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改革创新的理念、平衡协调的理念、统筹兼顾的理念、团结共处的理念、学习外国的理念。在这些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在顺境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升认识;在挫折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回归正途。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发展实践又能为发展理念的进步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论十大关系》所蕴含发展理念的初步实践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
1956 年初，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变为现实。与此相适应，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号召全党要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进军。但是，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引领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还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而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一、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理念的背景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在当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全面学习苏联为新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在苏联的帮助下，1952 年下半年就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随后开始的“一五”计划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但是，对于十分强调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长期甘当苏联的学生的。多年以后，毛泽东表露了当时的心情: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更重要的是，中国从苏联搬过来的做法，水土不服问题日益严重。早在 1952 年夏，基本按照苏联专家意见而实践的北京城区建设规划就显露出严重的弊病，造成严重的交通发展局限，最后导致一些老城墙和老建筑不得不拆除。此后一段时间内，除了继续强调向苏联学习外，中共中央开始更多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要性。1956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专门针对合作化以后的粮食征购制度问题，指示粮食部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毛泽东也在 1956 年 2 月 16 日听取机械部门的汇报时指出，对学习苏联，要分两类: 一类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一类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而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几年全国执政的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工作领域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创新。如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共没有照搬苏联集体农庄制度，一步到位，直奔农业公社，而是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分步骤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另外，同苏联相比，中共对富农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而且在农业提留方面更多地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取得了比苏联更好的成效。
1956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富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速度出人意料，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客观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眼前。步入新年，中国的内政外交各项工作都已经逐渐走上正常有序的轨道，良好的发展趋势让中国上下颇有突如其来之感，信心满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将工作重点有意识地向经济方面尤其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并非毫无准备，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1956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与陈毅等人谈话时，明确表示赞同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要按照“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比例。1 月 14 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将争取知识分子问题的主动放到同争取工业建设方面的主动同等重要的位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极大激发了广大科学家的主人翁精神，直接促进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大大推动了向科学进军的进程。
从 1956 年 2 月 14 日起，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 35 个经济部门工作汇报。恰在此时，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揭开了苏联模式的盖子，促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独立思考，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可以说，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前后，毛泽东听取和思考各部委汇报工作的侧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想了解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实现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苏为鉴还只是一个隐性或者说非主导的思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开始更多地强调打破苏联迷信、以苏为鉴的问题。从 3 月 1 日起，周恩来先后十余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陪同毛泽东听取了轻工业、交通、邮电、财贸、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同样，从 3 月 18 日起，刘少奇多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期间，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看法。此时，党内高层在以苏为鉴、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二、《论十大关系》与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理念的提出
《论十大关系》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反面教训，总结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结晶。它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
（一）改革创新的理念
《论十大关系》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我国片面学习苏联的教训，紧扣当时发展面临的十大矛盾，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来说，在操作层面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改革。毛泽东在最开始听取汇报时就提到“条条”和“块块”不衔接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央“几十只手插到地方”的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放权简政，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机动权;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对中央部门进行分类，并精简党政机构。二是技术革命。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动远远不够，科学上没有独立性，亟待“革技术的命”。他认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号召大家以小学生仿写的态度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学过来。三是制度建设。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这是毛泽东在形成《论十大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建立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而不是搬用苏联的一长制，这是毛泽东制度建设的核心。
（二）平衡协调的理念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十分注意平衡协调问题，其战略思维得到集中展现。在时间布局上，毛泽东能分清轻重缓急，善于抓重点。同时，他又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协调，强调要“算总账”。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他明确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又强调适当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又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从而促进重工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空间布局上，毛泽东在准确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主张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也必须大力发展。他还从国际环境变化的视角入手，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改变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对沿海工业发展不十分注重状态的必要性。
（三） 统筹兼顾的理念
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和社会建设中的有效方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继续发挥了统筹兼顾的思想，认为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尤其是分配要向个人倾斜的问题。增加工资，改进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解决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兼顾工人和国家利益的办法。而在兼顾农民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吸取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教训，坚持“少取，多予”，既要坚持轻税，缩小剪刀差，又要保证农产品价格稳中有涨，适当补贴。毛泽东告诫大家，在处理国家和农民关系问题上不能“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总之，物质利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
