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116问杨继绳：毛主席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吗
《墓碑·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 信阳事件·9》：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俑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毛主席是始作蛹者吗?我们先来看看杨继绳的自答：
《墓碑·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 信阳事件·9》：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反反复复的读看这截短文，怎么着也没找到毛主席“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和“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看到的只有批评和担忧。 “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 ，是针对吴芝圃报的“达4800万亩”这个计划数字而言，谈何“肯定”!如果对此还有怀疑，再看杨继绳说的：
《墓碑·第六章、富饶的饥馑·一》：“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针对吴芝圃讲的水利“搞300亿方”，毛主席的回答是“我看得死3万人”。这是肯定还是否定?这是鼓励还是批评?难道杨继绳连这个也分辨不清!
总而言之，从杨继绳的上面两段所述来看，针对吴芝圃和曾希圣身上表现出来的浮夸作风，毛主席不但提出了“那是虚夸”的批评，同时还提出了要死人的警告——不是少量的死人，而是“3万、2万”的大量死人!针对吴芝圃的一年实现“四五八”，仅仅是无可奈何的表示可以试试。如果试成了，明年再来一个大跃进!
这就是大跃进和浮夸风的“始”!用杨继绳提供的材料来分析，毛主席是“始作俑者”吗?不。毛主席是“始捉蛹者”!如果成都会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河南灵了的话，大跃进也将推迟到1959年;如果河南不灵，吴芝圃式的狂热“大跃进”也就没了。
毛主席要发起的是什么样的大跃进，其实杨继绳非常清楚：
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这就是毛主席的大跃进原则：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是前提，“尽力”为限度。亦即有多大的力，鼓多大的劲。
杨继绳也非常清楚：
正因为毛主席坚持的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所以，他才“较早地发现了1958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墓碑·前言》)。
杨继绳更清楚：
大跃进尚未开始，面对吴芝圃、曾希圣等人的狂热，提出批评的是毛主席!以要死2、3万人发出警示的也是毛主席!
这不就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之处嘛!可杨继绳却由他自己搜集到的这些资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杨继绳你倒是说说看，为什么对吴、曾的狂热提出批评发出警示、较早发现1958年的问题的，都是毛主席而不是处于一线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和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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