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在英国学界流行一种“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互利”说，即殖民统治对英国有利，对殖民地也有利。这种论调包含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将英帝国与进步联系起来。19世纪，以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为代表的辉格派持此观点。在他看来，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以印度为代表的亚非国家历史的发展，将殖民地带离了野蛮时代，为殖民地带来了“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二是在帝国内部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存在经济互相依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戴维·菲尔德豪斯(David K. Fieldhous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宣称，殖民主义最主要的成就是重构了第三世界的经济，使之适应资本主义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三是帝国有助于全球化。21世纪初，以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G. Hopkin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声称，“帝国适应了世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要求欧洲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和经济同地球的其他部分的新老社会一体化”。这些观点为殖民主义唱赞歌，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
殖民统治阻碍殖民地发展
对印度的征服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工业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投资场所。据统计，1757—1815年，英国从印度攫取的财富达10亿英镑。1786—1790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年平均价值为120万英镑，1809年增至1840万英镑，致使印度的传统手工纺织业急速衰退。印度只能向英国输送大批原棉，以抵偿英国输入工业品的差额。同时，英印殖民当局控制机械工业设备的进口，以确保印度未来工业发展仍然依赖英国。宗主国占据了国际分工的高端环节，殖民地则处于低端环节。这种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关系，在殖民地独立后仍然延续下来。
在除印度之外的其他殖民地，殖民统治的历史性影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殖民时期的文明得以保留，文明内部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成分被殖民统治者强化。殖民者有意识地不去触动传统社会结构，新经济利益按照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配。于是，经济开发同统治基础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传统上层的统治地位不受影响，下层缺乏教育和福利的现状也被所谓尊重传统社会的口号而“合理”化。菲尔德豪斯不得不指出，到1945年，绝大部分非洲殖民地都远未解决改造旧社会结构的问题。这种情况也未能完成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使命”。
另一种是在北美洲，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屠杀使土著人口锐减，土著文明中断，现存的美洲文明嫁接了欧洲和非洲文明的因子。1703年，英属新英格兰殖民当局颁布奖赏屠杀印第安人的法令，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赏金40英镑。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之后，殖民者推行黑人奴隶制的剥削方式。马克思曾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1亿强壮劳动力。
英国的殖民统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在殖民地的成长。殖民统治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它在能够依靠超经济强制榨取利润之时，决不会实行“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决不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制度。可以说，正是因为殖民统治阻碍了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广大殖民地人民才不断地进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英帝国殖民体系在殖民地人民的不断抗争中走向解体。
殖民统治给非洲带来恶果
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互利”，并未体现在英帝国形成和维持统治过程中，也未在英帝国瓦解后出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非洲大陆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按照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说法，独立后的非洲发展情况甚至比殖民时期更糟糕。其原因在于殖民统治没有带给非洲“互利性”，而是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如非洲学者艾伯特·阿杜·博阿亨(Albert Adu Boahen)所说，殖民统治给非洲带来了诸多的恶果。
殖民者给非洲带来的直接经济恶果：一是非洲的工业萌芽曾经出现，却被从英帝国其他地区输入的廉价替代品扼杀。同时，非洲人被驱离矿业生产，造成非洲矿业技术的落后。二是殖民当局修建基础设施是为便利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而不是为促进殖民地发展。这造成大多数非洲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今天仍是非洲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大障碍。三是殖民者阻碍了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殖民地的贸易流动方向都朝向宗主国。非洲独立后，这一状况未得到改善。
殖民统治还给非洲留下了隐性恶果。第一，殖民者给大多数殖民地播下了农矿业单一经济的种子。首先，每个殖民地被安排生产单一的经济作物，忽视了粮食生产，导致非洲持续发生饥荒，而且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和生产效能的提升。其次，对矿业的依赖也造成恶劣后果。为尽可能多的获得外汇，矿产收入优先被投入矿业扩大再生产，产业多元化发展步履维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往往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殖民者推行的金融政策也对非洲不发达状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殖民地通货同宗主国通货相捆绑，殖民地外贸所得都流入宗主国，而没有用于非洲的经济发展。外资商业银行和公司也被允许将利润抽离殖民地，而非投资于殖民地。非洲独立后，以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为中心的资金流通方式仍然存在，西方银行分支机构多为现在非洲国家国际融资的主渠道。
第三，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掠夺造成非洲社会人才稀缺。殖民统治者建立了强迫劳动制度和流动劳工制度，导致现代产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非洲独立后，一方面非洲发展需要引入大量技术人员;另一方面，非洲本土人员却大量流失到海外，致使人才匮乏的情况日益突出。
阻碍良性经济全球化
为“自利”而非“互利”目的，英帝国选择性开放或关闭部分全球经贸网络，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
西方有学者宣称，英帝国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在于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说法没有历史依据。英帝国将经济交流转变为以西方为中心，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所以，西方国家只用几十年就完成的工业革命，东方国家却要用数倍的时间，甚至也很难完成。其原因就在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自1880年以来世界原材料的价格跌势不止，而制成品价格则持续上扬。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换的制成品数量在1938年比1880年时下降了40%……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的垄断，愈发阻碍着殖民地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阻碍作用尤为明显，如利用一战间隙，印度民族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一战结束后，民族工业又遭到宗主国商品和资本的冲击。而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菲尔德豪斯也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刺激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的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故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是一种对经济全球化的重新塑造，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平等因素的肃清，是第三世界人民分享经济全球化福利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正是西方殖民者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全球分裂。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集中会对经济全球化形成破坏性影响。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第三世界人民唯有以独立的国家为基础，才有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对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由此可见，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不具有“互利”性，而是具有破坏性、剥削性和阻碍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1945—1980)”阶段性成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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