年，我国成功发射10颗返回式卫星，星上使用的都是源于他主持研制的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1979年，在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八届空间控制讨论会上，他和另外两人合作发表题为《中国近地轨道卫星三轴稳定姿态控制系统》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我国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实践”系列卫星的总设计师，领导完成了“一箭三星”的发射任务。
他还是一位高技术战略科学家。1986年， 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联名提出并导致产生《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1月，他又与屠善澄等5位院士向温家宝提出《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并得到高度重视而安排实施。
他长期热心于科研接班人的培养和开拓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工作，创建了自动检测学科，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他亲自指导研究生，培养中青年技术骨干，在他培养的学生中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领导者，有的成为技术专家。他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他毕生致力于航天事业，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创立、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国际空间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1984年，他被授予航天部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同年参与的“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参与研制的卫星、导弹通用计算机自动测量和控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0年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获部级专家称号，2000年获IEEE(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2001年因其特殊贡献，国家天文台曾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杨嘉墀星”。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岁。
赵九章：著名气象学家、卫星专家
赵九章，1907年10月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菲克尔。他只用3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他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他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他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他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他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时，他积极倡议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他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導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20世纪50年代初，他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1958年，他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他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他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他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他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除抓首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外，还注意到卫星型号发展问题。5月，中科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他在会上报告对我国卫星系列规划设想，主要内容有4点：1.以科学试验卫星作为开始和基础;2.对地观测卫星为重点，全面发展应用卫星(如通讯、气象、测地、导航等卫星，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3.对地观测卫星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4.卫星的防御措施，必须使卫星拥有反干扰、反破坏的能力。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商定卫星系列的重点与排序：测地、通信、气象、载人飞船、导航。无疑，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赵九章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他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首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他首提的。1945年，他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他还是热心的教育家，勤于治学、热心育人，培养了众多科学人才。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他重视基础教育，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他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可惜，他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一刻。1968年10月他被迫害致死。殊不知国庆节前3天给他的一封印有国徽的请柬已发到中国科学院，但被造反派当即扣压了。
人们不会忘记这位把全部心血倾注于科学事业上的科学家。1997年，在其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200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国际编号为781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赵九章星”。同年，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还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设立了“赵九章科学奖”，这是国际上首个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科学大奖。
钱骥：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钱骥，1917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著名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化系(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 。194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我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积极倡导开展我国的空间科学研究工作。当时跟随著名科学家赵九章从事多年地球物理研究的钱骥，敏锐地预测到空间科学技术未来发展。他提供大量资料，积极地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的科学家中穿针引线，促进我国空间科技技术的诞生。
