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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石:向使当时身便死

伏牛石 · 2017-11-2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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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把人定格在什么位置上,既有不可逆转的客观因素,又有不可否定的主观因素。汪精卫、张国焘、向忠发之流,都是先红后黑永远为黑的历史名人。

  造化弄人之说,有时候也确有其道理。在不断变化着的自然与人类社会中,一切物质不管有生命没生命,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前进的。通俗说,此刻的你,转瞬间就不再完全是刚才的你。因为每一时刻物体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许多变化是需要时间来验证其功效的。短时间的微小变化,无论谁都难以感知得到。只有时光流逝久了,你变化的征候较之之前相当一个时期的特征变得明显了,你才忽然觉得自己确实衰老了或者成熟茁壮了。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巨大载体,在这个载体中,任何人的自然生命与肌体状态无时不处在潜移默化之中。而人的思想灵魂这些纯意识上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此一刻此一时段,你思虑已定的事情,可能过不了多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你的思虑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刚刚或者从前已经决断了的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使你会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尤其是人的价值取向与理想信仰,对一些人来说,一经决定就会矢志不移,坚守终生;而对有的人来说,早前确立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由于内外条件的变故,可能会悄悄发生动摇甚至走向原定理想信念与价值取向的反面。

  历史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生来并不天定就是好人或恶人,他们成年以后所立下的志向所从事的努力,他们日常生活里的所做作为及道德观念,许多都是值得赞美与讴歌的。可是世界处在不断变化中,自然万物在不断变化,人也在不断变化。变化的结果,有的越变越好;有的则相反,越变越坏。好的变坏了,令人慨叹惋惜甚至愤怒;坏的变好了,令人感到欣慰直至赞美。

  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就是一个由好变坏的代表。汪精卫早年追随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到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血与火斗争之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他曾因为刺杀摄政王载淳不幸被捕。在狱中,汪精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其革命气节,高亢精神,令敌人心惊胆寒,给同志莫大鼓舞。

  身陷囹圄的汪精卫曾赋诗明志,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中的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感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这首绝命诗也使汪精卫一度成为诸多革命者十分仰慕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如果汪精卫被捕后被满清统治者处死,他的英雄美名就会定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永远为后人缅怀和敬仰。

  可惜汪精卫没有逃脱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的一般规律,他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全民族抗战争开始后,汪精卫早已丧失了早期的革命斗志和爱国情怀,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悲观失望,再加上他与蒋介石之间难以调和的权力斗争,促使他铤而走险,最终踏上了背叛国家民族的不归路,成了遭人千古唾骂的近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

  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出生于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唯其具备这一明显优势,被共产国际看中,任命他做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前两位党的负责人所犯的极右和极左错误之后,遭受重创,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处于十分晦暗之境况。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可他们并不被共产国际和国内部分激进的革命者看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当前的目标是要彻底推翻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腐朽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国际在中共革命遭受艰难曲折的特殊时期,片面地认为出身非工人阶级的前两任书记陈独秀和瞿秋白均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所遭遇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天然条件和斗争经验,于是把一个他们认为纯粹的工人阶级一分子向忠发推举到中共最高领导职位。

  向忠发虽然出身纯正,但思想信念并不像他的出身一样纯正坚定。他担任最高领导人阶段,由于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存在明显缺陷,中共党内的具体事务大都由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处理。向忠发只是在党的会议上主持一下会议,做一些笼统发言而已。真正关系到党的大政方针问题,他是根本说不出子丑寅卯来。不仅如此,向忠发身上还多少残留着流氓无产者的种种劣习。他私下里生活腐化,甚至包养情妇,这些作为与共产党人的组织纪律和理想信念大相径庭。也正是他生活作风的腐化,导致他为了一己之私而置党的事业于不顾。本来他应在规定时间奔赴中央苏区的,可他因留恋自己的情妇,推迟了出发时间,也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遭逮捕。

  按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完全应该和之前他的战友们一样慷慨赴节的。他之前,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等中共领导人被捕后都是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可偏偏就是这个被共产国际看好的出身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经被捕,立即叛变自首。所有背叛自己信仰投降敌人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求生,哪怕是求得苟延残喘式的生存状况,他们也在所不惜。可向忠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变节自首不到三天,杀人魔王蒋介石就下达了对他的处死命令。

