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河南省渑池县作为个案，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重新认识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呈现国家如何参与乡村生活以及普通妇女、儿童在国家推行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中的体验。文章认为，农村幼儿园的创办反映了国家对妇女解放的重新论述。一方面，农村幼儿园承担了部分照看儿童的责任，有效减轻了妇女的抚幼负担，从而使母亲能够走上田间地头，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提高了政治、社会参与水平，丰富了其精神生活，从而促进了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幼儿园也意味着育儿任务的社会化，通过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母亲的形象，不再将女性价值禁锢于家内，与此同时幼儿园教师成为令人尊重的职业，给农村女性开启了新的职业机会。对于儿童而言，农村幼儿园则突破了传统育儿模式，使他们能够参与集体生活，体验社会主义教育，留下了不同寻常的集体化记忆。
在传统中国，农村地区一直以来没有而且也看似不需要幼儿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保证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起抚育儿童的义务。但1949年之后，随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农业合作化的不断发展，随着农村妇女逐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农村地区开始产生对于托儿组织的需要。1957年，幼儿园在局部农村出现。全国妇联提倡“在农村应当继续发展亲邻相帮、农忙托儿小组和农忙托儿所、幼儿园等多种多样的托儿组织”。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不断推进，为了响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国妇联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托儿组织，幼儿园的普及性得以提高。从全国幼儿园收托的儿童来看，1958年比1957年增加26倍。1959年、1960年则是农村幼儿园发展的高峰。农村幼儿园在普及率上一度反超城市。据全国妇联1960年的统计，全国农村入托儿童约占需要入托儿童总数的70%，城市仅占40%左右。但这种农村超过城市的抚幼格局，仅出现在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运动一结束，作为对激进农村政策的反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幼儿园随即陷入停办状态。
河南渑池的幼儿园发展历程其实是全国农村幼教工作总趋势的缩影。幼儿园作为“向三岁到六岁的学前儿童提供教育和照料的早教中心”，直到1957年才在渑池农村首次出现，当时共建园35所。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开展，农村幼儿园逐渐走向普及。1958年渑池县已组织幼儿园420个，入园儿童8944人，幼儿园基本做到了一村一个。此项运动更是在1959年和1960年达到顶峰。至1960年的4月间，全县181个大队已基本实现了幼儿园化。但令人遗憾的是，渑池这种热火朝天在农村兴办幼儿园的尝试却在1961年随着大跃进的结束戛然而止。其时，虽然妇联组织仍然强调在农村兴办托儿组织的重要性，幼儿园还是在农村地区迅速消失了。
无论从渑池还是全国范围内进行考量，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均呈现出存在短暂却发展惊人的特点，这引发出更为深层的困惑：为什么这种同现代化相联系的设施恰恰出现在农村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幼儿园给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独特的体验?整理前人研究，当前尚没有针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进行研究的专门著作，与此相涉的内容也多是在梳理相关女性史和教育史时才有提及。照料儿童，常被归在家庭关系和家务劳动的范畴之内，用以探讨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等议题;或者仅从教育的角度去泛谈幼儿园的规模、入园人数和教育方法等。但从这些角度出发，都不足以解答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的出现和消亡。
对比前人研究，本文更强调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大跃进时期轰轰烈烈推广幼儿园的国家运动。基于以往有关性别与民族、国家等研究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国族构建(nationalist projects)、再生产(reproduction)、男性气质(manhood)和女性气质(womanhood)，借鉴社会学研究中儿童主动性(initiative)等概念，本文既凸显农村幼儿园的建立给乡村社会关系尤其是妇女儿童的生活所带来的深刻改变，并随之生成新的社会主义女性和儿童形象;又强调妇女儿童的主体性，试图理解他们怎样参与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和日常运作，如何体验集体制度。
本文力图通过个案更好地呈现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选取的个案——渑池县，位于河南省西部的黄河南岸，在大跃进时期隶属洛阳行政专员公署管辖。作为最早树立起来的样板，河南省妇联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在本省范围内普遍推广幼儿园。到1959年，整个河南省已建成幼儿园9428个，托儿所168748个，共收托598万儿童，占适龄儿童的54%。而作为河南省内解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渑池县在整个大跃进中也保持了一贯积极的态度，其切实开展的农村幼儿园工作，可供完整追溯农村幼儿园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加之农业立县的渑池，地处丘陵，土地多贫瘠，生产力发展缓慢，同大多数农业地区相类似，在整个大跃进阶段完整经历了起初的集体化狂潮和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从渑池县的个案中，可以窥探到河南省乃至全国推进农村幼儿园建设的部分图景。
一、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农村幼儿园的建立
农村幼儿园的主要职能在于照顾幼儿，这与生育以及家务劳动等同属再生产的范畴。与此同时，围绕幼儿园所展开的叙事和讨论又紧密联系着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局势。作为连接生产与再生产节点的农村幼儿园成为妇女解放的具体体现，积极参与着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