考虑到发射人造卫星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科学院把研发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了负责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的581组。钱骥被任命为副主任，协助科学家赵九章工作。他率领一批年轻人，建立机构，跟踪国外刚刚掀起的空间科学技术，探讨人造卫星的基本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开展空间物理及探测仪器的研究。为探索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途径，1958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團”到苏联考察并通过参观访问、分析研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思路。
钱骥领导一些青年科技骨干，把工作重点放在人造卫星应用基础研究上，对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阶段成果;开展了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在探索火箭研制过程中，钱骥负责领导的探空火箭头部测试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多次试验成功，相继投入使用，使我国中、高层大气研究方面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同时，研制了有关电离层、电子浓度、宇宙线和磁场强度探测仪器。这些空间环境探测仪器及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研制的人造卫星打下良好的基础。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骥进行人造卫星方案探讨，指标论证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六年，对人造卫星的总体、结构、温度、遥测、能源、天线、探测仪器等方面都有一些认识与设想。他主动协助科学家赵九章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将人造卫星早日列入空间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些建议，并批示给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1965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编写《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钱骥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认真领会中央精神，集中大家的意见，确认要以我为主、走自己的路;要根据我国自己的需要来确定卫星种类，根据我国特定条件来确定技术发展途径。报告的起草，经到会代表补充完善，上报中央。这一规划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我国空间技术也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他负责机构组建，并领导卫星总体设计组开始拟定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他作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会议审定了卫星方案，要求做到先进、可靠、争取一次成功。随后，开展了卫星模样研制，攻克了许多难关，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就这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后来，在工程实施阶段，对卫星组成作了若干修改，更加符合工程要求，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按计划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钱骥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攻关阶段、卫星本体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骤发的“文革”斗争浪潮也冲击着承担卫星工程研制的每个单位。钱骥作为当时卫星技术负责人不得不被迫“靠边站”。无权战斗在第一线并不能压制他研究的火热之心，他到图书馆查阅国外空间技术文献，跟踪国外发展动向，研究空间环境背景，摘录了大量文献卡片，不断地思考着我国空间发展道路，主动地给国防科工委提出建议。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根据国际通信卫星技术的前瞻性提出了有关自主、保密安全问题。他的建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特别是周总理在中南海研究有关工作会议时，特邀请他出席会议。会后，钱骥心情无比激动，感慨万分。
1974年，钱骥被任命为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主任，为我国科学试验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做了大量的技术领导和组织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卫星上携带11种探测仪器。通过这些探测项目，对空间物理现象进行初步的综合性观测，为太阳活动预报和太阳活动峰年的观测积累经验，提供数据，并为应用卫星提供高空物理背景参考。
钱骥根据多年实践，体会到卫星研制工作应遵循聂荣臻指示的三步棋安排工作。因此，他主动主持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工作时，除抓当前返回式卫星、科学试验卫星研制外，更重视广播通信卫星方案探讨，对开展动力学、环境规范、无线电频率标准等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也极为重视。
型号研制经验告诉我们，预研先行，是型号发展的基础。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分管空间技术预先研究工作。为了加强预先研究管理，他主持制定了《预先研究暂行管理条例》。根据这个条件，各单位对预先研究课题进行论证，他组织机关对预先研究论证报告逐项审查。通过审查，统一认识，抓住关键课题，找到薄弱环节，使研制方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计划落到实处，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有争议的问题。预言课题立题论证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很多项目都按计划完成，并且用于型号研制，一些上水平的项目完成后，均获得国家级或部级成果奖。
在型号预言与系列规划之间的一些问题，由钱骥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有些技术问题通用性强、涉及面广，认识不一致，工作就很难开展，这时钱骥多次主持会议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了统一，推动了工作前进。在预言工作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言工作的资料的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我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
彭桓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我国核工业开拓者
彭桓武，1915年10月6日生于吉林省长春。1930年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以优异成績高中毕业。1931年9月考入清华物理系。1935年夏考上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南下云南大学任教。“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深深刻在他的心间。1938年，彭桓武考取“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在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的指导下，1940年底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他决定回国。然而，此时欧洲已经笼罩在战争风云下，直通亚洲的水路被封锁，于是他计划从大西洋经美国过太平洋回国。但签证申请表中众多的条款对弱国所显现出的鄙视和侮辱，让他毅然拒绝：“对不起，我不能签!”