  向忠发是无耻而可悲的。他如果事先知道自己一经叛变照样被处死,他还会轻易自首吗?当然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可向忠发就是叛变了,并且被他投降的那个阶级杀了。他的结局,既令人痛心痛恨,更令人不齿。如果向忠发被特务发现后被立即处死,或者他能在被捕后稍稍坚定一下自己的理想信念而在自首前被蒋介石处死,中共党史上向忠发的地位与名声就会大不一样了。人们不会去过多计较他的能力如何,甚至也不会去计较他曾经有过的生活作风问题,作为著名革命先烈和曾经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地位,是其他许多革命者难以逾越的。

  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一个被人誉为和毛泽东一样很具备领袖魅力的著名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与做结束发言的均是张国焘,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在早期中共党内,他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

  三十年代初期,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受中央委派奔赴鄂豫皖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他不负党的重托,和战友们一起很快打开斗争局面,把一方赤色革命斗争搞得风生水起。后虽遭敌人围剿,被迫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和他的战友们不畏艰险,毅然跨越蜀道艰险,奔赴川甘,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使红色革命烈火在川甘地区星火燎原,与远在闽浙地区的中央苏区遥相呼应。

  1934年,中央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指导下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后,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艰难困苦而又浴血荣光的万里长征。由于那时候的老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全部倾注在对付中央红军上,川甘张国焘领导的武装割据得以飞速发展。及至中央红军历尽艰险,筚路蓝缕地奔赴四川与张国焘的红四方军会师时,原来出发时的十万人马已不足两万。而风头正劲的红四方面军其时人强马壮,兵力接近九万。

  遵义会议上被推举到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原以为两支部队的会师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新的转机。没承想张国焘的门阀主义思想日趋膨胀,完全置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于不顾,把四方面军暂时的优势看做个人争权夺利的资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挟党中央让出他所觊觎的领导权力。为了大局利益,毛泽东和党中央有限度做出了一定让步,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可张国焘此时私欲膨胀,利令智昏,一点也不顾忌党的组织原则,不仅公然对抗中央决策,还私底下拉帮结派,试图瓦解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由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斗争和灵活机动的处置,最终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几乎要发生的内讧危险,果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陕甘,与顽固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分道扬镳。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南下途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他在卓木碉公然成立伪中央,与真正的党中央分庭抗礼,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最终导致四方面军遭受严重挫折,不到一年时间,兵力由原来的近九万人锐减到四万人。

  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无数风浪,始终没有动摇暗淡过自己的追求。可在谈到张国焘分裂一事时,虽时隔几十年,依然感喟不已,称那段时间是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张国焘后来虽然在内外形势逼迫下不得不取消了自己成立的伪中央,不得不在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呼吁下被迫北上陕甘,可他依然难以消除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对理想信念动摇不定的异己心态。最终不听党组织劝告,走上了背叛革命事业的不归路,投靠到蒋介石门下,成了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一名鹰犬。

  张国焘是富有才华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倘若他具有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就不会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依势挟持中央,争权夺利;不会违背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贸然南下;更不可能成立伪中央甚至叛变投敌。真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凭他对中国革命做作的贡献,凭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他一定是中共党史上极其少有的几个伟大人物之一。

  可惜历史最终是不能凭假设来定论一切的。张国焘终因自己的意志不坚定和私心杂念太多,滑向了与自己初心背道而驰的泥潭,成为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少有的几个可耻背叛者之一。

  相反,近现代史上由坏变好的事例也是不乏其人的。很长一个时期在大陆被热炒得声名远高于中共自己内部著名人物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就是其中代表。

  张学良俗称少帅,是民国时期东北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由于其父称霸东北,自称大帅,作为张作霖预定为接班人的儿子张学良也就被世俗的人们媚称为少帅。少帅的早年历史并不光彩,标准浪荡公子而已。由于出身不凡,早年的张学良整日花天酒地,吸毒狎妓,无恶不作。虽然今天的诸多影视作品把他描画得比共产党自己的将军元帅还要伟大风光,那只能说是某些人在藉此赚人眼球,捞人钱财罢了。那个看似正义无畏的张学良,真那么好吗?非也。

  出生于土匪世家的张学良,凭谁再为他洗地站台,也终不能把他的个子洗高,身材洗胖,人格洗得白璧无瑕。他的老父亲一直以来就与日本人暗送秋波,后因不能满足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被日本人一朝炸死。接了父亲班的张学良没有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把这一血海深仇却深藏于心。固然,这里面需要解释的原因很多,一是张自己确实惹不过日本人,二是他没有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三是张自己也没有那个血性。父亲死后,张学良一个心眼儿在自己内部高权力斗争,利用果决手段清除异己势力,把杀父之仇抛至脑后。他常驻北京,出入烟馆酒楼娱乐场所,日日纸醉金迷,无所事事。后来虽然没有直接投降日本,易帜到中华民国旗下,可他也没有为那个中华民国做出过啥像样的事情。

