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与进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旧政权和反对外敌入侵的革命斗争，大体上是同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基于为中国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追求真理的结晶。这决定毛泽东伦理思想必然是围绕政治上解决中国问题和重塑中国精神而展开的，富含政治的伦理与道德主张，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方法智慧。
一、基于中国道德国情抒发救国救民的伦理情怀
历史地看，道德是民族范畴，因而也是国情范畴，是一种国情或国情的组成部分。黑格尔认为：“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整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带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唯心史观道德论时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至它们常常是相互直接矛盾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正因如此，历史上每一种伦理思想的创建和发展都与思想者对其所在国家当时代道德国情的认知有关，不同之处仅在于自觉程度和思想水准存在差距。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就目睹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国情特别是道德国情，并在伴随成长的大量阅读中对此有了知性了解。这促使他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救国救民的道义立场和伦理情怀，也影响到他后来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观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方式和中国风格，直至影响到他作为领袖人物对解决中国问题之方案的方法选择。这可以从他早年诗词《沁园春·长沙》《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所抒发的政治伦理情怀，特别是他早期针砭和讨伐旧制度的战斗檄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的实证研究所表达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看得很清楚。
高度重视了解“中国情况”，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亲身做实地调查研究，告诫党和军队内的领导同志要了解“中国情况”。他亲自做过寻乌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实地考察，并撰写能够深刻说明问题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报告近九万字，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当时乡村的伦理道德问题。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报告《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后来，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反对调查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说：调查要有“正确的价值”“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强调调查是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助于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真实问题。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地批评道：“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又强调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这种立足中国道德国情、富含道义精神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篇章中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不难理解，毛泽东伦理思想这种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毛泽东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是直接相关的。
毛泽东立足中国道德国情阐发他的伦理道德观，并不排斥西方伦理文化和道德学说，而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有选择吸收的方法。现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一万多字，是他1917年至1918年期间听杨昌济授课在教材上写的批语，说明它是个首度重视研读西方的伦理学著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自己的方法观念作了完整的表述，说道：“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其《年轻的革命者——毛泽东的成长》一文中说：毛泽东虽然“很早接触西方思想，但却深深受中国素有的那种人道主义的古典传统的影响”，“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那种执着而强烈的乡土观念——使得他和那些高度西化的同胞产生了隔阂。”立足中国道德国情抒发伦理情怀和道德主张，使得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具有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正是基于中国当时代的道德国情，为谋求劳苦大众谋求翻身解放的博大伦理情怀，才促成毛泽东形成注重“眼睛向下”的调查研究，养成了毛泽东注重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和领导作风，最终升华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发的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
二、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伦理共同体的精神
历史地看，道德作为一种国情具有继承性，这使得如何传承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成为每个时代伦理思想创新的基础性课题。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和方法选择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自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伦理思想在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方面，特别值得今人关注的是注重传承中国传统道德的伦理共同体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国学的核心是传统儒学，传统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主体是儒家道德，而儒家道德的核心则是“仁”，即“爱人”。孔孟围绕“仁”，从四个层面叙述了他们的道德学说和主张。第一个层面是家庭道德，推崇“家和万事兴”。第二层面是社会公德，推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尚往来”之“礼仪之邦”。第三层面是国家道德，推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安宁社稷。第四层面是“国际”道德，主张“亲仁善邻”，重视建立“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的“国际关系”。概观四个层面道德主张的伦理价值取向，就是要在“人心所向”的意义上建构“天下归仁”、“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毫无疑问，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不过是“大一统”的“家天下”，存在如同马克思指出的“虚幻共同体”那样的性质。然而，正是这种道德乌托邦的伦理共同体精神，扼制和淡化了专制统治者狭隘的“家本位”意识，催生了一批“名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在“心照不宣”和“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之“人心所向”的伦理共同体的意义上，培育了世代中国人“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以此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纵观毛泽东关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深得儒家道德的这种基本理念和核心义理。始终注重用整体性的伦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道德问题。
首先，视人民群众整体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此，要关注民生和民情，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要求：“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不难理解，这些道德要求的伦理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众星共之”的政治伦理共同体祈望是一脉相承的。它在“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三大作风之一的群众路线的伦理基础。
其次，主张最广泛地“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提出“以抗日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在其撰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伦理共同体思想，具体分解为“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直至“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道德主张。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要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伦理共同体建设，强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些道德要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典型的伦理思想著作中都有生动而又深刻的阐发。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显而易见，毛泽东提出这些道德主张和要求，都是为了在“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的意义上建构适应开展对敌斗争需要的政治伦理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的典范。
最后，强调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根本性的伦理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同时，他又在分清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下，着重分析和论述了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及方针和政策，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重要性。
