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宁都起义的经过
来源：军事史林2017年11期 ：袁血卒
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2万余人，在我党领导下予驻地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成功的武装起义。我参加了组织这次起义的工作，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许许多多的往事却仍浮现脑际，现拣主要的叙述于下。
一、接通党的关系
国民党第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我们党北方局先后输送了刘伯坚、方廷桢(即方仲儒)、陈延平、宣侠父、刘景桂(即刘志丹)、邓希贤(即邓小平)等数百名党员到里面工作。刘伯坚任该军政治部副部长。由于他们的卓越政治工作，使这支部队有过一段光明的景象。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除将著名的共产党员“礼送”离去外，其余大批的共产党员则被押送出境，也有黑夜失踪的，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混战失败。冯本人遂带少部分人(包括部分军官学生)退到山西晋城。蒋介石以高价收买孙连仲当总指挥，搜罗被打败的冯玉祥残部拼凑起了一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计2个师6个旅，即第25、第27师，第73、第74、第75、第79、第80、第81旅。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是主力旅。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多是陕、甘、宁、青的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是冯玉祥部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在郑州战地军校毕业后，分到新成立的独立第1师当排长。混战失败后，许多下级军官包括军官学校的学生编入军官教导团，我被编人第4队。1931年过旧历年前后，队里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很大风波。一天，同学刘国珍下岗回来对我说：“队长们讨论时说你是反动分子。”当时，军阀称作“反动分子”是指的共产党人，捉住是要杀头的。刘国珍又说：“我这里还有两块银元，咱们一同逃走吧!”于是，我们8个观点相同的同学，一同从山东济宁开了小差，约定去找党的关系，说：“谁先找着，谁就作介绍。”这8个同学中，我还记得名字的有李肃、张子才、李毅、刘国珍。
我没有社会关系可找。赶到浦口，第26路军回驻在该地正接受蒋介石的检阅。我找到第73旅第21团3营张俊田营部，改名袁寒，补了个上士的名字。接着，我随部队于3月间开到江西宜黄县，在该县二都找到了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刘振亚，打通了党的关系。他说： “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我是共产党员，到苏区只要说明一下来意就行了。实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去那里要经过许多岗哨，没有红军机关的证明是不行的。而且即便跑过去了，到了红色区域，脸上没写字，人家也不相信你是共产党员。现在你来得正好，可以回开封去，找家里想办法。”于是，他给了路费，告诉我接头地点是“河南开封相国寺后街同春饭庄陈立”。我到了开封，接上关系的第二天，王超(1925年王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党要搞武装斗争，他响应号召，进了西北军官学校学军事，是工兵队的学生)从归德(即商丘)来到此地。我把所知道的第26路军的情况和他们谈了。他们又和“老李”(后来知道他是河南军委的负责人方纪纲)一块，把我们在西北军的旧关系谈了一遍，商议了两个方案：一是去河南洛川吉鸿昌部，二是到江西第26路军去。“老李”说：“从全国范围考虑，我们工作重点在江西。蒋介石把新收编的第26路军匆匆忙忙开赴江西‘剿赤’，我们工作也应赶上去。你们留在河南好，还是去江西好呢?从全局看，我个人认为你们还是到江西好。这要请中央决定，你们暂等几天。”
这时，经陈立同意，我给李肃去了封信，要他到徐州车站等候。
一天，王超告诉我：“组织决定我们一同到上海去。”到达徐州车站，李肃在那等候。于是，三人一同到了上海。一路上，王超为防止敌人盯梢、逮捕，对我们一切都要求得很严格。到了上海，我们住浙江路中国旅馆，后移住四马路振华旅馆二楼。在上海住下后，王超又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秘密斗争的原则和具体经验，使我们很受教育，对他也感到由衷的钦佩。似乎什么都交代完后，他说他去接关系，叫我们不要出去。
第二天吃完早点，我们3人各坐在自己的床沿上，给李肃举行了“人学式”(当时把入党叫入学)。下午，接头的同志来了。接头暗号叫“革仓”。后来知道这人是李富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他派李富春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朱瑞同志(接头暗号叫“丰收在望”)来给我们开办“兵运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组织上决定我们到第26路军去开展兵运工作，说第26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并告诉王超：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直接去苏区，就说“是朱瑞叫来的”。如果与上海联系，信上写“交通大学袁凤渊收”。
我们离开上海，到了南京。正要过江，在下关码头又巧遇刘振亚同志。我们一同住在江南一枝春旅馆。在住处，刘振亚向我们介绍了第26路军的最近情况，说：“赵博生跟董振堂穿的是一条裤子，来往甚密。我这次请假回家，是董振堂批准的。并要我路过上海打听一下刘部长(即刘伯坚)的消息。”第二天，我们4人离开南京前往南昌。
到了南昌，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王超叫我们“不准出门”，他去接关系了。这是上海党中央给他的任务，不用我们知道，我们不便过问。
因找不着去抚州的船，我们又在南昌等了一天。王超给我们讲了有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问题，说：“这是我们应付环境的需要。”第三天，我们搭上了去抚州的烟篷船。在船上遇着了冯玉祥从山西晋城派往第26路军第74旅给季振同下书的代表，书中要季振同绕道广东，相机回北方，此人也是军官学校的同学，眼睛向上，瞧不起我们，我们更瞧不起他，只有王超却和他打得火热，从舱里到舱外，海阔天空，谈得十分起劲，分手时还带着恋恋不舍的表情。回头王超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说：“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接触，都像你们那样天真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就要失掉联系群众的良机。今天船上的偶遇，就会失掉错过对我们有益的机密。”至于什么机密，他没有向我们讲明白，我们也没问。
