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年前，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台湾文学的重要旗手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天涯》2016年第2期，刊发陈映真研究专家赵刚的文章《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2000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今天虽然满屏都在为余光中先生点蜡烛，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全面认识一个人。陈映真先生还是侥幸的，有多少台湾的文坛同行却未能幸免于难。李敖一直都瞧不起余光中，他曾公开表示：“诗人你必须是有良知的，好比说英国的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独立运动，他就跑去参加，结果得了热病死掉了。换句话说，他是敢做敢当的。而台湾的诗人，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可是这种诗人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
正文
他生于1937年，原名陈永善，笔名“陈映真”原是他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1957年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即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之后陈映真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大药厂(就是后来生产风靡于世”蓝色小药丸“的那个美国药厂)工作。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
陈映真的统一意识型态也颇强烈，与大陆官方关系良好。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陈映真也参与了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
2000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陈映真在1977年与陈丽娜结婚，1990年后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并久居北京;2006年9月26日在北京第一次中风入住朝阳医院，病情改善后转至普通病房，至10月16日再度中风陷入重度昏迷，现被安排于该医院“重症监护室”。
再说1960年代的台湾。
当时"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彷徨"泛滥流行于知识青年中"，他们只想着离开台湾，到美国去。更具体的情况还是听台湾学者赵刚来介绍吧。我们跟随他，来看看陈映真小说《最后的夏日》中对此是如何描述的。
《最后的夏日》是陈映真发表于1966年10月的一篇小说，描述了1960年代台湾(更准确说是台北)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一个核心：离开。在“离开”这个母题之旁，读者每每能尖锐感受到知识分子生命中的一股焦躁、寂寞、沮丧与虚无，在这一点上，《最后的夏日》与三个月后发表的《唐倩的喜剧》是姊妹作，但后者主要的着眼点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状况”，而前者则是着力于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最后的夏日》那里，有一种当代台湾版的“离骚”况味，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但是，要离开的(或自我放逐的)人们(本省外省皆然)并没有什么故国之思，并不曾“伤怀永哀兮”，而是恨不得早点飞离这个沉闷之岛，“汨徂西土”，哪怕是在那儿当一只“快乐的寄居蟹”也好。小说也许比较容易被当时的人们直观地理解，但在今天，可能就必须要还原一些时代感觉，才能让我们更清楚为何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会那么地感觉到沉闷乃至绝望，几乎都想要离开，以及这给知识分子的主体带来了哪些扭曲与创伤。
时代的光影
李敖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
1963年9月，已发表过包括《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等多篇小说，在小小的台北文坛上已经算是一号人物的陈映真，找到了退伍后的第一件工作，到台北市汀州路上的强恕中学当英文教师。在那样的一个沉闷保守的时代与校园里，年轻、高大、俊朗，且才思横溢的陈映真，是一个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作家蒋勋就曾多次以一种温暖的、感恩的心情回忆“映真老师”对他走上写作这条路的重要启蒙作用。强恕中学教了两年半的书之后，陈映真在1966年初转到位于淡水的一家在当时算是稀少的跨国公司美商辉瑞药厂工作。在那里待了两年半之后，在1968年5月，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提前结束了这位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般的青年作家的1960年代，那时他才刚届而立之年。