（一）妇女解放话语下的农村幼儿园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作为集体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被视作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这为中央和地方所共同接受。在大跃进的动员中，妇女解放一直被强调是同农业集体化融为一体的进程。《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就提到“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使得几千年来屈伏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
一方面，国家希望通过创办农村幼儿园，有效减少妇女耗费在照料幼儿上的时间，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使得妇女能够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提高政治、社会参与，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全国妇联主任扩大会议上就曾提到“由于大量举办了食堂和托儿组织，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就节约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地减轻了妇女的家务劳动”。而这些时间则可被妇女用来“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使她们能够得到必要的休息，增进身体健康;并可以促进家庭和睦，使孩子受到比较良好的教养”。
更进一步，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有助于打破小家庭生活对于妇女发展的限制和家长制的残余。农村幼儿园和其他托儿组织，常与公共食堂联系在一起，构成集体化生活体系。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后，公社就成了一个大的集体单位，从而使妇女摆脱小家庭的束缚，打破个体小家庭生活给妇女的限制，使她们能够和男子一样地没有牵累地参加社会劳动。当时的宣传中还强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开始破除，妇女彻底解放和男女真正平等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将不再是束缚妇女的智慧、消磨妇女精力的场所，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幸福的民主团结家庭生活即将实现。
另一方面，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标志着将沉重的抚育幼儿的任务转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从而标志着妇女解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到：“要大力办好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社会服务事业，由组织主要家务劳动向全面组织集体生活发展，更近一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分散的、繁琐的、使人愚昧的家务劳动改造为集体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正是在此种考虑之下，在农村大规模创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事业，把过去分散进行的很大一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广大妇女劳动力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我国妇女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
上述围绕农村幼儿园的论述同大跃进时期的妇女理论密切联系。妇女解放的特点被归纳为具体的3个方面：绝大多数妇女成为社会劳动者，这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妇女运动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广大妇女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则为第三个特点。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既可以使妇女摆脱抚育幼儿的沉重负担，使她们能够成为活跃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也推动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并将其办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与此同时，妇女因为参加到集体事业中去，获得时间学习和发展自我，将自身的提高与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
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包含向苏联妇女工作学习的因素。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道路对于当时正在兴建的人民公社具有很明显的借鉴意义。早在1954年，《新中国妇女》就开始介绍苏联农村妇女工作的经验：“在农业合作化中求得农村妇女的彻底解放……(苏联)集体农庄里有的是幼儿园、托儿所，你爱把孩子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好了……一方面说，这样可以使妇女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可有时间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另一方面说，这些过去不被人重视的家务劳动，也显示了它们的价值。”
