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三查”运动的前前后后
来源：军事史林2017年11期 ：谈志兴
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一次新式的整军运动。这次整军运动又称为“诉苦三查”运动。其主要内容有：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采用白我教育的方法，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解放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同时，在整党运动中就已开始的、在提高阶级觉悟基础上进行的三整运动(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也作为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而继续开展。
人民解放军中在此时开展这样一次整军运动应当讲是顺理成章的。其形式是在部队过去历次诉苦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时机又是十分恰当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为了提高部队斗志，就多次进行过控诉日寇罪行的教育活动。
日本投降后，为了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部队又广泛进行了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勾结日伪和地主恶霸、撕毁和平协议、进攻解放区的罪行，为保证部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思想转变做出了贡献。
土改运动开始后，许多部队又进行了以揭露地主阶级依靠国民党反动统治剥削压迫农民为中心的诉苦运动，增强了官兵为保卫人民翻身果实而战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南渡黄河、转入进攻以前，就普遍进行了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思想的教育活动，为巩固部队特别是而后挺进大别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进入1947年，客观形势向人民军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部队指战员在全国战略进攻中具有更加勇猛顽强、英勇牺牲的精神，又需要部队指战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更坚决地支持和参加人民群众的土地改革。
但是，此时部队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和党中央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主要是因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大发展，部队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人的思想不能跟上客观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变化。
抗日战争以来，我军涌进了一批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虽然大部分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改变了阶级立场，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进步较慢，旧的思想影响较多，个别人甚至仍然站在其家庭的立场上，对党的土改政策带着某些抵触情绪。
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又接受了大批解放区参军战士和大量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身，参加我军后很快有了进步和提高，但是旧社会、旧军队的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在一些人中仍然存留，而且其中还混杂有少数敌方下级军官、国民党员、间谍特务和兵痞流氓，在部队起着不好的作用。从解放区参军的战士中，因为有些地方审查不严，也夹杂有一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一些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情绪，个别人甚至丧失本来面目，蜕化变质。
这些因素就造成了在一段时间内，某些部队的问题较多。有一些干部战士对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正义斗争不同情、支持，对地主向农民进行的反动抗拒不愤恨、不揭露，有的甚至以各种方式包庇地主，阻挠干涉群众的翻身斗争。
有一些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发展起来，少数干部战士对群众态度蛮横，不遵守群众纪律，使我军良好的军民关系受到损失;在部队内部，有些干部不深人群众，不关心士兵的生活和疾苦、打骂士兵，造成了官兵之间的隔阂。有些干部则滋长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闹名利、地位，争享受，等等。
针对这种现象，朱德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就明确指出：
“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部队也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诉苦运动(也有的叫复仇运动或者回忆运动)，并结合进行了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教育活动。而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就是当时取得效果比较好的一个部队。
辽东军区第三纵队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以冀热辽部队和鲁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为骨干扩编而成。武器装备比较好，但人员成份复杂。部队组建后，随即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战役。在从四平撤退到辽东辉南、柳河一带集结的过程中，经过连续20多个昼夜的行军、作战和抢修工事，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人员思想十分活跃。从山东、河北解放区来的一部分同志，对抗日战争转变为解放战争的思想准备不足，幻想和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少数东北新人伍的人存在兵痞流氓习气，认为“穷八路”不如国民党，因而逃亡问题严重。1946年，仅第七师就逃亡了1520人。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第二十团九连(也就是机枪连)搞起来的。时任二十团三营教导员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
1946年2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三营任教导员。
我来到三营后，就参加了打国民党精锐部队新六军的砂子岭战斗。战斗中我发现：该营战斗力较差，个别士兵不敢冲锋;且由于战斗艰苦，条件恶劣，又出现了少数士兵“开小差”现象;连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难带，仗难打”，有的干部三天两头找我要求调走。如何从政治工作上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当时各级领导面临的严重问题。我想尽办法，做稳定部队的工作。行军时不骑马，帮助老炊事员挑担子;连、排干部也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战士。这样虽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同志，感情也越来越近，但我心里仍然没有底。以后的战斗将会更加残酷，这样的部队能经住各种考验吗?
到了6月，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共两党谈判，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当时，关内在大打，很明显，关外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教育整顿部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可是用什么办法教育部队呢?