1963年9月，不只是职场上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是陈映真在文学创作上的新阶段的开始，由于发表的园地从之前尉天骢主编的《笔汇》转移到《现代文学》，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常被人称作“现代文学时期”。提起《现代文学》，很多人都知道这是白先勇集结他当时的台大外文系的众多同班同学，在他大三时(1960)所创立的一个文学同人刊物。但在1963年，台湾已无白先勇——他出国留学了。临行前，他把《现代文学》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和姚一苇三位先生。根据白先勇的回忆，其中姚一苇对于《现代文学》之后的发展尤其重要，包括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年轻作家，都是被这位姚先生给拉进刊物的。但陈映真与白先勇这两位青年作家之前并非不识，陈映真还去过白先勇应是位于松江路的家。陈映真在《我辈的青春》里回忆：
第一次见到先勇兄是在哪一年，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是《现代文学》创刊已数期，而《笔汇》又停刊了一些年月的时间里。我应先勇兄之约，到已经不记得是现在台北市的是什么路的他的家里去。我还记得很清楚：出来应门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兵，和一条高可及人的半身的狼狗。先勇兄在他那似乎是木造的他的书房接待了我。
根据陈映真自己的刻画，这一时期的创作的特色是：“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色彩。”那么要如何理解陈映真的“绝望与悲戚色彩”呢?这里固然有属于陈映真个人原因与性质的“绝望与悲戚”，但这个“绝望与悲戚”又是属于当时青年知识精英的某种集体感受——未来没有出路。这可以分几个方面说。首先，当时的台湾非常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的发展机会。1960年代上半，台湾的经济虽然已经颇见成长，但毕竟市场规模有限，人才需求不大;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才刚开始运转，见证于加工出口区在1966年的设置;一个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也才稍具规模，见证于台湾的第一家广告公司(国华广告公司)成立于1964年;1962年，第一家电视台“台视”开播。私部门如此，公部门似乎只能让青年更气馁，而原因很简单：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来台的曾经用以治理全中国的庞大党国机器的人员还正年富力强呢!这让年轻人“人浮于事，粥少僧多”。这就是为什么富于论述谋略的李敖，在1961年底加入《文星》阵营之后的劈山之作《老年人和棒子》正是谈老人们该“交棒”的问题，而文章一出就得到来自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应。文章一路引经据典嬉笑怒骂，最后以“我们早已伸出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结束。
1964年5月22日上午，李敖受邀到副总统陈诚寓所与主人的一段老少对话，颇能泄露那个时代的青年对“老人”的态度：
李敖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
“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陈诚这么说，应非虚应，因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理解到青年出路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他自己也应该对中国现代史里的“青年问题”有切身的体会才是。在“五四”前后一直到1926年左右，以每年递增数万的速度，使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欲求学不可得，欲做事不可能，生机断绝，路路不通”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又兼之失去了科举制度对士子参与政治所提供的制度性机会，因此益感前途茫茫，而对社会产生怨怼愤憎。这些人很多在南下广州投效国民革命找到精神的以及生计的出路。因此当时有人说：“每年增加数万知识阶级之失业者，即无异每年增加数万知识阶级之革命者。”
因此，1960年代(以及之前与之后)的留学潮要如何理解，固然和精英知识青年留在台湾找不着适当的工作，因此想出岛有关，但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也应该“结构性”地理解，这是台湾当局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有效出路，毕竟没有当局对出岛开绿灯，出岛也不可能成潮。而那些暂时出不了岛的，或是实在出不了岛的，只有当“土研究生”或是暂时找一个中学当老师;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些关于当时的回忆录或是小说，就可清晰感受得到。