在抚州下了船，我们便徒步前往第26路军当时的驻地宜黄县。5月下旬，我们到达宜黄，谈了几条秘密活动的原则，大家便分散开：刘振亚仍回第73旅为参谋，李肃往第74旅当上士，我分到第79旅第2团当上士，王超以住闲和差遣名义住总指挥部和第74旅。按照王超同志的要求，我们各自顺着自己熟悉的关系，找发展对象。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谁领导，暂不形成组织，只发生纵的关系，除特殊情况不发生横的关系。
二，在第二十六路军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在宜黄，我们讨论了李屏仁入党的问题。他是军官学校工兵队的同学，我和李肃做了他的介绍人，举行了“入学式”。刘振亚介绍了第73旅中校参谋李青云、杨金镗和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入党。我介绍了第74旅第2团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入党。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大革命时入了党，后来失掉了关系，王超给他接上了。第79旅第2团3营9连连副熊伯涛也是大革命时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受王超的指示，由我与他接上组织关系。李青云又介绍了王际坦(即王幼平)入党。王际坦又先后介绍了赵洪志、杨艺林、谭时清、刘静生、霍万仲等入党。
第26路军被驱人宁都后，我们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先后在第79旅第2团发展了特务排中士班长田玉珊、二等兵李春华人党，在第74旅学兵连发展了中士班长吕志进、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发展了王振铎入党。王振铎又在执法队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入党。第73旅旅部参谋郭如岳也已通过入党，只尚未履行手续。同时，还有几位靠近革命者，是党的活动对象，如王鸿章、耿万福、刘向三、张燕南等。但是，也出现过杨金镗、王文宏、吕志进入党后不久又与党断绝关系的情况。
党中央根据第26路军党的活动情况，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指示在第26路军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我(当时名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对官长和士兵中的党员分别组成支部。刘振亚分管官长支部，我分管士兵支部，王铭五负责文件修改与收存，并收交党费。
9月，特支在宁都城北一家小酒馆的楼上，以打麻将为名，要老板娘给我们煮鸡吃做掩护，第三次讨论了争取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的问题。我们对赵博生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认真地作了全面分析。如：此人不骄不傲，不贪财、爱读书，在冯玉祥部时，即一向以正直、艰苦、朴素著称。大革命时，他受过革命的影响，信仰刘伯坚同志，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国际歌》等很欣赏。冯、阎与蒋混战失败后，他在西安曾率部上秦岭，欲另谋革命局面(失败)。随着第26路军到江西后，他对现实不满，倾向革命，对部下凡以“赤匪”名义抓的老百姓，送到总指挥部后，都设法释放了。他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与士兵谈话时说：
“你为什么要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吗?给你三亩地要不要?”“打红军、打日本，你赞成哪个?”他问罗亚平：
“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么大?”王超说：“他内心活动的主要东西，是在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不采取主动的办法，就会失去时机。”于是，决定由王超执笔写封长信给赵博生，试探一下。此信交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夹在赵博生的书本里，并观察和相机妥善对付反应。
过了一个多星期，罗亚平带着满意的表情，向我们谈起了试探赵博生的经过。我记得他说：就在把信送去的第三天，赵博生看到了这封信，阅后便把它珍藏在书里。前天早操时，赵博生把我叫到他的寝室，让我坐下，还送上一碗茶。然后，从书里拿出我们给他的那封亲启信。我一看信皮就知道是什么事情，心里有点沉，但装着不知道。赵博生指着信上划了红道的地方，不断称赞道：“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说得完全对。不抗日，中国一定亡。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赵博生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
“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接着，赵博生提出要求，说：“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亚平，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组织叫我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
之后，王超亲自出面与赵博生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罗亚平做介绍人，并报告党中央。大概在10月底，党中央(朱瑞同志经手)批准了赵博生入党，是由我代表组织通知赵的，并举行了“入学式”。
赵博生入党后，对党忠诚积极，做了许多工作，先后介绍了第80旅董俊彦、卢子美两位连长入党。
三、组织暴动的日日夜夜
11月底，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他去南昌接头，不料接头关系被破坏了，误把第26路军中党组织领导人名单和两个决议案交到了敌人手里。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电报，“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并星夜送行营惩处。”
刘振亚火速找我研究这个意外事变。我忙问参谋长的态度怎样?刘说：
“这电报是罗亚平同志先给我的。”于是，特支研究了一下，决定刘振亚和我一同去找赵博生同志商量对付的办法。我们分析了突然发生这意外事变的原因，认为王超肯定没有出卖党组织，否则电令严缉的就不只三个人，自然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我们决定提前举行暴动，而且拟定了两个方案：一、以第73旅为中心的局部暴动;二、争取第74旅也参加的全部暴动。并商定：由赵博生做联合董振堂与争取季振同的工作，以及妥善应付南昌行营;我去苏区与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在党内部署暴动的准备工作。
随即，南昌行营又派飞机送来落人敌人手中的党组织对第26路军活动的政治决议和宣传决议，以及蒋介石彻底清查第26路军中“反动分子”的手令。但蒋介石万万没想到，这个逮捕令竞变成促使第26路军提早暴动的导火线。