正在这时，师召开了建师以来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全师政工干部都参加。会议头两天政治部主任作政治工作总结。师政委李伯秋到会作报告，讲的是“阶级教育问题”，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已由抗日民族斗争转变为与代表剥削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变了，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心也应当转变为阶级教育。这个报告说理透彻，指导性强，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感到很解渴，几个月来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我们营与会的几名干部讨论得十分热烈，他们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组织教育。可是，一讨论搞教育的具体方法，大家就卡壳了。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大家感到阶级教育问题“理论上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
回到营里我开始考虑如何落实师里的要求。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三营的复杂情况，使我感到应该马上搞阶级教育。我召集连干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教育的内容就这样定下来。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正在这时，师宣传科发下来一套学习讨论问题，都是针对部队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来的。我们逐题议论，有一个题目是“谁养活谁?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大家感到这个题目好，抓住了“根本”。于是，部队(第8连除外)就在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当时叫做了“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新生事物：“诉苦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场应运而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谁养活谁”的辩论一展开，空前热烈，众说不一。说“穷养富”者有之，说“富养穷”者有之，说“穷富互养，谁也离不开谁”者也有之，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争就是二三天。渐渐地，分为两条阵线：一部分人认为穷人养活富人，讲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认为“富人养活穷人”。一位战士竟举出了自己闯关东生活无着，天冷了，冬天在一个地主家门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吃饭干活的事例。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从经济关系认识问题，于是形成了互相谁也说不过谁的局面。会场上僵持着，长时间“冷战”，间或出现“你们没理了，投降吧”的起哄声，但没有对立情绪。虽然不断“冷场”，但战士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因为他们也急着寻求真理。
就在这“冷场”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一天，一个朝鲜族大娘找我说“教导员，不好啦，你快去看看，机枪连的同志想家想得抱头大哭，饭都不吃呢!”我很吃惊，骂上想去机枪连看看。恰好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他眼睛红红的，情绪激动地说：
“我们连今天开会时出了个新情况，二班副班长任纪贞发言时，他从算经济账讲起，他父亲给地主放了两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收入三百多元，但地主只给三十元。老人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生病还得干活，累得吐了血，临死前向地主借高粱米做点糊糊喝，狠心的地主婆不但不给，还张口辱骂。”讲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他失声痛哭，引发了全连官兵的悲痛，许多同志也一边哭一边控诉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竟然责备自己糊涂，受了这么多苦还说财主是好人，说“富人养活穷人”。还有的捶胸顿足，骂自己忘了本，想开小差……等等。全连悲声冲天，如洪峰泻口。刘子政含泪汇报，触发了我的悲痛感情，同时不由地兴奋和激动起来“诉苦”是个好办法!我们营的根本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们没有再多研究，就召集各连干部来开会，大家齐说“太好了”!接着，让任纪贞到各连去“诉苦”。连“诉苦”这个词，都是在会议上随意提出来的。第九连指导员赵绪珍用驻地老佃户张大爷穿了14年的一件破棉袄和安口镇黄区长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对部队进行两个阶级、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政治教育，发动大家“挖苦根”。诉苦教育，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了对敌人的仇十艮。
1947年1月，敌人对南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保临江热水河战役中，我们营的干部战士表现的很勇敢，战斗力也明显增强。这次战斗中，我营九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进敌阵，猛打猛冲，俘敌十余人，成为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纵队刘西元政委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房天静回答说：“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过去虽然受苦却认不清敌人，连队开展了诉苦教育，才提高觉悟的事汇报了。首长听了很高兴，认为是件新鲜事，就派人到三营调查了解。于是，“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首长和机关的注意。
师、团机关帮助九连总结了诉苦教育的经验，将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吐苦水”“查忘本”“下决心”。三纵队政治部认为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派人同师、团一起研究和充实九连的经验，然后向全纵队作了介绍。
辽东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第三纵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共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陈云指出，这是部队教育的方向，要把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区推广。
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听了详细汇报后，高度评价了诉苦教育。认为“这在部队教育上是一个具有极大重要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这个创造，虽然还是开始，但这确实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
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并亲自主持起草了《东北日报》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1947年8月26日发表。
社论指出：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独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天下都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通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随着这一做法的不断完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于1947年9月28日，就东北部队进行土地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这一经验，亲自对《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改革政策(诉苦)之二》作了修改，并转发全军，从而促进了全军诉苦运动的展开。
从1947年冬至1948年夏，我军各部队先后进行了自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休整。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全军各部队利用这难得的休整期，结合开展土地改革教育，普遍进行了诉苦运动，并结合整党的要求进行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活动。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评价西北野战军开展这一运动的情况的：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1947年12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的苦难，结果他们相拥相诉相哭。我们借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集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作到了官兵互教。”
“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
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西北野战军开展的战役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团结一致、勇猛顽强、不怕困难和牺牲的精神，从而迅速取得歼敌5个旅近3万人的巨大胜利。这次战役涌现出来的大批英雄模范，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诉苦三查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同志。
如刺杀英雄刘四虎，是解放区参军的翻身农民。他父亲给地主干了大半辈子的活，一次干活时砸断了腿，地主不给治，也不给工钱，去衙门告状，怎么也打不赢官司。以前总以为是命不好。在诉苦运动中，大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帮助他提高了觉悟，他认识到，穷人的总苦根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彻底推翻他不可。在这次战役中，他表现非常勇敢，一个人刺死7个敌人，自己身上也挨了11刺刀，于是他成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
诉苦三查运动的显著效果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宜川战役之后4天，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深刻地阐述了诉苦三查的伟大意义，并首次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他指出：“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等领导下，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回过头来看，诉苦三查运动对人民军队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促使蒋家王朝更快地走向覆灭。
作为一种教育活动，诉苦三查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很多的。比如，它的内容、形式、时机……
正如那位教导员所说：
在一定程度上说，诉苦教育是“憋”出来的，也是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中开出的“奇花异果”。它的诞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群众自我教育，启发基本觉悟，形成的力量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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