但是，问题好像也不仅仅属于政治经济学性质(例如就业与社会治理)，而关涉到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的问题，因为就算是一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志业，而且也有其挥洒空间，如白先勇之为作家且有其开创之《现代文学》，他也许还是没法抗拒“离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彷徨”是当时泛滥流行于知识青年的“瘟疫”。这个苦闷彷徨除了有就业的挫折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种时代感受，青年越是知识精英，就越发尖锐地感受到“中国的”(自是以中华民国为具体参照)文化与历史的腐朽、落后，与一无是处。而这和1960年代的“文化战争”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在李敖与柏杨等人的攻击下，变成了与党国威权几乎是一体的怪物，毫无可亲可爱之处;柏杨的“中国酱缸文化”传诵至今。而同时期的大陆当然是面目模糊鬼影幢幢的“匪区”。于是，我们理解了“离开”成为了他们想象中最佳的(甚或仅有的)反应方式。在陈映真这一时期的小说里，常常有主人公冒出这样的话：“不管怎样，那边是个新的天地，充满了机会。美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
为什么要离开?除了此间的“老酱缸”待不下去了，也更因为外头有一个“新世界”呢!青年心灵中有一股朦胧而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而美国则是这样一种想象中的自由的具体化。19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听“美军电台”、听英美流行歌曲，知识界引入大量的包括了“存在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思潮，而同时期西方青年运动的反叛风潮也如潮水般地涌来。因此，青年人想去美国并不是因为“台湾”与“美国”形式上的对立，才都想要离开台湾去美国，而恰恰是因为台湾在很多方面已经很美式风情，但却又悲哀地不是真的美国，只是个仿制品、赝品、附庸，或只是个分身，因此人们只要有机会有资源，就拼命往“本尊”一头钻去。就像是殖民时期的印度知识分子一心想去英国，越南知识分子一心想去法国，台湾知识分子一心想去日本一般。这似乎是附庸国(或新旧殖民地)知识精英的普遍命运。1950年韩战爆发，自此台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期依赖，接受美国军事保护，并接受美国对台湾从经济到文化几乎是全面的改造。美国新闻处，也就是美国在全球“盟邦”的文化冷战桥头堡与文化殖民飞地，也就成为了无数精英青年驻足忘返，徜徉其间，体会上国风仪的一级文明点与爱国教育空间，而它的各式出版品也吸引了无数精英青年明眸的专注阅读。在文艺风尚与学术方向上，也处处可见美国温柔而强大的力量，如各种曾经或如今被称为各坛的大师，亡或存，曾经多是美新处所战略捧红的。而这是铜板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1950年启动的白色恐怖镇压下，台湾即使在日据时代也没完全断绝的左翼的、反帝的、反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文化与思想传统也被斩断了。在这样的一正一负情境下，台湾知识青年的心志状态，也就只有像一群头撞在玻璃窗上拼命想飞出去的蜻蜓(或苍蝇)了。但似乎也不能苛责于这些学生，因为对他们而言，出去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了，我如果要寻觅那世间真理(即现代化的科学与学术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学与艺术)的正果，那当然只能求之于本尊，而本尊当然就只能是美国。于是，离开。
除了以上所述包括了发展与就业条件、文化战争下被丑化的“中国”，以及在一种“新殖民”情境下作为“文明终点”想象的“美国”，这些大结构条件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或可提供解释线索的现象，那就是通常发生在“家”这个尺度之内，且经常是在父子两代之间所进行的微妙的“文化战争”。这也许是1960年代知识青年之所以一窝蜂奔向新大陆的另一层较少被自觉或讨论到的因素吧。王文兴的《家变》，以及陈映真的包括《家》《死者》等多篇小说，其实都在直面或暗示父子两代之间的断裂与隔膜;两代之间的“连续”与“理解”反而是一种异数。与陈映真同代的白先勇如此回顾他这一世代的两代关系：
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量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扣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
(本省人)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转引自吴舒洁《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因此，“离开”又是一个内在于中国现当代史、内在于日本殖民、内在于国共内战的纠缠于历史遗留的现在进行式之中，并具体展现为一种不甚寻常的代间断裂的文化事件。这无论如何，不是简单的西方概念“代沟”所能解释的。
于是，没有离开的人，是最苦闷的了;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寂寞荒凉落后的岛屿上!而真要是绝对荒岛也罢，至少没有让人心碎的刺激，但留在这儿却时刻得听闻文明女妖的魔音穿脑。因此，青年的苦闷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自找的，而是这个时代所强加诸他们的耳目身心意之上的。在一种长期的沉闷与压抑之下，1960年代的(还没出去的)都会知识青年展现出一种想要破茧而出、想要表现自己、想要接触外部世界的尖锐欲望，但他们的痛苦又同时极度缺乏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我要叫”的高亢于是混合着“却又不知如何叫起”的尴尬。人们不知如何叫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发展出以唱代叫(或以舞代叫，或以诗代叫，或以啸代叫)──这大概是任何真正的“文创”的基础吧，而这往往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台湾，一直要到1970年代李双泽所带领的“淡江民歌运动”才有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运动出现。