  九一八事件爆发,他手下兵力近二十万人,飞机二百多架,枪炮弹药辎重无数,区区不足两万人的日本兵轻而易举就把他逐出关外。除了手下几个有血性的部下零星放了几枪稍作抵抗外,张学良坚决命令手下将领不得予以抵抗。就这样,东北几千万父老乡亲和生他养他的白山黑水轻易送到日本人手里。他的那些本应该用来打击日本人的军备辎重,不仅一点作用没发挥,反而以资敌人,成了后来日军屠杀自己同胞的凶器。

  后来人们习惯把张学良的不抵抗罪过全赖在老蒋头上,这实在是对张学良的过分偏袒和对老蒋的某些不公。古人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你张学良就不知道?即使老蒋命令你不抵抗,面对外强入侵,你真的就那么唯命是从?你的家仇国恨丢到哪里去了?你的守土职责丢到哪里去了?你的几千万衣食父母丢到哪里去了?你的生养之地丢到哪里去了?你即便退守关内,也该把自己的军备辎重带走啊,何以要完整资敌以杀同胞?即使你带不走也应该全部焚毁啊,何以要完整地留给仇寇屠杀自己同胞呢?

  无论有的人出于何种目的为张学良丢失东北的行为辩解,都难以自证他的清白。

  不过人是会变化的,张学良也在不断地变化。亡国亡家之恨必定不是小事,杀父之仇必定有别于其他仇恨,背负不抵抗骂名必定是会带进坟墓的。张学良不是二球傻子,他更不是生死上不了史册的平民百姓,他知道自己一旦就此苟延下去,他必将成为后世史册上的千古罪人。被蒋介石劝说出国考察回来后的张学良,思想也在飞速变化着,他虽然身负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在蒋介石的督促之下勉力尽职,私下里却在思谋着有朝一日为自己正名的大事情。在他与刚到西北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简单较量之后,他感到他原来看似精疲力尽不屑一顾的红军,依然是他难以对付的对手。于是他的很快由转变而而升华,原本没有主意的主意在共产党人的开导下瞬间决定了。就是这刹那间的思维变化,使得背负罪孽的张学良浴火重生。

  从背着蒋介石与红军暗度陈仓逐步修好,到后来毅然扣留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仅就这一点就完全可以了,张学良的果敢举措震立刻惊世界,感动全国,也使得背负着沉重骂名的他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彪炳青史。

  历史就是这样,不管你以前如何作恶多端或多么不堪造就,只要你有条件能在紧要历史关头勇敢走出匡扶天下的正义一步,你的前过就很快被原谅被淡化甚至被忘却,你建立的新功就铁定在历史史册上熠熠生辉。张学良做到了,虽然在世俗世故的人们看来他扣押老蒋的行为未免有点粗糙鲁莽,可正是这果决的粗糙鲁莽彻底改变了他并彻底成就了他。使他至今依然倍受世人称道,以致称道得连他既往的不堪生活习惯也成了人么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我们不妨再假设一下,倘若张学良当初因丢了东三省,背负着罪名得疑难病症死掉了,或者被哪个东北慷慨之士愤而刺死了,那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同今天完全相反了。人说爱恨就在一瞬间,有时候细细品咂,还是很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这一冲天举动,张学良就可能在史册上成为万众诟骂可恨之人;因为有了西安事变这一壮举,历史和后来者就彻底原谅了他,并慷慨地把他位列民族英雄之列。虽然他在十四年抗战中一直没机会参与,可历史和人民是不会计较这点的,把该给他不该给他的荣耀毫不吝惜地都送给了他。张学良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幽禁生活中寿至期颐而死,恐怕与他生前所得到的至高历史定位不无关系吧。

  类似张学良这样的转好人物在国军将领中间还有许多。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重要贡献的傅作义何尝不是如此?