1941年到1943年，彭桓武和海特勒、哈密顿合作，综合介子场的研究成果对宇宙线现象进行较系统的解释，并以他们姓名字头命名为HHP理论。这一理论发展了量子跃迁几率的理论，用能谱强度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等。1945年，他与玻恩合作，以关于场的量子力学与统计力学的探索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同年夏，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此时，彭桓武在欧洲科学界已经扬名，然而他无时不牵挂着祖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他又打算经欧洲大陆穿越西伯利亚回国。可是不久英苏关系瓦解，回国梦又一次破灭。1947年，他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登上一艘英国运兵船回国，执教于云南大学。1948年，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然而这一消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才知晓。1949年，他重回清华并执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培养了第一位研究生——黄祖洽。
1961年4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说：“中央决定派最好的科学家加强尖端项目的攻关，决定调你去核武器研究所顶替苏联专家的工作，有困难吗?”他回答：“没有。”钱三强又说：“这些年，你本可以在你熟悉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可是……”彭桓武理解这位挚友，但此时国家更需要他。他打断钱三强的话，说：“三强，总得有人来干这项工作，国家需要我，我去。”
走进核武器研究所，彭桓武才知道王淦昌也调来，同期报到的还有钱学森推荐来的郭永怀。他们三人的使命都是顶替早期撤走的苏联专家的工作。他们三人与前期到这里开展工作的朱光亚被中央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被周总理接见。周恩来对彭桓武说：“这一次，调你去研制原子弹，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这句话，彭桓武记了一辈子。
研究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等科学家身上。在这支光荣的队伍里，还有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黄祖洽、于敏、龙文光、杨承宗、王承书、周毓麟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和技术骨干。
从此，彭桓武率领研究组担负起原子弹理论方案设计工作。在荒滩戈壁、青海湖畔，留下了无数不眠之夜。在有关部门领导支持下，他以强有力的理论手段，首先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初步估算，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征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到重要作用。然后，他又亲自领导，精心组织，经过反复论证，引导原子弹理论设计从迷雾中走了出来。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诞生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里的观察所一片欢腾。望着光芒四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彭桓武眼底酸涩，突然想哭。他赋诗道：
【亭亭铁塔矗秋空，
六亿人民愿望同。
不是工农兵协力，
焉能数理化成功。】
当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之后，彭桓武又率领他的队伍攻向新的课题——氢弹。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不可比拟的。有人形象地比喻道：原子弹只是氢弹的火柴头。而这通向氢弹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荆棘，一个又一个关于氢弹的模型从探索者的脑海中艰难地诞生，又在严密的计算之后被无情地否定了。
在彭桓武、朱光亚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彭桓武以学术带头人的领导魄力召集各种讨论会，让不同的观点、相悖的认识汇集在这条集体智慧的河流中。然后，经过他独特卓绝的洞察力的凝聚和升华，最后形成三个方案。彭桓武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三位副主任分别带队，展开多路探索。一番苦干之后，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秘密被揭开，新的理论方案诞生了，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彭桓武等科学家不断钻研创新的推动下，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年零8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8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前夕，国家颁布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和名单，彭桓武领导和参加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荣登榜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首位获奖者。当领导给彭桓武送奖章时，他却坚决不接受。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说话间，他撕下一页日历，提笔在上面写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在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上，国家颁发给“两弹”理论设计功勋们的奖章和奖状旁，也摆放着他的这两句题词。
他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钱三强多次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总是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殚精竭虑地为国家谋福祉，而当新事业后继有人时，他总是悄然引退。他眼中永远都没有个人名利，只有国家与集体。的确，彭桓武领导并参加了核潜艇、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他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及核爆炸理论的奠基人。同时他也关心整个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感觉到凝聚态物理的发展需要支持时，他就主动出面领导科学院凝聚态物理组来发展凝聚态物理和理论研究。同时，为加强我国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加速器等原理，他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为我国科教事业、原子能事业和理论物理领域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1995年，第二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将科技成就奖颁给了他，奖金100万元港币。得到这笔巨额奖金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原子弹、氢弹事业中做出过贡献而值得纪念的人们。1996年11月，他以独有的方式颁发了他自己设置的第一届纪念赠款：悄悄把3万元赠给了当年的一位科学工以纪念其几次学术报告。后来，他又颁发了第二届、第三届……
为表彰他取得的诸多成就，2006年，国家将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第4879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彭桓武星”。 2007年1月，彭桓武因感冒被送进医院。2月初，周光召前去看望。插着呼吸机不能讲话的他在纸上写道：“多谢了，生命只魂在耳。”他从未惧怕过死亡，早就留下遗愿：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骨灰与夫人的合并，不存放公墓，归返自然;藏书赠理论所图书馆，电脑、打印机等归还理论所;“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军事博物馆……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去世。
彭桓武曾写诗：
【浪漫鲲鹏庄子梦，芬芳兰惠屈原风。】
与其说这是他毕生的追求，毋宁说这正是对他人生的高度聚焦和概括，是对他生命和精神的最真实的写照。
