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萌发并自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考察项目的动因之一是基于以下认识：
人们谈红军长征，几乎必言雪山草地——爬雪山、过草地，是长征中最具标志性的行动，雪山草地成为长征的地理标识，顺理成章。对大众来说，雪山草地意味着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对研究党史军史的人来说，雪山草地与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比如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以及之后的高层争论与主力分途，就发生在皑皑雪山、茫茫草地当中;长征中的大部分中共政治局会议也是在爬雪山过草地期间召开的，芦花，沙窝，两河口，毛尔盖，巴西等这些曾经不起眼的地名从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大众乃至学界对红军长征中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动的认知还是粗线条的。人们往往乐于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热衷于到处建碑塑像，钟情于打着长征名头的各种POSE和秀场，而对于承载历史事件的基础背景资料，包括地理要素、人文环境、军事态势、行军路线等重要史据，反而疏于考量，懒于复原。
比如，我们迄今没有一幅准确可靠的长征路线详图，不能不令人惭愧!众所周知，长征中红军共三次穿越草地，但打下江山数十年后竟未完全弄清三大主力各部队的草地行军路线。现存的路线图过于粗糙，且存在错讹。又比如，我们没有为研究长征而配套的大比例尺地图集，文献史料中相当多的冷僻地名有待考证注释，而且有些已被误用误读，红军在很多偏僻地域的活动因而被蒙上一层迷雾。
背景条件不明，环境数据不全，难免影响对长征的研究和叙述，甚至可能造成误导。诸多重大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谜团之破解，恰恰系于关键的路线与地名。路线、地名这些要素搞清了，与时间、人物对上号了，一些迷团得以迎刃而解。比如长征中著名的“草地密电”之前张国焘发给下级指挥员的那份“扣留军委纵队”电，其中有一句长期被误判为存在掉字——“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地理要素一旦厘清，可以判定该句并无漏字，其本来面目就是“如其听则将其扣留”。再比如1935年7月的“杂谷垴会议”，搞清其确切会址——东门外(今汶川县东门寨)——之后，今天针对该会议的某些争论也无必要继续。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直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线来研究，来传扬的，以红一方面军为样本而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无疑发挥了作用——斯诺到陕甘宁边区采访时三大红军主力还未会师。这对一般读者、海外读者而言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对于长征的研究者，对于红军的后代，以及军迷史迷来讲，显然不能满足于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的叙事。雪山草地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发生交集的地域，而事实是：对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路线的研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补充完善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史料，充实重要事件的背景，也是笔者自立课题，实施踏勘的动力之一。
历史需要把一笔清爽的账目留给后人。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长途行军，也是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诞生出了被世人们称作是“长征精神”的文化图腾。这个文化图腾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文化财富。而承载这笔财富的载体是由诸多有机或无机、有形或无形的要件构成的。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团队，围追堵截这支团队的国民党军的强大力量，严酷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实际上都是这个精神文化财富的载体——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而言，除了这支团队以至高信念所驱动的求新生不屑苟活的英勇奋斗外，这支团队内部关于战略方针选择上的争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斗争，乃至他们后来完成整合实现团结的过程，来自强大对手围追堵截的煅击和压迫，乃至严酷冷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强烈挑战……等等，这些看拟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要素实际上都与这次伟大远征共生共存，而且在各自不同的位面承载着历史留给后人的这个巨大宝库。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实地踏勘和考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长征中诸多影响乃至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性的事件就发生在“雪山草地”间。这片地域当年人烟稀少，民族隔阂很深，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对这片区域进行过现代手段的详勘，红军过境时又没有大比例尺的详图可供参照，只能靠侦察询问当地群众来确定方位和行军路线，他们自绘的行军作战略图上标注的地名多是从群众口中音译而来——有些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命名，与现在的地名差异很大，辩析起来非常吃力，当然也就影响到了对相关历史的判读和深入认知。因此，对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自然环境中诸多要素特别是如“雪山草地”这样的标识性要素，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进行认真的辩析和梳理。而这样的辩析和梳理，是不可能在图上完成的，因此必须在充分判读和辩析各种史料的基础，辅以实地踏勘，对其间的地理要素予以标定和确认，从而为未来的长征研究置于更加可靠、更加严谨因而也就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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