1960年代初，台湾都会知识青年的那种朦胧但澎湃的向外边世界寻求自我的身心状态，最初竟是透过比还不交棒的“老贼”还老的西方古典音乐。听得懂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一种为突破沉闷迂腐的教育与宣传，寻找新的文化感觉的一种文化行动。学校与官方所推广的爱国歌曲、净化歌曲，或“艺术歌曲”，不用说，是和整个窒息人的体制合拍同韵的，而一般平民老百姓的国台语流行歌曲又太过于“鄙俗”与“本土”，难以被那些西化精英味十足且欲望恰恰是要“离开”此土的知识人所能接受，于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就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寄托、诠释，与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有效且体面的方式。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那种能让精神与实践上的现实的侏儒，变成自我想象的巨人的浪漫的、英雄的、悲怆的浪漫主义音乐，应该是最能符合这个时代的文艺青年的脾味了。当代知识青年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关系，当然和陈映真在1965年的一篇小说《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所描述的一群颓废败德的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中老年中产阶级，在午后拉下帷幕，在他们既得利益的黑暗生活中，品酒跳舞意淫时，所听的“室内音乐”是不同的。刘大任描述躁动的1960年代的小说《浮游群落》，描述了那时的一个古典音乐空间——“夜鹰”：
掀开化学塑料的珠帘，长袋形的“夜鹰音乐咖啡厅”一片烟雾弥漫。一屋子黑头发，波浪翻滚，一律追随柴可夫斯基《一八一二年序曲》的旋律摇摆，打击乐器敲响时，有人压低嗓门唱和，有人捏紧拳头挥舞，窗玻璃也跟着共鸣。
……每天不到傍晚，还是有一批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眼泡因为睡眠过多而肿胀着的年轻知识分子，老大不愿地爬上楼来，在负责收账兼换唱片的柜台小姐处要一张点唱单，填上他钟爱的乐曲，慢吞吞地找一个角落坐下，等他的贝多芬或萧邦一同来谋杀这一晚的生命。
无独有偶地，几乎同样的有口难言的壮烈场面，在一个一直没有“离开”的、在1960年代台湾拥有无数文艺青年粉丝的带有绝望色调的作家、才子王尚义(1936—1963)的笔下出现过。王尚义死后出版的《野鸽子的黄昏》在短短的两年内出到第十五版，还不包括也许更可观的盗版书。王尚义现象是目前仍缺乏注意，也缺乏解释的一桩1960年代文化事件。他在台北的一个冬日，去到一个“楼上楼下挤得满满地，没有座位的人站着听的”播放古典音乐的音乐室，看到“每一张面孔都深切地表露出心底激荡和灵魂的交响”。尤其，当播放《第五命运交响乐》的时候，每个人都被那强而有力的旋律震撼了，很多人激动地站了起来，很多人摇晃着拳头，象征着对命运的反抗……(王尚义《超人的悲剧》p34-35)
这是不是也是一张张“凄惨的无言的嘴”呢?此外，陈映真的同乡、挚友、难兄难弟画家吴耀忠(1938—1987)，在大学时由于无法认同师大的教育，每天在家着魔般地埋首画画时，一旁放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的《悲怆》和《命运》。这大概是古典音乐有史以来一段极其怪异的“消费史”吧!——以这样的年轻人，以这样的身心状态，以这样的一种和音乐联结的方式，几乎是把贝多芬当成摇滚乐;这大概是“roll over Beethoven”的一种极具台湾特色的诠释吧。没几年之后，同样的这群人，与这群人的弟妹们，很有可能也就成为了英美摇滚乐或流行音乐的爱好者。对这些音乐的着迷与对于离开的执迷，追究起来，有某些共同的线索。“外国音乐”之所以被热烈接受，反映的其实是自身的精神不在家，或找不着家，同时也是对有权者所诠释及宣传的“家”的无言反抗。
如果“外国音乐”的接受可以如此理解，那么“外国语言”似乎也可用类似的方法理解。陈映真第一篇处理“离开”与“外语”问题的小说是1964年6月的《凄惨的无言的嘴》，里头的那位虚无的神学生，也是个一心想要离开的知识分子，他除了爱听“美国民谣的合唱曲”之外，也是一个外国语(日语)的爱好者。而1964年10月的《一绿色之候鸟》，则更是透过一位年轻讲师表述了“英文”于他曾是“离开”的一块敲门砖，而后来因为对“离开”绝了望，“便索性结了婚”。
“1960年代应该是全民疯迷英语的开始吧。1962年美国传教士彭蒙蕙开办了‘空中英语教室’，广播辅以杂志，风潮蔓延广被，几乎成了所有‘上进的’大学生的类宗教性晨读。那时我还是小孩，还记得每天眷村清晨此起彼落的‘英语教室’前奏音乐。我们家是我姊姊一大早听，我虽然听不懂，但无疑觉得那是一种上等的、高级的、文明的语言——就是好听。外国音乐与外国语言攻占了我们的耳朵，但其实更是因为它们早已攻占了我们的心，哪怕是一颗儿童之心。这是个霸权，而反抗霸权意味着要把已经长驱直入的霸权给逐出而已。应该很少人会对霸权免疫，全不上心吧。”(陈映真《凄惨的无言的嘴》)。在这篇小说里，陈映真让主人公精神病患“我”如此反思：“他们(那些医生)那样爱好外国的语言，足见他们也未尝是有根的人。但我对于他们的爱好外国语言也不能有一种由衷的愤怒，足见我确乎是没有根的人。”1964年，当陈映真如此书写之时，他是否曾闪过一念：我自己念的不就是外文系?