孙家栋：成就了多项重大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卫星之父”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生于东北，祖籍山东牟平。他是我国航天事业60余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式人物。从1958年开始从事导弹研究到今天，他将59年的人生都奉献给航天事业，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多个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对几次关键的人生转折，孙家栋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是恩师钱学森，引领原本学飞机的他走上导弹科研道路。1958年，他从苏联学成归国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院长正是钱学森。面对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文史的青年学生们，钱学森很谦逊地说，你们在一线，比我强多了，你们先说说吧。随后便当起先生，自己编教学大纲、讲《导弹概论》，还邀请庄逢甘、梁守盘、朱正等人任讲师。就这样，孙家栋跟着钱学森做了近10年导弹。
1967年7月29日，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38岁的孙家栋负责首枚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在研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时，为确保核心任务顺利完成，他紧紧抓住“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的着”4要求，凡与此无关的技术试验，全部取消。也正是因此，中国得以在短短3年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
之后，他的名字就常常和我国卫星事业的“首次”连在一起：1975年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首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成功。两次孙家栋都是总设计师。1986年4月，他还担任我国第二代卫星“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巴合作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期间的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任技术负责人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升空后20秒爆炸。他跑出地下室，只看见沙漠里一片火海，整个脑子一片空白，痛哭起来。在寒冷的沙漠里整整三天三夜，他和同事一寸一寸地找火箭的残骸，把所有的螺丝钉、小铜块、小线头一点点收集起来，查找事故原因。最终发现是火箭控制系统内的一小段导线，在火箭发射时受到剧烈震动断开了。“一个裂痕就牵扯到整个航天产品的成败，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就像恩师钱学森当初所做的那样，孙家栋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从此他们狠抓质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质量管理系统。
1994年，北斗导航卫星工程启动，孙家栋担任工程总师。2000年，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频繁地找孙家栋，这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满怀神圣的使命感，在一起谋划着中国航天发展的战略思路。这时，自称“不懂航天”、读书时学地质、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极大兴趣的中国科学院欧阳自远院士也热切凑了进来。他想探月却不知中国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行性，便找栾恩杰讲了探月的构想。栾恩杰立即将他介绍给孙家栋!欧阳自远跑到孙家栋办公室一谈就是两个上午。每一步构想、每一个目标，孙家栋都问得非常仔细。谈完后，孙家栋抱很大决心地说，咱们这辈子怎么也得把这个事干成!
2004年2月25日，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正式实施。工程组织指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之梦开始启动。40多年以来，中国的所有航天试验都是围绕地球的活动，而探月工程则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孙家栋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充分酝酿后认为，绕月探测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月球这个离地球最近的天体，通过对月球由浅入深的了解，促进航天工程技术带动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向更深广的领域迈进。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在工程方面他考虑最多的是工程目标的实现、关键技术的解决途径和大系统的配套协调。他认为，以前几十年我们所搞的航天工程，全都是围绕地球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应用，对于探月工程来讲，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研究的第一次。该工程虽比美国、俄罗斯晚40多年，但要在科学上走出中国的创新特色，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识，为详细探测和资源开发打好基础，就要有所创新，起码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
最刻骨铭心的是2007年11月5日。欧阳自远回忆说：“我们最操心的不是发射，而是嫦娥一号到月球附近后，是否能被月球捕获，以前美苏失败最多的就是这一步。嫦娥一号发射出去，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终于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一直在问测控数据。最后一下，汇报说：‘抓住了!我俩说，再验证一下，几点几分几秒在哪个位置抓住的。之后再校准一次，又校准一次，确认真的抓住了!我俩抱住痛哭。”那时，孙家栋78岁，欧阳72岁。
即使到88岁高龄，孙家栋仍然在为中国的航天梦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他说：“当年，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这些大国重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现在也是这样的，生存和发展都重要，但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而非一个和平的年代，国家始终需要拿出一定力量来建这些大国重器。”
2017年2月8日，孙家栋当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中这样评价他：
【少年勤学
青年担纲
你是国家的栋梁
导弹 卫星
嫦娥 北斗
满天星斗璀璨
写下你的传奇
年过古稀未伏枥
猶向苍穹寄深情】
2017年4月22日，中国第一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在天上顺利完成对接。“东方红”“北斗”“嫦娥”……在中国自主研发的前100个航天飞行器中，有34个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
于敏：中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中国氢弹之父”
直到1999年9月18日，他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此前，因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因在核物理领域的巨大成就，2015年初，身为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的他，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月31日，获得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他就是“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于敏，1926年8月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父亲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青少年时代他在抗日战争沦陷区度过，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记忆。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便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又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转到理学院物理系。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然而此时的中国国际形势严峻，国防力量薄弱，为了在核领域实现突破，于敏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我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他领导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完成一篇又一篇论文，攻克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产生深刻印象，称他是中国“国产一号土专家”。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同于敏晤面，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并邀请他去丹麦工作，但当时已转向氢弹理论研究的于敏，婉言谢绝了邀请。