从毛泽东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其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的这种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经历了一个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在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位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坚决地站在反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旧文化的立场上。这期间，他曾“把个人的价值放在最高的位置，同时又强调实行民权和民主之于根除封建专制强权传统的重要性。他说，在一切价值中，“个人的价值最大，‘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他认为，个人价值决定团体、社会、国家及整个世界的价值”。认为“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毛泽东传承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伦理共同体精神，表明他在伦理思维方面已经选择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内外环境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差别和矛盾问题上，出现了片面性，扩大了阶级斗争，轻视以至忽视了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共同体精神，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革”那场灾难最大的损失，就是毁损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相依为命的伦理共同体的精神家园。
三、在批判“中国式”旧道德中倡导和培育新道德
在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伦理共同体精神之优秀品质的同时，反对中国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坚决与之开展不调和的思想斗争，并在这种过程中培育适应开展革命斗争和建设新中国之客观要求的新道德，是毛泽东伦理思想又一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要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待包括道德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提出“不破不立”的文化建设方略。他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西都考验出来了”;一切本性属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腐朽文化都应被打倒，“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求学期间，就萌发了要用哲学和伦理学之“大本大源”精神改造社会和“民心”的伦理认知。他在1917年8月13日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那样落后，是因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必须依靠大哲学家和大伦理学家改造中国的哲学和伦理学，再把经过改造的哲学和伦理学普及到国民之中去。
这种基于哲学大视野阐发伦理学社会功能的认知，促使毛泽东伦理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初始意义上就具备了纠正和改造“中国式”旧道德和培育新道德的中国特色。
在封建社会“现实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社会道德，内含三种基本成分。第一种，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伦理观念”，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为基本特征，其道德选择的正向价值是自食其力和艰苦奋斗，负向价值则是自私自利和自由散漫。第二种，是上文述及的儒家道德及其价值取向的伦理共同体精神，它是因由纠正小农“伦理观念”的负向价值之客观要求而创生的封建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第三种，既不属于小生产者的道德，也不属于受儒家道德教化而成的士大夫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在其社会化和世俗化过程中形成的“变异道德”，如违背“大一统”伦理共同体要求的割据分权意识和家族观念、只徇私情而不问道德原则的行帮习气和哥们义气等，它们都是毛泽东当年痛感造成中国落后的“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中国式”旧道德的典型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表明，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中的小生产者“伦理观念”中的负向价值，以及第三种类型的“变异道德”，作为“中国式”的旧道德一直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队伍之中，起着离心离德、涣散人心的腐蚀作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许多著述，正是为反对“中国式”的旧道德，与之作不妥协的斗争而发表的。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早期的当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稍晚一些的是《反对自由主义》等。
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开篇便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继而，他批评“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的“本位主义”、“少数不服从多数”的“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等，还特别批评了“党内的个人主义”，包括“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雇用思想”等。
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如此等等。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他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中国式”的旧道德，目的是为了倡导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应当具备的新的道德品质。他在《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中，称赞徐特立是具备“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的高贵品质。他在《纪念白求恩》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不怕艰苦、埋头苦干的优良品质，他们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基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宗旨，正式提出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批判“中国式”旧道德中倡导和培育新道德，表明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家与传统旧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的批判精神，同时表明他努力建构和倡导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道德的创新精神。在这种精神展现的过程中，毛泽东伦理思想成为催生中国革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哺育了一代勇于舍生取义、乐于无私奉献的英雄和模范。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我们今天加强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余论
毛泽东伦理思想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范畴。它的中国特色和方法选择，反映了人类伦理思维及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共同特点。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思想”构成部分的伦理思想的“普遍性形式”，不过是统治者为维护“虚幻的共同体形式”的宣示的说辞而已。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选择，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话语体系很少有“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概念，却一直坚持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就要打败仗。”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伦理思想体系中也很少出现“伦理”与“道德”的概念，这其实也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又一中国特色，它给今人“做学问”一个重要的方法启示：研究伦理与道德问题，贵在基于道德国情和道德生活实际，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抽象其义理，而不在于只是操弄伦理与道德的名词。尽管毛泽东伦理思想的话语体系很少使用“伦理”与“道德”的词语，但其以伦理与道德为对象的学理取向却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伦理思想是运用唯物史观道德论的原典精神解读和解决中国具体道德问题的成功范例，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的代表理论成果，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道德智慧的结晶。
毛泽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革命伟大而艰辛的光辉历程，也生动地观照了毛泽东个人的革命人生和崇高人格。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社会科学，其真理性的真谛在于建构者能够把说“道德人”与做“道德人”结合起来。毛泽东伦理思想在毛泽东的身上实现了伦理智慧与崇高品德的高度统一，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伦理思想家，刷新了伦理学或伦理思想的建构范式。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时说：毛泽东作为“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今天，传承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与方法选择所彰显的优秀品质，并实行与时俱进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伦理学工的共同责任。
（简介：钱广荣——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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