而当大跃进真正开始之时，农村地区整体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同苏联的集体农庄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此背景下，农村幼儿园开始大规模地兴办。更重要的是，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同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的理想紧密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女性解放是内化在阶级斗争中的。马克思提出，家庭是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因而女性解放应该回归社会生产，并且打破家庭的经济单位作用。恩格斯认为：女性的解放必须通过参与劳动和减少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来完成。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沿着相似路径进一步发展，他提出：女性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最琐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厨房工作及一般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在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因此列宁强调，女性解放依赖于女性对于家外劳动的参与以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他把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的建立，称之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开端。还指出：这些平凡的工作，实际上能够真正解放妇女，减少和消灭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作用上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现象。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于妇女解放的看法，他提出：“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总体来看，上述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的叙事强调了两个方向的努力：从家内来看，要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在家外，则要创造机会使妇女积极参加到社会劳动中。农村幼儿园的创制，正是因为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妇女被孩子牵累的程度、使妇女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日渐繁重的集体劳动而成为大跃进时期在农村推进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
这套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很好地为基层政府所接受。在渑池妇联布置农村幼儿园的建立过程中，妇女解放一直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坚持生产、生活一齐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彻底解放妇女，实现妇女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妇女工作大跃进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说，我们各级妇联组织，在抓好生产的同时，必须紧抓住办好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福利事业。如托儿所、幼儿园、妇产院、缝纫厂，等等。只有把广大妇女从穿衣、吃饭、管孩子这些家务劳动小圈子解放出来，才能使她们走上工农业生产战线，才能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才能彻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
由此可见，渑池妇联在推进农村幼儿园的发展中，妇女解放仍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除了官方叙述之外，普通村民也普遍接受农村幼儿园对于解决妇女牵累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将农村幼儿园的建立看作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
（二）解放妇女的现实考量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大规模发展，同上述妇女解放思想有很大关联。但与此同时，大跃进对于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也使得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成为必需。现实上的迫切需求，加速了农村妇女对集体劳动的参与，农村幼儿园正是配合这种形势的产物。
大跃进运动的本质在于追求生产发展的高速度，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对于大跃进的开展尤为重要。虽然增加投入有多种方式，如增加物质资料、人力或者科学技术等。但是当时薄弱的技术力量制约了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跃进的可行性。因此，人民公社被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合理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途径，这一点在人民公社的大力宣传中常被提及。例如，在介绍人民公社经验的专著《普通一公社》中就提到：“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
为了更加合理地调配资源，增加生产资料的投入，勤俭节约被一再强调。国家希望人民公社在适当地改善生活的同时，尽可能地将收入多用到扩大再生产方面[30][31]。但事实上，农村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所遭遇的困境，使得对于农业的投入陷入越投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劳动力几乎成为唯一能够有效调度的资源，甚至于中央把劳动密集型也看成一种技术的进步，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需要制度来维护。某种程度上，大跃进可以被看作一场试图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最终产出的生产运动。
将占成年劳动力一半的妇女调动起来参加集体生产，成为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题中之意。中央推翻了原来先技术进步后集体化的设想，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应该是先集体化、社会化，然后逐步达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但是除去这些蕴含在妇女解放深层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话语还是同大跃进时期的实际需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紧密结合的体系。
