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是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的。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这也就是说，张国焘是确知林育英出发及到达陕北与党中央会面的背景和时间的。
接到林育英电报后，张国焘也回了一电：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⒈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提示。
⒉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合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⒊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成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⒋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引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⒍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隔阂后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⒎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矿，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⒏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⒐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⒑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⒒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未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12月18日】
张国焘电文中的“党中央”，指的是他自己整出来的那个“伪中央”。
几天后，林育英给张国焘回电，主旨是：抹稀泥，求团结，不承认张国焘那个“党中央”，同时提出折中方案。电报全文如下：
【国焘同志：
⒈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
⒉兄等提议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为必要，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只要环境许可时便可举行。
⒊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
党中央紧锣密鼓地在开展新局面的同时，张国焘还在跟党中央磨叽。
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发来的那份电报态度平和，语气委婉，台阶也垫得合情合理，张国焘实在没有理由跟林育英翻脸，所以不得不请出朱德总司令以为缓冲。1935年12月30日20时，自草地分裂后，朱德总司令第一次有了单独署名与党中央通信的机会。
虽说是“单独署名”，但这份电报是不可能绕过张国焘的，所以朱总司令很有分寸：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首先通报“育英同志电悉”，说明“张主席”也收到了。至于林育英的建议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实际上是表示“张主席”这边还在考虑中，或有就此下台阶的余地;然后提出“万分需要”的“密切联系”。其实两边的联系一直就没有中断，张闻天、毛泽东等乃至党中央都给“张主席”递过信息发过电报，但“张主席”这边却不是直接对话党中央，而是通过林、聂、彭、李等转电，那意思就是你们那个党中央不算数，老子才是党中央!
朱总司令的意思显然是：最高领导人双向直接互通。
估计毛泽东得到朱总司令的来电一定会生出“喜出望外”的感觉来：自草地分手后，党中央就失去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消息。朱、刘二位首长在中央红军将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哈达铺整编时，很多指战员都在询问他们的消息，而党中央领导人也没法作详尽解答。毛泽东也只能从宽心处安慰大家：我们都很惦念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他们是赞同北上方针的，总有一天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与我们会合，也许就在明年的今天……
1936年元旦那天，毛泽东也给朱总司令回了一电。
这份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毛泽东同样也得有分寸：
【朱德同志：
㈠卅号计时电悉，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份子实不放心，今按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
㈡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㈢环绕我北方苏区之敌共一百七十三团，计张学良六十团，杨虎城廿五团，阎锡山五十八团，井岳秀七团，高桂兹四团，马鸿逵十团，蒋介石十一团。
㈣以张学良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已为我彻底粉碎了，计消灭张学良四个步兵师，击溃三个骑兵师，活捉百○九师长牛元丰，打死百一十师长何立中，共缴步枪七千余枝，轻重机关枪百余挺，敌现在全部退守城镇。
㈤我们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不日即可扩大一倍，游击队亦可扩大一倍。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
㈥苏区有极大发展，南抵耀县，距长安仅百余里，西南抵径川、长武，西抵庆阳，西北抵靖边，北过长城已与蒙古民族取得联系，东面已过黄河，但敌尚有一部占据绥德、米脂、榆林、洛川、韩城等城市末退，民众斗争十分热烈，苏区富源广大，主要是洋油、食盐、皮毛、棉花、煤炭，对外贸易无阻，中央政府现宣布不收一切租税，以发展经济。一、三军与廿五、六、七军团结巩固，已开办大规模之红军入学为造就扩大五万之新干部而斗争。
㈦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㈧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击战争转入反攻形势，陕南有大块苏区，苏联准备与日本作战。
㈨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㈩兄处方针，望告。
毛泽东
一月一号】
除去情报交换外，该电最关键的信息是两个：㈠党中央已与北方局、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有了联系。“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张主席”另立的中央不合法，其“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㈡共产国际派来的不止一个人，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这份电报张国焘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到后是什么反应，不得而知。但从张闻天于1月有13日致张国焘电中的有关内容判定，张国焘此间一定有一个作出反应的回电，而这个反应不是下台阶而是继续拧脖子。
张闻天的电报是这样的：
【国焘同志：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天
一月十三日】
可见张国焘此前应有一电致“陕北同志”，内容有“S同志消息”等“外间情报”，对于林育英的建议和毛泽东“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的规劝，并没有党中央所期待的反应。除此之外，张国焘于此前或此后，还有一份致林育英电，仍然是一派咄咄逼人之态：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16日，张闻天以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红二、六军团。同日，想必已经忍无可忍的林育英也再电张国焘，亮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尚方剑来：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十六日九时】
这就是被后来的许多学者称之为“矫旨”的那个电报：林育英回国时，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的草地分裂事件——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个信息送达共产国际，所以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委托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让林育英亮出的这个“钦差大臣”的地位企图压服张国焘，的确也不是什么高招：张国焘也是往返过“无产阶级祖国”的人，其中一次还是“偷渡”，现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是个什么概念他不会不清楚，况且林育英回国后给他的第一份电报中已然说明且证明了他回国的背景和日程，所以张国焘对林育英这个“矫旨”并不买账!几天后给林育英的回电中的口气依然十分强硬：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
至此，张国焘是完全拒绝了林育英的规劝和中共中央对他释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了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但要求取消的是陕北的这个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这个“伪中央”!而且还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产国际决议”。
这实在是太过份了!两天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除张闻天外，还有博古、周恩来、何凯丰、刘道生、陈时夫、刘英、赖大超、吴亮平、邓发等，讨论青年工作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
【会议作出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月2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张闻天：“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否则，各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对外不一致对敌，会使革命有损失。”
