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出自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经常被人理解为汉朝似乎是因为太强大了而走向灭亡，但并不是表面的意思，先来看一下王夫之的原文。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八 ○桓帝 【九】：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可以看出，王夫之的本意并不是说当时的汉朝真的有多么强盛，而是说，在汉朝末期的桓灵二帝时期，士大夫想有所作为已经很难有什么渠道了，只能通过立功边疆来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但在王夫之看来，汉朝中后期时，无论匈奴还是羌人，实际上都已经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边境，不构成对汉朝的严重威胁了，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为什么仍然要打呢?就是因为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
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其实不是在桓灵二帝时期，而是窦宪北征匈奴，也就是”勒石燕然“那次。窦宪是因为受到皇帝猜忌，为了避祸，但又希望能够保持对朝廷的影响力，才主动请求北伐匈奴。但实际上当时匈奴已经严重衰落，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入侵内地的能力。
窦宪之后，东汉也经常有人通过主动讨伐边疆蛮夷部落，来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习气一直延续到汉朝晚期，形成了士大夫和民间都崇尚武力的习惯。民间崇尚武力的人多了，就容易变成盗贼，地方上的官吏也就要练兵讨伐，从而造成了军队规模扩大，逐渐脱离中央控制的局面，也就成了军阀。最后，则演变出了袁绍、曹操、孙权、刘备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
王夫之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典型的儒家的观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国之重器，不要轻易摆弄，也就是不要弄兵。弄兵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好处，但从长期来看，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因为在朝堂上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所以王安石就想通过建立边功来为自己的改革争取正当性。这时候，其实西夏已经开始衰落了，吐蕃部落更是早已无力侵扰内地，但通过王韶、李宪出兵讨伐，占领了大片地区。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当宰相，观点就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样的。司马光认为，开拓河湟虽然拓地千里，但实际上那些地方对宋朝来说并没有什么用，不但出兵征讨耗费大量的钱粮，讨平之后驻军占领，也需要耗费大量钱粮，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所以，司马光主张放弃河西之地。
司马光死后，尤其是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开始搞变法，同时也开始继续开边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宋徽宗时期。蔡京为了表明自己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人，就支持童贯继续讨伐西夏和当时已经非常零散的吐蕃部落，来建立边功。
所以，看上去宋徽宗时期宋朝简直到了最强盛的巅峰期，不仅对西夏进行了持续的打击，还与新崛起的金国夹击，灭了辽国，恢复了幽云十六州。但恰恰是在这个巅峰期，金国发现了宋朝有可乘之机，南下伐宋，灭亡了北宋。
那么，王夫之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
王夫之本人以明朝遗民自居，入清之后，隐居衡山不出，著书立说，以终残年。但只要看过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就会发现王夫之看上去是在评论历朝历代的历史，但实际上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在反思一个问题，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王夫之这样评论汉朝灭亡的教训，其实也是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国恒以弱亡，独汉以强亡“这个说法里的汉，实际上在王夫之那里，更多的是在说明朝。
为什么说是明朝”以强亡“呢?因为，在明亡之后，清初遗民反思之后都认为，崇祯帝继位后，明朝已经面临着内部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威胁，外部又有女真清朝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做法应该是先内后外，先和女真讲和，全力平定内部叛乱，再以全力对付清朝，而不应该同时在内外两个战场上作战。
实际上，这个看法在崇祯帝登基时，在士林中也有不少人私下是同意的。甚至崇祯帝本人也是认可的，他任用袁崇焕的时候，也很清楚，袁崇焕所谓的三年平辽，实际上就是和清朝达成和平协议，来为明朝争取一点喘息之机。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明朝却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大家都知道议和是对的，但谁也不敢公开说。只要谁敢公开说，就要被千夫所指，被世人所唾弃。陈新甲就是因为对外泄露了崇祯帝有对清议和的意思，在舆论压力面前，崇祯帝面子上挂不住，才杀了陈新甲，以表示他没有对清议和的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明朝从建国以来，从不接受敢公然与明朝抗礼的平等基础上的和平协议。哪怕是在英宗被俘的极端情况下，明朝的议和姿态也是非常高的。
而到明朝末期，掌握社会舆论的所谓清流和东林士大夫们，正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当时的当权者的。但无论崇祯帝，还是袁崇焕、洪承畴，都不能不顾忌舆论压力，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在内外两个战场上长期消耗，直到明朝灭亡。
所以说，王夫之所谓的”国恒以弱亡，独汉以强亡“实际上是对明朝灭亡教训的总结。因为，政治不仅需要强硬，也需要在该妥协的时候主动妥协，始终坚持强硬姿态，最后就变成了逞强和硬撑，就名实俱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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