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国家对于农村妇女的动员随着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断深化。在大兴水利工程之前，农业生产并未太过依靠新增大量劳动力，女性参与相对并不重要。此时，农村妇女动员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五好运动”，强调妇女操持好家务、教养好子女、处理好邻里关系、注重自身学习，而并未过多提及参与农业生产。后来随着修水库、炼钢铁等工作量的增多，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女性参与。当时很盛行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句顺口溜说明，为完成大跃进的艰巨任务，需要通过解放妇女参加生产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需求。
与庞大的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相伴，是国家对于女性出勤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解决幼儿对妇女的牵累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在比干劲比先进的新形势下，各地妇联和妇女群众都提出了1958年妇女工作的各项跃进指标，一般要求妇女出勤率达到女劳力90%以上，许多地方提出的妇女全劳力全年出勤指标，大大地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80到180个工作日的要求。但是妇女出勤的指标能否实现，妇女在生产上的干劲能否巩固和持久，重要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相应的妥善安排孩子。”
除了生产任务之外，国家对于妇女的学习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就提到：为了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合理使用和调配整个社会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逐步改造全部社会生活，腾出时间学习，有生产时生产，没有生产时学习。巨大的生产和学习压力，使得人民公社必须兴办切实有效的设施来帮助妇女解决家庭生活中的牵累，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一是食堂，二是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农村幼儿园一项上，国家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能够很好地为基层所接受，与基层妇女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劳动和学习的巨大压力有很大关联。在渑池县，以大跃进中的先进典型槐树洼大队为例：大炼钢铁开始之后，村中的男性被迫出村到其他地方炼钢铁，妇女成为留守在村中的主要力量。除了负责所有农田灌溉之外，她们还主动修建了小钢炉。“大槐树弄mu(没)了，都是搞钢铁，那女哩们也不rang(差)，恁大那树都砍倒了”。而且为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黑白不分地进行劳动。在这样巨大的劳动强度之下，传统的抚育幼儿的方式不再适用。政府不得不通过兴办幼儿园来保证妇女的出勤率以及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新母亲和抚育儿童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使得国家更为强调妇女在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重新调整了女性的再生产职能，国家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母亲。与此同时，再生产工作本身并未消失，抚育儿童的任务依旧存在。农村幼儿园的建立也意味着国家对于再生产角色的重新定义。抚育儿童不再是个体家庭的职能，而是通过社会化成为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亲子关系不得不随着集体化生活而做出改变。传统意义上，母爱的表达在于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参与，在于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看护。但是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加入农业生产，抚育儿童的任务越来越成为母亲参加劳动的牵绊。甚至于地方妇联有时将看护儿童同其他家务劳动归于一类，并将其视作妇女的负担。在实际的劳作中，妇女常常未被留有充足的时间用以照顾儿童。韶峰大队社员金锁(音)的小孩儿因为父母下地劳作，被锁在家里，从门槛的缝隙里往外看过往行人。槐树洼大队社员姚天水的爱人带着小孩儿下地，最后小孩儿哭闹，根本无法劳动。坡头公社韩家坑大队社员王焕朵劳动时，“我那娃zou(就)坐场里，留着鼻涕哭着些儿”。在观念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的照料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必须渠道。
与此同时，国家提倡积极新型的母亲形象，重新界定母爱的范畴和任务。一方面，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不应夸大母爱的作用，妇女应该放弃狭隘的小家庭的爱，追求共产主义精神的母爱，爱自己的孩子，也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孩子。另一方面，在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实践中，对于子女的照料不再是评价母亲的唯一标准，取而代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母亲在工作上取得成就。1959年，渑池县妇联倡导在各大队幼儿园中举行“赛妈妈”的活动，评比的依据就是儿童母亲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母亲将大量的时间投入集体劳作中，抚育幼儿工作中的一部分就被转移给了幼儿园老师。对于这种新的抚幼安排，有些妇女最初并不情愿。在渑池县槐树洼村，不愿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的妇女还会趴在窗台上张望，但后来逐渐认同了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保育员的用心工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妈妈们“回去问自己的小孩儿，早上送来跟花猫一样，回去干净些，就放心”。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幼儿园的大力推广也折射出国家将抚育幼儿的任务从一项家庭琐事转变为国家事业。抚育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家内劳动的累加，更是对抚育儿童的根本改革。幼儿教育，在以往个体家庭的抚育中常被忽视，而现在则成为公社的重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对于幼儿的抚育工作集中起来，为女性拓展职业提供了新机会。承担着抚育儿童任务的幼儿园教师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换而言之，育儿工作作为一项再生产任务，经过社会化的改造之后，变成了与田间劳动、大炼钢铁、修建水库等属于相同范畴的生产劳动。