于敏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他，带领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评价为氢弹“首功”。于敏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氢弹研制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发挥了理论研究设计的开拓者、领军人的关键作用，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4年秋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引起世界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他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去电话。为保密他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在耗时2年8个月、进行5次核试验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其间隔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国产土专家”于敏及众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于敏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国产”科学家于敏几乎是惟一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未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巅峰。周光召称他为“毕生奉献、学界楷模”。他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名利为国防科研事业奉献一生，最大动力便是拳拳爱国心。他常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他平时喜欢读古诗词，对诸葛亮和岳飞倍加推崇。他欣赏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尊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气节。正是这信念和情操，使他甘心倾注毕生精力和心血奉献于国防科研事业，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但对此称呼他极力反对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颇具说服力的还有他那狭小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竟用着铁头架子搭起的床铺。这更印证了于敏所写的座右铭：“所谓宁静，对于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王希季：著名空间返回技术专家
王希季，祖籍云南大理，1921年7月26日生于昆明。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技术顾问、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42年，王希季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时值中国抗战，王希季进了一家兵工厂。几年兵工厂生活，使他看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太落后。于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于1947年考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
1949年10月，王希季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他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学工协会，要求立即回国。1950年春天，他率先踏上了“克里弗兰总统号”商船回国。
回国后，王希季先在大连工学院担任副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原本他计划着回国创业，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但因着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号召，他的命运来了突然大改观。
探空火箭是用来探测研究大气层特性和开发利用大气层资源的火箭，作为火箭工程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为中国后来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技术和实验条件的支持。王希季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但这位把中国第一枚火箭搞上天的人，在受命研制火箭前从未接触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他只是一位搞热电厂发电的专家。1958年11月，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教授的王希季被上级安排到一个秘密单位报到。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上海机电设计院是要做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是一个当时保密非常严格的单位。把卫星送上天上去，和在火力发电厂发电给大家用，可以说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
王希季曾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对于自己1958年接受的这项新任务，王希季起初心里并没有底，当时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资料，没有任何国际援助，王希季手下帶领的只是一批缺乏技术背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人。有时碰到一些连自己都没接触过的新东西，王希季常常是头一天晚上啃书本，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在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王希季他们土法上马，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手摇计算器，有时甚至干脆就拨算盘珠子，很多数据都是靠人力计算出来的。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半年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研制、总装完毕。经历了第一次的发射失败，他总结经验后再次上阵，1960年2月19日16时47分，第二枚“T-7M”发射试验成功。这次试验成功，是中国自行发展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实践意义的成果。
火箭发射试验困难重重，王希季他们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积而成的，里面既没有步话机也没有电话，指挥得靠扯着嗓子大声喊叫，并要借助挥舞手势。自动跟踪火箭的仪器也没有，测试人员用的是需要几个人手把着才能旋转的人工天线。电力没有，向附近的部队借了一个50千瓦的发电机在发电。加注条件也不是挺好，所以加注燃料是用自行车打气筒打到里面，到了一定压力，然后打开加上去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每一个步骤在事先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有图纸，有计算，有程序，也有口令。整个工程上每走一步都是计划好的，计算好的，安排好的。T-7M的飞行高度是8公里，半年后T7研制出来，飞行高度60公里。T7之后就是T7A，T7A达到了130多公里。T7A之后发展，探空火箭发展到高度320公里。