  傅作义非蒋系嫡系人马,可身负难得的将帅之才,抗战时屡建奇功,仅凭这一点也可在民族御侮史册上写上一笔。他是非蒋介石嫡系,却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在反共史上是背负有巨大血债的。

  北平和平解放,并非傅作义本愿。尽管在此过程中他已经秘密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他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利用这一特殊关系不断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可傅作义那时候手握几十万重兵,自以为还有同共产党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他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只是缓兵之计,更是预留一条后路而已。

  傅作义在和与战中间左右摇摆,心中很有不甘。共产党一方表现出了极大耐心,和平解决北平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都是功在千秋的事情。一是可保这座古老都城的文化建筑不受毁坏,在此过程中中共做了两手准备,首先绘制北平城内平面图,秘密找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其表明各著名古建筑方位,以免攻城时遭受炮火攻击;再就是责令东北民主联防军秘密入关,在态势上对傅作义施加压力。二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以大大减少人财物的消耗。傅作义在此情况下,一边派人与中共虚与委蛇,一边叮嘱部下做好防守准备。其实,傅作义的目的在中共那里早就昭然若揭。为了迫使傅作义早做决定,我军采取不同方法,对天津隔而不围,对张家口围而不打,把傅作义的精力牢牢拴在各个地方,使其自顾不暇。

  但傅作义并未就此顺利接受和谈条件,依然与我军作无为的周旋。为了早一天促使傅作义下定和谈决心,解放军快速攻克天津,在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彻底打破傅作义心存的非分侥幸之想,无奈之下,傅作义只好顺势而行,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傅作义是一位老牌反共分子,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如果不是因北平和平解放的紧要关头,他思想发生改变走向人民一边,作为被中共通缉的四十三名高级战犯之一,他的结局也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历史给了傅作义机会,尽管他不是毫不犹豫地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而是在经历了反复较量后无奈在最后时刻才做出正确选择,但毕竟他这一最后的选择,彻底定位了他在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和日后的荣誉。建国后,在新政府内,傅作义先后出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电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七十年代他去世后,中央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在与共产党敌对二十余年后因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功勋,也因此得以实至名归,魂定九泉。

  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演变中曲折向前,人在历史河流中身世漂浮,游移不定,但最终的趋向不管历尽多少曲折,终归要百川归海,各有所终。

  历史把人定格在什么位置上,既有不可逆转的客观因素,又有不可否定的主观因素。汪精卫、张国焘、向忠发之流,都是先红后黑永远为黑的历史名人。他们因为自己后期的变化违背了初心,因此被历史淘汰或者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如果历史在某一时刻,也就是在他们身上的劣根性东西尚未暴露之时就使其魂飞初心之中,他们在历史上的定位就一定是正面的红色的正义的,他们早年的品行与贡献也就有理由让后人铭记缅怀直至流芳百世。可惜他们没有始终如一的坚守初心,最终反因天假其寿而身败名裂。

  而张学良、傅作义之辈,早期的行为并不为人称道,或者并不能为其增容,可他们却在岁月流逝中,很好把握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瞬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格局,完成了自己化蛹为蝶的光彩升华,使人们不再为他们早年的不屑而穷追猛打,只把他们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作为美谈传之后人。

  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杂言五首第三首中的几句诗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是的,这是至理名言,永恒道理。周公而今依然名扬华夏,是后人敬仰的少数古代先贤之一。他生前也曾一度遭到流言蜚语的无尽伤害,倘若他在流言肆虐之时不幸身亡,那他后来的英明就要打大打折扣。王莽为人圆滑,从不显山露水,把权术计谋深藏于心,把虚假的谦恭常挂表面,因此骗过了同僚,更偏过了皇帝。等到他羽翼丰满之后,便原形毕露,伺机夺权,建立新朝,自立为皇帝。如果王莽未篡权时因故身亡,他的名声一定会位列忠臣贤能之列。只是天假其年,让他活过了岁月,终于有机会把本来面目诉诸历史,这才定格了他千古难易的忤逆之徒本色。

  我们说造化弄人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人也弄造化。人一生有许多不可定的因素在等待自己,把握好了,顺应历史潮流了,你就能修成正果,青史留名;如果把握不好的话,不管你半生大半生甚或至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都是光鲜的,而到最后百分之一的人生关头违背了天理公道,你就有可能行百里者半九十,把自己一生的荣耀彻底输光。

  因此,人生是可期可变的,关键是看你如何把握。符合人伦道义的东西,始终坚守,至死不悔;违背人伦道义的东西,即便原来偶有染指,或者长时苟且,也应该在正义启迪下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这样你的最终也是辉煌圆满的。

  201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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