为了保证高水准的教育，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选拔标准，控制成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人选。在渑池，各大队在挑选保育员的时候，都对文化水平有所要求，多为高小或者中学毕业生;但受年代所限，政治素养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要成为保育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成分好，大多保育员为贫苦农。二是性格好，挑选韶峰大队保育员时，认为王秀珍“性格也皮皮(温和)的，想着应该是对小孩儿有爱心，以后真的是这样”。三是最好有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槐树洼大队姚金英在担任保育员之前，曾在大队妇联任职。四是配偶最好较开明、思想觉悟高。王家坪大队的幼儿园保育员，其爱人是小学教师。而韩家坑大队幼儿园老师的丈夫则在大队的代销点工作，都属于村中的先进分子。在大跃进时期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各个村子在具体兴办幼儿园的过程中，挑选保育员的标准也随村庄的实际情况而变动。但是对保育员的遴选，标志着抚幼任务性质的转变，幼儿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视。
将抚育儿童的任务从个体家庭中解放出来，社会化之后，就变成了光荣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大跃进时期幼儿园保育员在农村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其劳动强度相比田间劳作相对较小，被视为好职业。保育员参加工作也相对积极，都“愿意干，地里干不了，这儿劳动量少”。且保育员享有同普通女性劳动力一样的工分。在有些地方，为了以示鼓励，“幼儿园老师工分比下地稍微高点”。大队也会有一些奖惩措施来调动保育员工作的热情，在评选荣誉的时候，例如“巧姑娘”称号时，会给予保育员一定的倾斜。保育员的福利待遇更好，生于大跃进时期的槐树洼村现任支书董明召就是一名保育员的孩子，他回忆自己出生时：“因为妈妈是村里学校的，满月那天，给你特殊照顾，给六斤白面。所以满月这几天，还能下锅汤面，在家吃顿汤面。”其他社员甚至会嫉妒保育员的工作：“别人还说保育员活轻。保育员自己也不想干，你们老提意见，不想干。”
除了上述普遍的情况外，幼儿园教师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农村幼儿园保育员，可被当作一种过渡职业，成为具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农村女性另觅其他更好职位之前的短暂选择。当时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在接受教育后返乡，却又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据了解有很多学生对农村不感兴趣，嫌农业生产苦、累、脏……其中还有一部分受家庭和社会上的舆论影响，认为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就白念书了，当个农民没前途，没有出息;认为当个农民也用不着文化。”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与参加农业劳动相比，保育员这份工作对于这些返乡女青年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远离繁重的田间劳作，另一个方面又可以将所学知识用到教学中。槐树洼幼儿园作为被采访幼儿园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就接纳了一些实习生。这些从县城毕业的小姑娘，经过培训，会唱歌跳舞。在幼儿园的实习之后，少部分最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姚金英举了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你看我们村的焕梅(音)，头起教教学，后来去到县里，现在变成公家人了，有指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是将儿童抚育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从而将再生产任务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一部分。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母亲的生活，也创造了更多女性职业的机会，惠及保育员群体。
三、国家与儿童：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同其他再生产任务的社会化相比，幼儿园不仅将抚育儿童变成了一项生产任务，更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将幼儿教育纳为工作任务之一。国家的大力提倡和集体制度的保障，使得农村幼儿园能够在相对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得以开展。原本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幼儿，通过接受教育，开始参与集体生活。儿童所独有的认知心理和认知规律，造成了幼儿园儿童独特的体验，这正是儿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学界对于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日常生活仍缺乏充分的探讨，对于儿童群体的关注则更为稀少。本文希望依托访谈者中当年参加过农村幼儿园儿童的回忆，追溯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经历，反映集体化对于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儿童早已成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儿时的经历在记忆和讲述的双重作用下，已不能完全复原。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当年儿童的体验和当下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研究对象。