接下来，王希季又带领助手相继研制成功了“和平2导”“和平6号”固体燃料气象火箭和“T-TA(S1)”“T-TA(S2)”生物试验火箭，将大白鼠和小狗豹豹、珊珊先后送上蓝天，又安然无恙地返回地面，使中国在宇宙生物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上海机电设计院(后为七机部八院、航天部五院508所)先后在10年的时间里研制成功了包括气象、控测、生物试验、核爆取样和技术试验等几个类型的15个型号的探空火箭，其中王希季就负责了12个型号，成为中国控空火箭技术学科的带头人。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负责的项目有两项获奖。
王希季提出中国首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于1970年4月首次发射就获成功，将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轨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空间国家。
八院奉命转为发展卫星工作后，王希季又负责提出中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技术方案，并于1975年首射取得成功，使中国返回式卫星技术进入世界前列，成为迄今世界上掌握此项技术的仅有的3个国家之一。
1980年后，王希季先后负责研制和发射成功了6颗卫星，并负责提出了第二和第三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技术方案和负责完成了这两个型号的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中国的返回卫星技术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王希季起着关键和主要作用。
1985年，“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希季为第一获奖人;1990年“摄影定位卫星”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为第四获奖人。
1987年，为促进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的王希季，首次承担了中国在返回式卫星上搭载国内外多项科学试验的任务，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主任务和搭载空间科学试验任务，使中国的空间科学从探测阶段登上了试验阶段的新台阶。
当后来忆起那段创业岁月时，王希季十分感慨地说：“当时就靠两个，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二是后来总结的‘两弹一星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奇迹蜕变，王希季也早已从火箭的“门外汉”成为航天界泰斗。成功与荣耀背后，有痛心的教训，也有捍卫真理的过往。1960年，王希季负责的三次火箭发射任务接连受挫。王希季向组织讲：“我是技术负责人，要处分就处分我，其他人都没责任……”“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定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通过失败，得到的经验。”王希季说，中国的航天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跟着外国跑，要不图虚名，实际得益。
周光召：著名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湖南省宁乡人，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他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他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时，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此时，周光召并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1960年，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研制。在此背景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专程带队来到杜布纳，与周光召等中方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的困难，请他们回国进行核武器的研制。
其时，他们在杜布纳聚精会神从事的一项基础研究已入佳境，回国就意味着放弃手中的所有工作和科研成果。面对祖国的召唤，作为支部书记，周光召立即召集了支部会议。会议上，科学家们一致表示：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放弃现在的工作回去，一定要为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力量。周光召与吕敏、何祚麻等联名结国内写了回信，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1961年初，周光召登上南下的列车启程回国。抵京后，他随即搬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作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秘密工作”。杨振宁后来说道：“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早了一两年。”他曾回忆说：我在莫斯科的研究工作与“两弹一星”毫无关系。在祖国的召唤下，我改行从事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科研工作，這个召唤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也有个别同志不愿放弃原来熟悉的道路，不愿转到国家所需要的轨道上来，后来这些同志在科学上也没有重大的贡献。我说这个是想让年轻一代明白——具体的人生道路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只有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以国家需求作为己任，才能保证你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队伍很快组建了起来。其中既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也包括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一批中青年骨干。周光召时年3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华。在他之下又有许多从各高校毕业生中挑选的优秀年轻力量。这样的老中青组合使队伍既具备专业高水准，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周光召常与比他小10多岁的年轻人共事，他们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对待艰苦的条件义无反顾的精神让他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希望。
原子弹的研制关系到国家安全，这项工作一直处在严格的保密之中，周光召与他的战友们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亲人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周光召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国际上就传，说是我们逝世了，说是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飞机爆炸，就不在了，这种传言都有。”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最终的问世。周光召也在北京后方关注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他突接罗布泊的紧急来电，电文中对设计提出了一些忧虑，希望他再核查一遍。周光召知道，周总理正在对罗布泊实验基地进行视察，这个电报一定是总理的意思。他与同事们经过连夜紧张运算，在次日上午将结果回复给周总理，报告中称，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原子弹的引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成功率在999‰以上。这份报告让起爆现场的人们如同吃下一颗定心丸。当天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学家们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氢弹的研究计划。然而正在此时，“文革”浩劫来临，周光召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遭到了冲击。由于他父母都曾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供职，这样的出身自然引起造反派的高度关注。他的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很多老照片和资料都在打砸抢中遗失，甚至在北京帮他带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回了乡下。令周光召感动的是，在那个人人自危、世态炎凉的环境之下，他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因为周光召在1957年即远赴苏联，没有经历过“反右”等一些政治运动，很多平素与他来往并不多的同志生怕他精神上难以承受，主动来安慰他，甚至当着他的面把江青骂了一顿。