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怕困在江西，早就托病走了，把军务交给赵博生主持，让他当作替罪羊留在宁都。这使赵博生正好应付自如。时间万分紧迫，犹豫等于死亡。赵博生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接着，要罗亚平虚拟了一份南昌行营拍来的电报，其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赵博生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说：“绝件，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我们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董振堂看了电文后，说：“恩溥，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决不食言。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赵博生说，并提出以第73旅为主，力争第74旅参加，并邀董一道去找第74旅季振同。
由于季振同已有脱离“内战前线”之心。他看了电文说：“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仁兄的意见如何。”赵博生听了，称赞季有远见卓识，表示赞同季的想法。董振堂也说：“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不知中岳老弟的意下如何?”季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博生和你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
我动身去苏区之前，赵博生给了我一张执法队的证明，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第26路军设的警戒线。宁都的固厚距宁都县城四五十华里，当中隔一座小山岭，这边是国民党的统治区，那边是共产党的苏维埃红色区，形成了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
我到了同厚，放哨的赤卫队员向我要路条，我说没有。他们4个小伙子，两个带红袖章的拿着梭镖，两个年龄稍大的端着上着猪尾巴刺刀的步枪，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将我双臂反扭过来，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还说我是敌探，要捅死我。我左说右说，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许多话，我也大部分听不懂，急得我满头大汗。这一急，计上心来，我唱了一首《国际歌》。而后，他们惊奇地给我松了松绳子，把我扭送到了设在固村圩的彭湃县委办公室，见到了县委书记霍步青同志。我说：是朱瑞叫我来的。他说：朱瑞同志我认识。接着，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听了后说：事关重大，要抓紧时间。于是，给了我一匹马，还派人送我赶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见了我，他和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人呀?今年多大年龄?是地下党员吗?边问边亲手给我倒了一碗水。
听着朱总司令亲切的问话，看着朱总司令慈祥的面容，我有些紧张的心情顿消云外，逐一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总司令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突然地用手指着我的脚说：怎么搞的，你的脚肿了，一定是赶路拐的吧?随即叫警卫员给我端来了洗脚水。瞬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周身，我的心像盆中飘出的蒸气一样翻滚着，久久不能平静。总司令继续问：
“你们26路军有多少人?”我说：“浦口点名时有两万多，到江西后就死了不少。”接着我把26路军的情况向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朱总司令高兴地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支红军。他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得报告毛泽东同志。”我注意听着总司令的教导，不由地插问一句：“总司令，你知道刘部长嘛?”“你问的是刘伯坚同志吗?他在西北军当过总政治部部长。你认得他吗?明天他来参加军委会，你就看到他了。”正谈话间，一位打着绑腿的女同志走来问了一句：“总司令，就在这里吃饭吧?”说罢，端来一铁盆芋头红烧猪肉，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饭后，杨立三同志把我带到一个清洁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饭后，朱总司令主持召开了军委会。到会听汇报的有王稼祥、左权、刘伯坚、李富春，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亲自作记录。会议开始后，我汇报了第26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的情况。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分析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需要采取的措施。
会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把我带到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毛泽东同志跟我亲切握了手，满面笑容地望着大家说：
“军委会讨论了宁部暴动的方针，很好。袁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嘛?有多大的把握?”我一时紧张得答不出来，觉得脸上发烧。稍停了一下，终于回答了，说：“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哩?”我说： “假使74旅不干，73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同志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然后，由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作了具体答复。我记得的是这样几条：(l)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假如不能全部暴动，则以73旅和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暴动;(3)如果是局部暴动，凡是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暴动的部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要继续隐蔽在26路军开展工作;(4)派红4军在宁都东北20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介石之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暴动。(5)中革军委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6)暴动后部队改称红军第16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行动要机密，暴动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晚12时;(7)暴动时，在可能情况下，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采逮捕起来。