（一）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而建设农村幼儿园对于儿童保教具有重要意义，对儿童多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益处。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讲话中提到：“我们要把托儿所、幼儿园办好。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伟大的事业……要让孩子们生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要讲求卫生，预防疾病……要把孩子教育得好，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使他们诚实、勇敢、活泼、健壮。”但在各种能力的培养上，最为强调的还是儿童能够在幼儿园中接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在《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广播讲话》稿中认为建立农村托儿组织的意义在于：这项工作关系到劳动力的后备、民族的延续和共产主义新的一代的成长问题。做好这项工作，就能使我们的后代从小受到合理的教养，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儿童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不仅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这是一项伟大的崇高事业，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为了令这些儿童将来都具有健康的体魄，都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成为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英雄。就需要从他们还是幼苗的时候起，就能经常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从小就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崇高道德;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健全的发展。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全面组织生产、全面组织生活的群众运动更加规模壮阔地出现了新的高潮。正是在这种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形势下，国家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以社会教育为主的方针，全面组织学前儿童。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归集体所有，从国家到地方都强调幼儿园的集体所有性。一方面，这是将幼儿园纳入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也保障了农村幼儿园能够得到切实推进。1957年早在大跃进开始之前，渑池已经开始了小规模建立农村幼儿园的尝试，但是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占抚幼组织的主流。渑池县妇联要求下属各公社“根据本社具体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将托儿组织搞起来。方法是先将生产队、组的孩子进行站队，看家庭分工解决的有多少，邻里互助有多少，互相换工看管的有多少，尚无人看管的有多少，然后再根据本社的经济条件，组织小型的抱娃娃组、托儿所，幼儿园。”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归集体所有，渑池县妇联仅对其进行扶持，其下达的指导方针是“依靠群众”“谁办谁管”，并且“应根据按劳取酬和资源互利的原则，按孩子大小，看管难易，评定孩子家庭出工分，保育员应根据带孩子多少、孩子大小、工作态度好坏等，确定应得的工分”。在渑池县小规模兴办幼儿园的尝试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由儿童父母主要负担工分和幼儿园的开支，尤其是儿童的母亲担心自己一天劳动所赚取的工分还不够负担孩子在幼儿园的开销，其对妇联的号召并不积极。大跃进之前的渑池乡村很少有幼儿园等托幼组织。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开始，渑池县开始着手转变幼儿园的属性。1958年7月31日，渑池县妇联提出：托儿组织巩固提高常年化，把所有托儿组织要进行一次检查，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加强其领导，乡社要建立托儿组织网，定期与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坚决防止时停时起现象再生，并社社要建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幼儿园[49]。自此，幼儿园的运营还有保育员的工分都开始由集体负担。渑池县各地的农村幼儿园都由大队部直接负责、进行领导。大队部配合上级的指示，负责幼儿园的成立和日常管理。一方面既要保证幼儿园所需要的各项资源，例如找房子、挑保育员等;同时还要时不时地进行检查。用槐树洼大队老支书的话就是“大队撑着头”。至于寻找保育员，“那都是干部坐到一块商量哩，你也推荐，你也推荐，看哪个合适”。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是连(当时实行军事化建制)办的，一个大队办一个，一个连办一个。在东沟自然村，有二三年都叫办。妇女们去地干活，解放妇女劳动力。村里孩子慢慢少了，慢慢取消了幼儿园。”据当时的大队副支书张金财回忆：“上头也说，也布置。布置之后，咱就开始办，咱主要是按照上头的标准干的。上面说了以后，研究研究，老师一定，办起来，没事就去检查检查。”渑池的情况并非个例，其他地方兴办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也处于类似的权责体系之下，当时的吉林省在兴办农村幼儿园的过程中，明确要求“支部书记要亲自挂帅，建园前必须做好组织、宣传与发动工作”。
相对于农村的其他集体生活福利设施，幼儿园特别受到妇联系统的关注。渑池县妇联在大跃进期间，将公共食堂和农村托儿组织看作其在集体福利事业中的两个工作重点。县妇联尝试用多种方式推进农村幼儿园的进展。一方面，召开妇女干部的会议不断传达和强调建设农村幼儿园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培训农村保育员。1958年“在县训练了一批保育员(130多人)，回乡后采用以师带徒的办法，根据各项具体情况，又训练了超过在县三倍的人员，承担了负责托儿组织工作，所以在短时间内，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了托儿组织，孩子有了依靠，大人从事生产有了机会”。另一方面，重点试行，总结经验，组织观摩。为了有力地推动托儿所的工作，县妇联“抽出得力人员，重点搞出成绩，总结经验，组织观摩，如去秋组织十几个乡到英豪乡灯塔高级社幼儿园参观，丰富了大家组织托儿所的经验，促使了工作开展”。而且，村一级的妇女干部往往比其他村干部对幼儿园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既负责同保育员沟通，又要参与幼儿园的日常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幼儿园也常有从上到下的检查，以此促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和管理。1959年，渑池县妇女工作总结和会议意见中提到，当年全国和省妇联领导都来渑池进行了视察，其中农村幼儿园的工作在重点考察之列。在韶峰大队的幼儿园，“曾经有一年省里还是洛阳来检查，他们看看还可以”根据。而王家坪大队的支书李明法则表示乡里组织检查时候，县里来得少，也来过。在当时的先进典型槐树洼村，被检查的次数相对其他地方更多。而槐树洼村幼儿园的保育员姚金英回忆，还曾经跟县妇联到其他乡检查幼儿园的情况。通过从上到下的检查，加强了对于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作为幼儿园成立最重要条件的房子是由集体征用的。幼儿园有时设在保育员家中，但更多时候考虑到依托食堂的便利，大队会选择一处离大队部和食堂都较为切近的房产，组织住户搬离。大跃进期间对于“一大二公”的追求，使得大队对于各项财产享有极高的调度权。为幼儿园所征用的房子，原有住户并不享受补贴。在王家坪大队，当时“保育员只有一个，工分队里出。那个时候房子都是队的，让你今天腾出来，你就腾出来，给你找个地方住。那个时候卫生所、兽医站都有”。韩家坑大队的幼儿园开在保育员家中，据保育员丈夫王申保回忆，当时是生产队给出工分，并且用房也没有什么补贴。因为大队支配调度幼儿园的房屋，所以有的幼儿园随着大队规划的改变经历了多次搬迁。槐树洼大队幼儿园保育员回忆幼儿园“才开始在希贵(音)家院，后来在丙辰(音)家院，后来在昔周(音)家院。等到在丙辰家院的时候，她妈来了，还有翟玉兰。就我们这仨人”。除了房屋之外，生产队也会提供一些简单的桌椅板凳等设施。