（四）团结共处的理念
《论十大关系》还蕴含着丰富的全国人民团结共处的理念。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毛泽东对国内各种力量进行了划分和定位: 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是消极因素。这三种力量如何团结共处呢? 毛泽东抓住了政治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几大关系: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重点，注意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和民族关系工作;在民主党派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认为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他还特别指出党外人士的“骂”对党、人民和社会主义都比较有利，要看到“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在如何对待反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他们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但又强调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在是非问题上，毛泽东反对那种幸灾乐祸的宗派主义，认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
（五）学习外国的理念
苏联走过的弯路不想走，苏联的教训要引以为戒，自己的经验又不足，怎么办? 向国外学习。毛泽东认为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学习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尤其是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学习的对象。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学习的方法上，毛泽东强调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毛泽东在批判那种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时，还借此提醒: 对苏联引以为戒并不是全盘否定苏联的经验，普遍真理性的东西要继续学;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要抵制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学习的态度上，毛泽东强调即便发展起来也要谦虚谨慎，不能把尾巴翘起来，要有“一万年都要学习”的态度。
三、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理念的初步实践
《论十大关系》的发展理念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形成的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发展思路。在这些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在顺境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升认识;在挫折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回归正途。
（一）新发展理念与中共“八大”的召开
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原是批评反冒进，反对右倾保守。但经过全方位的调查研究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听取二机部的汇报时，毛泽东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经济工作一线领导人的观点更为明确，也比较一致，“在反对经济建设上的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警惕急躁冒进的倾向，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警觉”。尽管在反冒进的程度上，毛泽东持保留意见，但最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还是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写入了中共“八大”报告。由此可见，平衡协调的理念基本上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总的指导方针上，中共“八大”和《论十大关系》高度一致，都强调总结经验，团结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召开中共“八大”的目的就是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政治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上，两者具有极强的承接性。经济生活方面: 在轻重工业关系上，中共八大强调不能畸轻畸重;在产业布局上，中共“八大”不仅强调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协调，还强调要注意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和中央与地方的协调，还提出依照生产要素的比重进行产业布局;在管理体制上，中共“八大”除了提出实践集体和个人领导相结合的具体办法外，还强调企业领导工作的改进，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努力，而且需要上级国家机关的努力。政治生活方面: 中共“八大”将《论十大关系》中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的思想上升到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高度;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共“八大”剖析了各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和倾向，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以及发展问题做了充分估计;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上，中共“八大”和《论十大关系》都充分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中共“八大”更多地强调了法治途径的重要性，提出建立完备的法制的必要性;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中共“八大”采取更为包容的姿态，强调“铁幕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在对待党内是非问题上，中共“八大”提出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正确区分党内是非问题同反革命分子问题的界限，必须用“同志的态度”帮助改正。因此，“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献，但是“八大”提出的一些新思想很明显是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展开和发挥。
（二）新发展理念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三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比例严重失衡，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短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在 1960 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初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问题。1961 年 1 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由李富春提出、周恩来完善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际上终结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战略，进入调整时期。到 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既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初步实现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与平衡。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贯彻了《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发展理念。
经济调整方面，鉴于农业大规模减产，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的速度，农轻重比例关系调整被摆在首位。1960 年 11 月 16 日，周恩来在一次汇报 1961 年计划的会议中强调: “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应当进一步总结，目前主要应当抓紧解决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 调整十大关系……首先，工农业关系。工农业关系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比例关系。”针对农业急剧、持续下降，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孤军冒进的局面，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突出强调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认为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出发点，安排计划的次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一方面是加强农业生产的发展。1961 年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和地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农业六十条”。同时，在体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放宽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政策界限;进行包产到户的推广。1962 年粮食产量明显回升，扭转了连续三年下跌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进行以降低生产指标为重点的工业调整。经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的努力，“指标要退够”的问题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基本达成共识。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八届九中全会上制定的主要工业生产指标得到不同程度的下调。同时，“工业七十条”也使企业管理趋向规范，对一些指导原则做了具体规定，对厂长和党委领导的分工、监督机制做了明确规定;对责任制进行了生产环节的细化;强调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生活调整方面，首先，在中央权力下放存在盲目性偏差的问题上，开展了以权力收缩为方向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和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七千人大会还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这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十项集中统一的要求。其次，在政治关系问题上，进行了以恢复国家正常政治生活为重点的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为错划的右派分子“摘帽”，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鼓励党内外人士讲真话，发扬民主，具体分析对待党内外不同意见。再次，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针对“大跃进”中违反民族政策，造成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中共中央强调，如果不看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不正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