这是一个表达转寰和缓冲之意的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甚至有可能就是张的意思。
24日，张闻天回复朱德总司令：
【朱德同志：
㈠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名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事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㈡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一月二十四日】
这意思很明白，同意党中央与张国焘暂取平行关系——“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但不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这样的处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满洲省委当时就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
同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又捧出了个共产国际的尚方剑：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这回道出这个信息不再是什么“矫旨”，而是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真实信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了除了苏联之外有着自己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和很高地位：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报告中，都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重量级成员隆重推出：“记住中国的红军”，“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在为大会提交《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威廉·皮克还辟有“中国苏维埃在前进”之专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的会师：
【“……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这个信息虽然在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总司令电间接扼要地向张国焘道出过，但毕竟是来自当局中人的“间接信息”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之口道出的，所以张国焘当时还不以为意。这回林育英来电正式道出而且是不容商量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干脆而直接地就把张国焘那个“党中央”打入了冷宫。
这把尚方宝剑，真把张国焘给镇住了!
27日，几天前还色厉内荏的张国焘两电林育英、张闻天，同意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反过来向林育英等抱怨“为啥早不告诉我们哩?”——这已经是要下台阶的意思并且开始寻找“急谋统一”的共识了：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丙、党六次代表大会使党受着重大创伤之后，在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口向何转，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什么政治内容?如果我们不儿戏革命，都应当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这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此间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是殖民地危险极度紧张，与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需，但是此与过去策略和教训有关，如果不学习过去教训还是不能正确了解新的策略，这种学习过去教训，这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己、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同志间态度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方式，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会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成绩，反养成打官腔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无原则斗争。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外推，给罗章龙派路上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处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张、项名义。
壬、此间一般工作均有团结进步，正在学习江西苏区原有经验，对军阀、土匪、流氓意识和饥饿情绪作健全的思想斗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从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乘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三思。
国焘】
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选择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方案。
同日的另一电内容如下：
【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
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并有下列的补充与修改：
(甲)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到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我们认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红一、三军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会合;在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估计。只有这样的估计，才能使党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确的决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乙)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与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
(丙)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三条：
⒈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⒉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
⒊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此外最后一条文字上改为与一切表同情，和赞助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丁)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以上提议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请采纳，并见复。】
这也是以进为退，找台阶下了。
简单总结一哈：
一、林育英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他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赋予的使命就是回国传达《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林育英致张国焘电报中“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确属“矫旨”。因为此时共产国际并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事件。但这个“矫旨”对张国焘基本上没有产生作用，张国焘已从林育英刚回国后的来电中已经得知其回国背景和大致日程，根本就没有采信这个“矫旨”。他得到这个“矫旨”并没有改变态度，反而是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而且坚持要党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三、林育英真正捧出的迫使张国焘下台阶的法宝，是共产国际七大肯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这个不是矫旨是真旨!这道真旨对张国焘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因为张国焘向党中央发难并制造分裂的旗帜，就是否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失败了。所以，真正让张国焘开始找台阶下的，不是假东西，而是真货色!
四、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真正促成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开始考虑并促成北上的，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内因：南下失败了，川康边呆不下去了，事实证明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特别是瓦窑堡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四方面军干部中后，引发了积极的反响，“北上”逐渐成为了共识——这个连张国焘本人都不能无视!所以他又在不得不在认同北上之后，开始打西进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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