同时，大队会向幼儿园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以购买玩具和书。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里有黑板，是队里买的。只有老师有课本，幼儿园中有书、小本本、小画书等物，队里没有管，是委托老师购买的。在韶峰大队，幼儿园中“有图画书，其他啥玩具都没有。县里面的幼儿园最好，咱这儿条件差一些”。在当时条件相对较好的槐树洼大队，书本、玩具等比其他村落更为丰富，虽然也“没有桌子凳子，就是搬点小板凳。有黑板，都在院子里活动”。保育员姚金英还是回忆道，为了“教娃们识字、跳舞。去三门峡买点玩具、半截裙，让大点娃们穿上跳舞。孩子们到学有点耍，去给大队要”。韩家坑大队当年的两位入园儿童胡秋菊和王文信回想幼儿园的设施时分别提到：“小玩具多，没有课本。数数数、跳跳舞、唱唱歌。舞都是很简单的那种，扭秧歌。”“有点不大点的小本本还是小书，都被孩子们揉得不成样子了”。
除了农村幼儿园自身集体所有的性质，其产生也深深根植在农村的集体制度，并与农村的集体生活体系紧密相依。渑池县妇联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幼儿园的发展。在本文采访的4个村庄中，除了槐树洼大队的幼儿园附属了幼儿食堂，其他3个大队中幼儿园儿童都需要随家长到公共食堂用餐。这也可以解释这些幼儿园一般都距离公共食堂较近的原因。据韶峰大队妇联干部王秀珍回忆，村里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食堂那时候，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在王家坪大队，“食堂吃饭用瓢舀，大人一瓢，小孩儿半瓢，个人跟着个人家长吃。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除了食堂制度之外，幼儿园也依托于当时的分配制度，渑池同河南的其他地方一样，力图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也就是所谓的“七包”，这保证了保育员能够得到较充足的工分，并且由集体负担幼儿园的开支。集体开始负担儿童在幼儿园的支出，才使得幼儿园能够大规模推广。农村集体生活福利体系是幼儿园存在的基础。
（二）儿童的幼儿园体验
整体来看，这些儿童关于课程和玩耍印象相对模糊，其残存的记忆中多是关于游戏学习的场所和形式，具体的内容却很难追索。当年入园儿童在回想幼儿园的空间结构时，记忆更为集中在幼儿园的色彩和装饰上。“用白纸、黄纸、红纸卷的纸花，她们家的旧房，有好些花，不够远一朵儿，是胡琴(她的)妈搁那儿)教哩。在人家家里面，摆活我们跳舞……一般都是搁屋，坐到屋里，弄个一溜溜小板凳让你坐，这会儿那是有凳子，那时候都是板儿。”儿童也关注玩具和小人书，但是具体的玩具类型和书本中的内容却很难回想。其中王拴成只对拨浪鼓印象深刻。就所学课程，对于唱歌跳舞的印象远比识字深刻，但是唱得什么歌、跳得什么舞，已经记不清楚了。“教唱歌肯定有，那时候学那扭秧歌，那时候不大点儿那小鼓，这会儿还有那小鼓。”当年的儿童对于同在一个幼儿园中的其他儿童印象较浅，对于幼儿园老师的印象要比对自己同学的印象要深刻很多，这同幼儿园存在的时间较短、入园儿童当时年岁尚小有一定关系。有趣的是，在入园儿童的记忆中他们并没有将幼儿园同集体联系起来，更倾向于将幼儿园的创立和消亡都理解成个人行为。在这些当年儿童的眼中，幼儿园并不是由大队所兴办的形式化的儿童福利设施，而是凭借幼儿园保育员的爱心和辛勤为困难时期的儿童所支撑起的温暖场域。胡秋菊一直强调，自己去幼儿园仅是因为“没事耍哩，想去”，而且她也不把幼儿园的保育员称作老师，而是叫“婶”。儿童生活中对于集体化的理解，需要借助幼儿园老师、自己的家庭等私人关系才能达成。
相较于幼儿园中接受教育的模糊回忆，食物则是幼儿园回忆中最为清晰的部分，这与大跃进时期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因为槐树洼幼儿园附设有食堂，当年在幼儿园中上学的董小友回忆：“给你发半个白馍，我记哩痛清哩……那个时候都搁这门口哩，里头给发馍，是烙哩馍还是痛好那馍，一人发真大点点馍。”关于发白馍这件事情，被他重复了好几次。在并不附设食堂的韩家坑幼儿园，当年的儿童对于保育员、所学课程和教室的装饰等等都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却都毫无例外地回想起有一次每人因去水库表演节目而分发到半个豆馅馍的经历，然后围绕豆馅馍又回忆起其他情形。王文信回忆：“为啥说让排着队看水库那，一人还发半个白馍，那个时候都稀奇哩不得了，小娃们太小嘛，有那都给你掰那半个。都记那一回，站那一次队。”从食物开始，当年的儿童记忆开始拓展，回想起下午在北邙(音)集合，站着队去壕沟水库，在水库进行了表演，但是具体的表演内容已无从想起。
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园设立之后，儿童在食物上有时会获得更多的倾斜。在附属于幼儿园的食堂中，儿童常获得比在公共食堂更充足的供给。槐树洼大队幼儿园因为设有食堂，“幼儿园吃得稍微好点。过去吃得东西，58年吃粮食还可以。59、60年的生活最困难，吃淀粉馍。幼儿园搞点粮食，吃点好的”。因为幼儿园的伙食较好，儿童患浮肿病的少。保育员也提到：“到那儿吧，多少吃点。搁家肚子饥。大班叫大点，小班叫小点，吃菜角，大孩子，一人一个半，喝汤不在数。”幼儿园食堂的粮食由各小组凑份子组成，“那时候下面也成立食堂了，都去下面要点面”，征收粮食的过程虽然艰难，但物资比起公共食堂会更有保障。而且，幼儿园食堂受到的关注比公共食堂少，只有两名炊事员，对食物的利用率高。炊事员通过各种办法，改善儿童的伙食：“弄点野菜，回来一炸一捏，没油吧，弄点盐捣捣拌拌，弄到馍里头。拨几个蓖麻仁在锅里面一擦，然后弄给娃们。”而在公共食堂里，“管伙哩痛孬哩”，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幼儿园食堂因为补给较充足、食物做得精细，比公共食堂吃得好。在其他地方，也有幼儿园食堂更受倾斜的例子：江西万安县为了保证农村幼儿园的伙食，规定了“有限供应幼儿食堂吃菜的办法。如每出一种新菜、杀了猪或捞到鱼时，都先送一定数量给幼儿食堂”。由于农村幼儿园在整个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物资方面比较有保证。加之对于园中具体生活安排比较松弛的管理，可以使幼儿园较为自由地使用这些资源，为儿童提供相对较好的食物。
即使不附设食堂的农村幼儿园也往往离就餐的公共食堂较近。韶峰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王家坪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鉴于幼儿园对儿童较为松弛的管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性机会。例如，儿童可以逃学或者早点到食堂，因此比成人享有更为灵活的时间安排。如果父母或者亲戚在食堂工作的话，儿童有可能利用这些机会，获得额外的食物。据王文信回忆：“食堂做饭是轮着做，没人时候给你掰块馍什么的。大家去地的时候，你小孩儿，没人知道，掰块馍，有人的时候都是量的。”胡秋菊也提到跟随当时给大队加工粉条的父亲，吃刚捞出来的粉条。儿童较为自由的行动，确实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潜在的机会获得更多的食物。