（三）新发展理念与 1975 年整顿
1975 年初，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以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根据，组织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在此期间，邓小平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他将《论十大关系》作为首选篇目提了出来，向毛泽东请示允许发表这篇文章，邓小平认为这篇文章的思想对国民经济整顿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整顿期间的各方面工作，大体按照《论十大关系》中的发展理念进行，并有所发展。邓小平从毛泽东最早关心的“军队要整顿”入手，以铁路整顿、钢铁整12顿、财经整顿和国防科技整顿为重点，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
在率先进行的军队整顿中，邓小平强调既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又是要加强纪律性。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铁路整顿问题上，除了强调反对派性、停止武斗，邓小平还提出铁路运输权力集中统一、干部管理同地方脱钩、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在钢铁整顿问题上，必须认真落实政策被提高到与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派性作斗争、建立规章制度同等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强调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受到错误处理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国防科技的整顿重点针对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国防武器发展落后的问题进行。邓小平提出要给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同时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
从 1975 年 7 月份开始，整顿工作在前半年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向党的干部工作、党的组织建设以及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深入。邓小平在整顿初期就多次强调要有全局观念，服从大局。后期的全面整顿不仅立足于拨乱反正，更是立足于全局发展和长远发展。一方面，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问题要通盘研究，着眼于工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从方针政策入手，从总体上扭转工业现状。在国民经济比重上，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再次被强调，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被视为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积累和消费关系上，除了强调要重视积累，搞好发展，还强调“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在对外学习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同时，又要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
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整顿也随即开展。在干部政策上，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党的建设上，强化党的领导，重点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设; 在继续解决派性问题上，强调划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的“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在教育事业上，认为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今后二十年发展愿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理念的历史评价与当代价值
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环境、发展要求必然产生不同的发展理念。《论十大关系》中发展理念的价值，不仅在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其中已有直接的或间接的体现，而在于它初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基本架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萌芽。
《论十大关系》总的发展思路是解决当时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大关系都是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通篇强调要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毛泽东在论述每一对关系时，总是要将中国的做法同苏联或一些东欧国家的做法相对比，分析国内做得比较好或不足之处，从长远观点、战略方针、顾全大局的高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到每一对关系上，《论十大关系》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至今仍有方法论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开篇和结尾两次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论十大关系》规定的发展方向。对新中国而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毫无疑义的选择，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面对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既有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的豁达和自信，也有落后就会挨打的隐忧。况且，中国外部环境复杂，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持续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仍没有消除。这些客观形势使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不能显现出来，就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具体而言，《论十大关系》为新中国发展找到了三大动力: 第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都是毛泽东所重视的发展力量。他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张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释放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激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力量。第二，改革体制。《论十大关系》中的体制改革涉及行政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多党合作制度等多个方面，这对突破一些不利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有重要作用。第三，创新。虽然毛泽东通篇没有使用“创新”的字眼，但他所提出的思路和办法是从对国外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提出来的，突出强调中国的发展要用与国外、与过去不同的新思路、新办法。
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发展实践又能为发展理念的进步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论十大关系》所蕴含发展理念的初步实践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论十大关系》重视人的价值，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动力。同时，《论十大关系》关注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重视个人利益，提出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具体内容需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作出调整、补充和完善，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不会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要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调动人民群众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紧扣重大问题的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十大关系中每一个都是突出的问题，关系中国发展的大局。实践证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次重大失误都与未能处理好这十对关系有关，几次重大调整都是在这十对关系范围之内进行;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稳定发展也离不开对这十对关系的正确处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前行的导向。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要增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全力做好补齐短板、挖掘潜力、发挥优势这篇大文章，促进科学发展。
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毛泽东非常善于从哲学的高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曾经批评苏联在列宁去世后“辩证法少了”，赫鲁晓夫更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苏联违背辩证法的发展理念，提出要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谋划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十大关系》是熟练运用科学思维方法的典范。十大关系是十大问题，也是十大矛盾。毛泽东在观察这些矛盾的时候，既强调从空间上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又从时间上把握事物的延续性。批评了那种短视、狭隘的经验论，强调从大局的角度观察问题。毛泽东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既看到了矛盾双方不可调和的一面，又把握了矛盾双方可以转化的一面，反对用片面和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用对立统一、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时，既强调了重点论又强调了两点论，批判了那种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强调对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要采取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的辩证思维方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不管是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思考办法，都要有科学的思维，要用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和处理问题。
(简介：王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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