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神龛中，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圣人”——“武圣”陈纳德，笔者曾有专文评述，这里不赘【点击阅读】。“文圣”则是司徒雷登。
网上有一篇标题冗长的《他是一生“假装”爱中国，恶名远扬的美国坏人!却为何我们欠他一声“谢谢”!》，读了以后感觉如果中国人民不跪倒在司徒雷登面前舔他的脚趾，那简直是忘恩负义。
人要自卑到何种程度才会写出如此自轻自贱，让祖宗羞惭得从坟墓里跳起来的文字，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最让中国精英不满的，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撰写的评论名篇《别了，司徒雷登》【微信推送第二篇】，为司徒雷登盖棺论定，这伤了他们的玻璃心，也让他们耿耿于怀，每当他们跪舔司徒雷登的时候，就要把这篇文章拿出来诋毁一番。
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迁葬杭州西子湖畔，《南方周末》专门发了一篇混杂着唏嘘、报复、得意等感慨万千情绪的文章《别不了的司徒雷登》，算是君子报仇，六十年不晚，终于替“精神教父”司徒雷登出了一口鸟气。
其实，精英们对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还真不必如此歇斯底里，念念不忘。
本着一向为人宽厚的性格，以及在政治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让步，对大历史中个人却多予同情性理解的原则，毛主席在文章中对司徒雷登着墨并不多。《别了，司徒雷登》文三千多字，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只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侵略政策的象征来评述的，对其个人还是手下留情。
虽则如此，但毛主席在文章中有一段话，分量却很重——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这段话点明了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活动的全部本质——
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司徒雷登呢？
司徒雷登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很长，概括起来说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即办教会学校，主要是燕京大学;第二部分只有两年，即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先说第一部分
不能完全否定司徒雷登于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在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这类学校本质上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工具，则是毫无疑问的。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一方面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迫割地赔款，进行军事、经济侵略，另一方面用传教士办教会学校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给中国人洗脑，力图使中国人，至少使中国精英成为“自愿的奴隶”。
在侵略中国方面，美国由于是“宴会的迟到者”，比英法等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晚了一步，所以尤为重视后一种，即文化侵略。
美国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接受西方文化，培养一大批完全接受美国价值观，并拜倒在美国面前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做“精神领头羊”，更有效地实现美国资本势力控制和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标。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革命先驱蔡和森就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比如燕京大学1919年成立时，就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
燕大传教色彩极为浓厚，“固无日不以宣道为目的”，主张“道德第一、学识第二”。教育的主旨就是要求学生接受基督教，成为该教的忠实信徒，声称“只有受到好的教育才能读好《圣经》，读好《圣经》才能上天堂”。
司徒雷登接掌燕京大学之后，尽管在传教方式上有所改进，即不再像其他教会大学那样，用各种手段强制学生皈依基督教(原因是富有传教经验的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够好，他在燕京大学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即组织课外活动传教，反而吸引了更多学生通过参加活动皈依基督教)，但燕大作为教会学校的本质并没有任何变化。
司徒雷登本人出生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自己也是一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资深传教士，正是因为传教有成绩，才受到长老会的青睐，得以出任燕大校长。
美国的这一策略也为其他西方列强所仿效。
从1882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各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竟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
1919年“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雅礼大学、文华大学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费共122万银元。
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仅有5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常年经费为149万银元。
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完全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分庭抗礼。
那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究竟在中国搞了些什么教育呢?在中国教育领域辛勤耕耘七十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的雷洁琼，1950年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从司徒雷登看美帝文化侵略》一文，指出：
“在司徒雷登所进行美国文化侵略政策下，中国学术研究事业完全失去起独立性。研究机关的经费靠美国补助，出版靠美国补助，研究进修也靠美国补助，此外学校讲课以外国书为基本，学生以留学美国为求学目的，文章以在美国发表为光荣，成为彻头彻尾的买办教育文化。”
雷洁琼还揭露，在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司徒和汉奸伪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几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都是司徒的‘中国朋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司徒雷登一直试图以中国承认“满洲国”为代价让日蒋媾和。
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蒋荫恩，20世纪50年代初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认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学：
“不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
崇拜美国，鄙视中国——这就是燕京大学的“教育”所达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华近50年“教育活动”的主要效果。
196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注释中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这个评价对司徒雷登来说，是恰如其分的。
以燕京大学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教会大学，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数十年，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中国形成了民国时期蔚然主流的亲美买办知识分子传统，这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情感上强烈认同美国，以美国的立场为立场。
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批判和压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再次强劲复苏，今天仍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主流传统，中国的知识界仍然是各国知识界中最亲美的知识界，并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强烈影响。
时至今日，美国从他们在中国培育的“亲美买办知识分子传统”中究竟获得了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收益，已经无法详细统计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所取得的“战果”，远胜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大炮。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徒雷登对美国的确是“居功至伟”，他在中国被知识精英视为“精神教父”，受到各种赞美和膜拜，也就顺理成章了。
1947年，根据马歇尔的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完成了从“教育家”到美国政客的华丽转身，并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太上皇”。他在这一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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