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有“忠臣”情结，他们最热衷与“奸臣”互斗，而且在与奸臣互斗中获得一种“道德崇高”感，这种道德崇高感也感染了老百姓。
在老百姓的意识里，忠臣是好的，是为老百姓的;奸臣是坏的，是害民的。然而，老百姓却不可能懂得，忠臣的“忠”乃是忠于皇帝，而非忠于小民，因此，尽管忠臣有时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但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是为皇帝服务的。
同样，忠臣和奸臣看似水火不容，品行高下悬殊，但本质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都属于皇帝的臣子和奴才，不过忠臣和奸臣是从不同方面为皇帝服务而已。
皇帝往往提倡忠臣，而不信用忠臣;信用奸臣，却不提倡奸臣。因为忠臣过忠则显得迂腐，不懂变通之道，认死理，不理解皇帝不可告人的苦衷，办不了皇帝想办而不便办的事。奸臣则不然，他们非常市侩，急功近利，无所顾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皇帝一言一行心领神会，最会投皇帝所好，特别是最能办皇帝想办而不便办的事、说皇帝想说不便说的话，是皇帝最好不过的心腹。
皇帝一方面要用忠臣的名声鼓励文人们做自己的驯服奴才，另一方面又要用奸臣的实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往往对忠臣是敬而远之，对奸臣是信而用之，既博得了明君的美誉，又获得了为所欲为的实惠，岂不是两全其美。
我们说，古代文人的“忠臣”情结，既是最高统治者教化熏陶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局限性的必然。在古代社会，文人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否则就只能寂寞一生，老死江湖。因此，兢兢业业为皇帝服好务，维护皇帝统治长治久安，就是文人们最高的理想和功业，所谓的“士大夫精神”，也不可能超脱这一范围。
为了皇帝的江山永固，忠臣客观上也不得不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得到“青天”、“诤臣”、“贤良”的美誉。然而当老百姓不堪忍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的时候，忠臣们的伪善面目就昭然若揭，他们会毫不留情施以残酷镇压，更由于其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心，比起奸臣来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为害更甚，手段更卑劣残忍，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们平常表现出的所谓“爱民如子”，不过是要老百姓安心当皇帝的顺民、良民，绝不能以下犯上。
在平常，忠臣也痛恨奸臣为害百姓，声称要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似乎站在老百姓一边，其实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皇帝的江山永固，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危害皇帝的言行，他们反对“汉奸卖国贼”的声音叫得最高，与奸臣的斗争最积极。他们把自己作为“正能量”的化身，而且通常自我感觉良好，甚至相当自恋，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但似乎忘却了自己与奸臣一样本质上都是皇帝的奴才，不过是自认为的好奴才而已。他们最期望皇帝“亲贤臣、远小人”，最痛恨奸臣吃着皇帝的饭还要砸皇帝的锅。
当然，除奸臣外，一切砸皇帝锅或者企图砸皇帝锅的人，他们都坚决反对，坚决打击，毫不手软。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老百姓的反抗，这样的忠臣比起奸臣来更可怕、更可恶。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对于古代文人的“忠臣”情结，要一分为二看待，既要肯定其客观上对老百姓有益的一面，对社会发展进步促进的一面，又要看到忠臣的“忠”不过是忠于皇帝的一家一姓，维护封建专制的反动性。对于劳动人民来讲，忠臣和奸臣本质都一样，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奴才和帮凶，不过是一个用软刀子杀人，一个用硬刀子杀人。
如果说在古代，忠臣的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大，那么到现代，这种“忠臣”的消极作用则更甚于积极作用，甚至是最反动最顽固最落后的一种思想意识。当今时代人类已经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通过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视野，为被压迫被剥削劳动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路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那些旧式文人的“忠臣”情结，甚至所谓的“士大夫精神”，就大大落伍于时代，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然而正因为与旧式文人一样，这些具有“忠臣”情结的现代文人客观上也宣扬“为人民服务”、“为底层发声”，尤其是反对“汉奸卖国贼”最为积极，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天然的“左派”、“毛派”，从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然而，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他们的所谓反对汉奸卖国贼、为劳动人民说一些好话做一些好事，主观上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和旧式文人一样，凡触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不管是“汉奸”、“卖国贼”，还是“刁民”、“暴民”，一概打击，绝不手软，通通冠以“带路党”、“推墙派”的帽子。
显然，这样的“忠臣”文人，传承的是封建专制下知识分子的奴性毒素，不仅最为腐朽虚伪反动，没有丝毫进步意义，甚至比起真正的右派来说，无论是道德品质还是社会进步意义都差得很远，就更遑论真正的左派、毛派了。
真正的左派、毛派，不是口头上忠于民而实际上忠于君，而是彻底地忠于人民，当元首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成为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时，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民的一边，带领人民起来反抗，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不得不选择自己的阶级立场，那种所谓的普遍的爱、不偏不倚的爱是不存在的，因此真正的、彻底的左派、毛派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应该像雷锋那样“爱憎分明斗志强”，就应该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心坎里为最高统治者服务。
可见，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意义重大，只有使自身从旧式文人转变为革命知识分子、人民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人民立场，才能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而往往由于文人知识分子的阶级依附性，只有通过给统治阶级帮忙、帮闲或扯淡，才能获得人上人的精英地位和特殊利益，因此要革自己的命，就极为痛苦而艰难。
然而要做革命的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除了甘愿舍弃自己特殊利益和精英地位，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又有其它什么别的办法呢?
正如毛主席所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必须先做人民的学生。而我们某些标榜“左派”、“毛派”的人，口头上也把人民的口号叫得响亮，而心底里却是瞧不起人民的，更别说与人民为伍，甚至某些人在口头上也与过去的反动统治者一样，一口一个“刁民”、“暴民”，他们不去分析人民变“刁”变“暴”的原因，却一味指责人民的落后不觉悟，这难道是做人民学生的态度吗?
毛主席不是说人民不需要教育改造，毛主席也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毛主席一生都把人民作为共产党的活菩萨看待，这当然不是像剥削阶级那样的虚伪欺骗，而是体现了毛主席彻底的人民立场。
同样，鲁迅先生也写了很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体现“国民性”典型人物，但他也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千古名句，和毛主席一样，鲁迅先生所体现的也正是彻底的人民立场。反观某些“左派”、“毛派”人物，我们看不到他们这种彻底鲜明的人民立场，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忠臣”情结作祟。
这就告诉我们，一切有志于成为革命知识分子、人民知识分子的人们，不仅要与一小撮汉奸卖国贼作斗争，与内外资本主义作斗争，还要与自身思想意识的“忠臣”情结作斗争，努力改造自己，坚定自己的人民立场，才能改造国家、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才无愧于毛主席小学生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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