然而，在1960年代的台湾，外文系和中文系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外文系”表示了对外国语言的爱好，间接表示了一种“未尝是有根的”身心状态，那“中文系”就自动取得了一种相反的意义么?中文系的教育能透过经史子集、透过“读圣贤书”而让人安身立命吗?殊甚可疑。但根本的问题其实更是：在欧风美雨的1960年代台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维系与展现的基础与机制为何?是那宣扬道统与政统一体的党国吗?1966年，海峡那边“文革”开始，而这边的国民党也马上应之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是，对于要复兴这个文化的什么，以及如何复兴，则似乎不曾有人见到过或体会过运动的真心实意。毕竟，古典文化也未必都是“封建”、“独裁”的护身符!好比，国民党政权及其领导人，又如何真的能够承受得起古典道德伦理中的“修己爱人”、“辞让授受”与“风行草偃”的精神与实践之重呢?没有风，草如何偃呢?
1965年底，一直以五四右翼、自由派，与西化派力量的在台代表自居，并以激烈质疑传统作为质疑国民党正当性手段的《文星》杂志突然低调停刊了。这是长期以来，党国对自由派周期性镇压的另一波展现，上一波是针对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而且从较长的历史脉络看，镇压的力道是一次不如一次了。这固然是因为，时势使然，西化派取得了越来越高的正当性，使得镇压越来越有顾忌，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台湾当局和西化派(或自由派)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有一种难以一刀切的暧昧的共生关系。西化派和它的批评对象党国体制共享亲美与反共两大基础平台，且都享有来自美国的不同方式的支撑，因此国民党既无必要也无法雷霆镇压——一如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对左翼的残酷镇压，除非踩到政权的红线，而即便如此，镇压也是克制的节制的。国民党必须要和西化派虚与委蛇，以谋“自由”之名，以求美国之支持，那么，对西化派意在沛公的“否定传统”，就只能如吞下一只苍蝇般地忍受着，只要这个否定不要说破，说反传统就是反蒋介石，那么你们继续说那反传统的故事吧。在1966年5月20日，也就是大陆“文革”正式开始后四天，蒋介石在“薄海腾欢”之下，赓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孙中山这一连绵道统，穿上黑袍，披着红缎，就职中华民国第四届总统。
1960年代中期的世界远远不是平静的。1964年美国大举出兵越南，翌年投入中南半岛的兵力已达三十万人，而全美国也笼罩在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风潮之下。反倒是作为“新殖民地”的台湾，则是从上到下俯顺着美国国家立场，热情支持着美国总统约翰逊每一季的“攻势”。在陈映真1967年的小说《第一件差事》里，就透过一个小人物，说当时的报纸“总是美国飞机去轰炸的事，每天每天——”对台湾而言，这是另一波“反共亲美”集体意识的再教育与再巩固。而继承道统，以中华文化守护者自居的蒋介石，也开放了美国大兵来台性度假，以劳美天子王师。就是在这个脉络下，陈映真在1967年发表了对美国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谴责之作《六月里的玫瑰花》。
1966年10月发表的《最后的夏日》，是陈映真的发表园地从《现代文学》移转到《文学季刊》后的第一篇小说。由于《文学季刊》是陈映真的老友尉天骢继《笔汇》之后主编的另一刊物，当其时已越来越有“现实介入”欲望的陈映真，得以在这个园地里有更多的参与，有时甚至是“主导”;他组织了多场对谈，并发表了多篇政治意味深长的杂文评论。在这个所谓的“文学季刊时期”中，我们读到了陈映真受时代浪潮的影响(尤其是“文革”与越战)，而产生的某种想要付诸行动的焦躁与不耐，以及表现在文字上的讽刺与批判。这个时期发表的小说共四篇，依序是《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与《六月里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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