1966年年底，周光召等人一边遭受着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却仍在进行氢弹的研究和实验。聂荣臻前往视察工作，看到周光召等人在如此严寒的气候下却住着干打垒的房子里挨冻，立即提出将他搬到楼房里住，并关切周光召的哮喘病的病情。这些关怀让他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氢弹的难关。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法国总统戴高乐为此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质问法国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科学家，为何让中国人抢在了前面。面对荣誉，周光召谦逊地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改革开放后，周光召陆续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对科学事业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主管中国科协工作时，中国科协向中央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被采纳推行，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开始深入田间乡里，惠及亿万百姓。对于中国科技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周光召也常以其直率的性格进行抨击。针对当下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他说：“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而对于科研现状，他深感忧虑：“我现在特别忧虑的就是社会上急于求成的浮躁状态。有的弄虚作假，有的为追求论文数量而不管质量、效果，结果就是只跟着别人走。”他还在公开场合对院士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由于周光召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1996年3月，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2003年12月，在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之际，为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作出杰出贡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技界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携带代表他一生功绩和荣誉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回到了家乡宁乡，并将其捐赠给宁乡一中。在捐赠仪式上，周光召动情地说：“两弹一星”勋章是几十万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荣誉。获得勋章的23个人只是这几十万人的代表，当年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现在都已过了退休年龄，有很多已去世。他们最希望的是想把他们这一生贡献过程中间所感受到的精神，能够传递给我们年轻的一代：自强不息的精神或自信的精神，就是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科学的精神;集体或团队的精神;献身的精神……我把这枚奖章送给宁乡最好的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回报宁乡父老的厚爱，并希望年轻一代发扬自强不息、科学严谨、团结协作和献身祖国的“两弹一星”的精神，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英雄。
程开甲：以身许国、建功核试的中国“核司令”
他是一个智者，不仅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博士，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是海森堡的论战对手;他是一名勇士，不仅将汗水和智慧洒在了中国西部神秘的罗布泊土地，而且还在中国核试验基地指挥着千军万马;他是一位元勋，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而且还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为“两弹”的爆炸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就是程开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
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已在学术研究上建树颇丰的程开甲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他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長，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他参加制定了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他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他还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技术问题。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程开甲就根据周总理的询问，提出并一再坚持向地下核试验方式的决策性转变，对武器水平的提高和试验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成功地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他创立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理论和效应研究，主持、参与和指导核爆炸效应的全面总结，为核武器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程开甲是“核司令”。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而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施工现场。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极力劝阻。他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最后，他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程开甲说，他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这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经过不懈奋斗，程开甲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
虽然参加核武器研试的20多年，程开甲隐姓埋名，没发表过论文，可是他一生在学术研究上始终创新不辍。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回国后他率先在国内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离开戈壁后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
值得称道的是，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程开甲对他们给予充分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年轻的邱爱慈不无关系。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走出的10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人，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对于自己获得的很多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离开戈壁滩后程开甲多年来仍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简单、俭朴的生活。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他总是充满感怀。因为那里有他充满激情的岁月和挥之不去的眷念……他说，自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以及30多次核试验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最高科技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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