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是由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近研究历史，加入了很多经济因素的考量。从经济规模的角度，中国无疑是领先世界的。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从隋唐开始中央王朝不再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官僚士大夫阶层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由此表征出胥吏之害的纵深发展，程朱理学的横空出世。
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垄断公司的出现，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由此而生发出国家银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就拿经典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来说，中央政府想要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必须借助于下面的私人企业。而这些私人企业真正的控制权在官僚士大夫手中。嘉靖皇帝需要通过严嵩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的倒严势力也绝不是为了正义，而是在争夺经济主导权。我们不是看到了徐阶变成了下一个严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从隋唐开始，中国政治真正的问题在于无人代表国家。皇帝曾经当仁不让是国家的象征。但从隋唐开始就变得似是而非了。随着政治民主的发展，国家的钱不天然是皇帝的钱，皇帝想要享受就得自己想办法，皇帝需要扩大他的内帑。皇帝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明朝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始作俑者就是皇室宗族。天下不再是皇帝自己的了，皇帝也就可以不上朝。至于割地赔款也在可以考虑的范围了，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就好。整个政治体制已经崩坏，没人考虑长远利益，只顾着眼前享乐了。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成为威胁王朝政治的最根本问题。嘉靖想通过海瑞力挽狂澜，但以失败告终。中国封建王朝的改革不少，但每次改革都没有对利益集团动刀子，最终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后，迅速导致局面更加恶化。有些人把它类比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问题。蛋糕做大了是可以皆大欢喜，但贪欲是无穷的，不首先想好分蛋糕的问题，迟早会出大事。明朝的张居正一条鞭改革就是如此。这项改革使得灾年老百姓避无可避，让富商大户的粮食价值趋于天价，因而即使有粮也不再有人放粮，利益集团躺在了粮食堆上自焚了。
政府没有力量领导经济发展，这些领域自然被私人占领。从宋代开始，养兵的责任就交给了富商，作为抵押的就是盐、矿产之类。到了明代，整个的邮电系统也私有化了。李自成就是出自被解散的驿站。对于大型的公共设施国家没有完整的发展规划，自然也就不会有完善的金融系统。这就难怪本身缺银的明朝政府会最终将银作为官方货币，因为这省时省力，却有最大的油水，何乐而不为?明朝的灭亡也在于欧洲内部动乱导致的白银通路受阻，明朝没了外部输血，只能垂死挣扎。
所以，山西钱庄一统江湖也就不足为奇。加上江南盐商，实则大清朝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私人手里。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也就很难说清楚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实际上都是些后来的帽子。用通俗的投资来解释，中国的山西钱庄关注的是快钱，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鸦片。而外国的银行在乐衷于赚外国的热钱的同时，还在发掘能够持久赚钱的方法，这就是技术投资。所以他们资助了不赚钱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最终却赚了大钱。而这种长远眼光是需要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才可以办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成功的秘诀恰在于公，当他们取得优势之后，就变为无数个小个体分散出击，这就变成了自有资本主义时代。当竞争加剧，就是所谓的贸易战时期，这时候打头阵的必然就是国家，大型的托拉斯就应运而生了。中国的失败恰是因为经济上的一盘散沙，导致政治上的鼠目寸光，最后使得个人的进取力下降。
纵观明清两代，政治上最活跃的阶层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了其思想观念上的接近，程朱理学也变为王阳明心学。皇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士大夫们可以为了终极的理反对现实的权力，而解释权则在于他们的格物致知。几次大的政治运动，都是士大夫阶层领导的，鼓动平民百姓参加的，为的就是争夺经济主导权。明末的农民起义为什么无法扑灭?关键在于他们不想扑灭。攘外必先安内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正确。但在现实中，如果真正做到了安内，也就没有了外患。正由于无法做到安内，外患才会接踵而至。最根本的还在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不肯让步，中国才在内部的消极反抗中越来越弱。
民国时期，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纠结在一起，这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逐步发展的。在我看来，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很深的历史底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政治相结合是最坏的模式，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从GDP角度看国家在快速的前进，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就可知道他们走回了历史的老路。如果没有铁腕整治，甚至全力打击利益集团的举措，中国不过是重温旧梦，而不是再造中国梦。中国的路还很长，需要全体中国人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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