除此之外，利用户外活动的时间儿童还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从田里获得潜在的食物。大跃进时期，国家倡导学前儿童多进行户外运动，参加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劳动。这种号召同当时广泛接受的苏联儿童教育理念有关，其基础在于巴普洛夫院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户外活动对于儿童不仅仅是局部锻炼，而是整体身体机能的提高。因此，在为农村儿童编制一天的活动时，游戏、散步和劳动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儿童常被鼓励帮助集体拾麦子、采棉花，等等;而社员从田里捡收割遗留下的粮食，一般并不被允许。正是利用户外活动和劳动的契机，幼儿园老师带领儿童拾点粮食，或者摘点野菜，用以改善儿童的生活。在槐树洼村幼儿园，保育员带着园中儿童经常去地里捡收割时遗漏的玉米,“拾拾玉米这是回来能炒炒吃。地里有……家家屋屋不叫你冒烟”，而队长也持默许态度。除了拾玉米之外，保育员还领着儿童去菜区拾过菜。这些拾来的成果不交集体，主要用来改善儿童生活。
集体制度作为幼儿园的依托，保证了农村幼儿园的设立，从而使幼儿园的教育成为可能，农村幼儿园的儿童也实实在在地经历着集体化教育，不可否认这种教育甚至仍在影响他们当下的生活。但是儿童的记忆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幼儿园建立之初的设想。并且，儿童能够通过幼儿园获得国家更多的物质倾斜，尤其是食物，这本不是幼儿园设立的初衷，这些经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群体在集体制度下的主体性。
结论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虽然只是当时农村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福利设施之一，却展现了国家将琐碎的日常生活转变为公共事务的议程。幼儿园不仅要照料儿童的生活日常，更是肩负着教育儿童的重任。抚育儿童本是属于家庭的任务，经过社会化之后，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责任。与此同时，抚育儿童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变革着整个乡村社会。幼儿园的设立重塑了农村儿童、母亲、幼儿园教师等群体的生活。
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央、基层甚至农村妇女自身都认同了幼儿园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将抚育幼儿这一属于“再生产”领域的任务社会化，大大减轻了妇女积极加入“生产”的顾虑。农村妇女通过积极参加社会劳动，既服务了国家，也提高了自身地位。妇女解放思想同大跃进的实际相互配合成为一套互动的话语：基层以及参与其中的女性，一方面感受到实际劳作的压力，因而迫切需要幼儿园的建立;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显然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光荣感并为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提供依据。然而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国家更注重选取同大跃进实际相配合的部分，而有意淡化了其他内容，比如妇女解放思想中对于妇女自身的保护以及对于女性特质的考虑等。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规划外，生产的实际需求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正是因为国家在整体战略上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保证了妇女解放能够顺利向下传达，农村幼儿园得以快速高效地推进。
通过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国家重新调整了女性在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参与农村幼儿的抚育。一方面来说，农村妇女被鼓励参与社会劳动，抚育儿童的再生产任务不应成为其生活的负担，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细节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抚育儿童任务的社会化，以及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视，对于幼儿的照料和教育成为了一项生产任务。大跃进时期的渑池，幼儿园教师无一例外由女性担任，因此育儿的任务仍然被定义为女性的劳动。幼儿园在农村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也使得幼儿园老师成为备受尊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为这些女性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幼儿园”作为集体建立的教育机构，将长久以来较为忽视的幼儿教育变为现实，深刻变革了儿童的生活。虽受迫切的生产需求和落后的物质条件限制，集体制度为幼儿园的建立倾斜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福利措施中的一环，服务于集体制度，也仰赖于集体制度。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学习、游戏。这些关于集体生活的记忆持续到当下。当年的儿童通过幼儿园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些都是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有限但不可忽略的能动性的体现。
当然，当农村集体化程度退化的时候，缺乏外力支持的幼儿园也就不得不面临消亡。国家将集体生活福利体系判定为激进的体现，幼儿园自然也就成为激进的产物，而并不过多顾及农村家长和儿童的实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又重新出现了幼儿园这一抚幼组织，虽然分享了大跃进时期相似的名称，精神实质却已截然不同。当下幼儿园所代表的市场介入，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中尚未出现。在城市化作用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抚育儿童中的家庭安排和国家责任都值得重新探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实践，兴许能够为当下关于农村抚幼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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