叶剑英参谋长还给了我一张苏区地图，地图上标明了暴动后各军的行军路线与驻地分布。我用裤带子把地图捆在腰里，当夜离开了瑞金回宁都。
回到宁都，我向刘振亚同志汇报了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情况，又与赵博生一块商讨了贯彻中革军委指示的措施。赵博生把暴动后改编为红16军的意见告诉了季振同，季嫌番号小了，并说南昌行营运来的棉衣、饷款已到广昌，为了取到这批棉衣和饷款，要求把暴动日期推迟。根据这一情况，特支决定再派我去中革军委请示关于暴动的时间和暴动后部队的番号、编制等问题。季振同则派其第74旅卢寿椿作代表去找刘伯坚晤商。我星夜兼程赶到同村，见到了驻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与指挥第26路军暴动的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
中革军委同意把暴动的时间推迟一天，还将原定的暴动后部队改称红16军改成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笫5军团，下辖3个军。由毛泽东、朱德同志共同签署了委任状，委任季振同任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我得到这个指示后，即回宁都。
返回宁都后，特支商定刘振亚因保密和为了对付不意事变的需要，不出席会议。由我组织和召集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于13日晚上在第73旅旅部举行了暴动行动会议。刘振亚告诉我要用最大努力说服与会者一致同意争取全部暴动。会上，我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研究了团以上军官的动态，通过了l4日黄昏举行全部暴动的具体部署：(1)赵博生以请谈话名义逮捕靖卫团总和伪县长，并以执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在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并备酒菜招待，在会上宣布起义。(2)孙步霞负责在总指挥部协助赵博生解决反动军官，并以鸣枪为信号，示意全部开始行动。(3)袁汉澄负责和王振铎、杨履元共同组织特务队，行动一开始就破坏电话线，并在街上检查巡逻，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赵、董报告，以应付不意事变。(4)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指挥部与第74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多方面的联络与配合，准备策应对付意外的事变，并负责收拾第79旅贾团。(5)季振同负责自行挑选人员组织突击队，解决李松昆第25师师部。(6)李青云带领其学兵连之一部警戒城的东大街与小东门一带，并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学兵连的另一部分，由郭如岳率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7)刘振亚率其特务排，控制抵达苏区的交通线。(8)李肃去病房做伤病员的宣传工作。(9)王铭五负责写暴动的标语。同时，还确定由赵博生以私人关系争取第80旅的参谋长边章五，掌握第80旅，由我以师生关系争取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掌握第79旅。
暴动的决定性时刻14日黄昏终于来到了。赵博生按预定的方式先拘捕了伪县长温肇祥，接着在总指挥部(原耶稣堂)楼上等候前来参加紧急会议的各团团以上军官。会议是以“宴会”方式进行的。在楼上就座的是与会军官。在楼下入席的是他们的随从，由参谋处派人招呼。除第25师师长李松昆外，其余应到的军官全部到齐。时至8时，赵博生以简明的语言向军官们讲明了当前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赞成的或不赞成的都请当场表态。当即有第73旅郭通培、第79旅李锦亭、第80旅王天顺3名团长跳楼逃跑，被楼下的武装人员擒获。此时，楼下入席的全部随从也被在那里负责警戒的人员夺下了武器。
全部预定的动作都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第74旅夺取第25师师部时死了两人，伤了数人。
暴动胜利了。赵博生同志亲手写了“解放”二字交给我，我又找王振铎一块迅速向下发放，宁都城里宣布戒严，重新颁布口令——“解放”。
第二天拂晓，宁都城上飘荡着镰刀铁锤的红旗。起义部队集合在县城水口塔方向的滩地上，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带领下，撕毁青天白日的旗帜，迎着太阳向着中华苏维埃自由的土地开去。
当天晚上，部队到达固厚圩宿营，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宁都起义的宣言。第二天，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及宣读红5军团军以上军事领导人名单。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等地进行整编。
上述就是我经历的组织宁都起义的基本情况。有人说第26路军地下党组织只有20余人，能搞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暴动吗?我认为起义的成败，不在于其中党员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当时兵运的路线、方针、策略是否正确。宁都起义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政治条件成熟，关键是党对26路军开展兵运、指导起义的路线、方针、策略对头的结果。
1932年4月4日，中革军委在《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和战士的通令》中指出：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在广暴纪念中同时举行纪念宁都暴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会见宁都起义的部队的部分同志时，曾书写了“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题词。宁都起义的精神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过去需要这种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宁都起义的精神是永世长存的。
(该文是袁血卒同志1990年写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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