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想当一名教师，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选择了教师作为职业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1921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写了“教育事业”，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写了“教育学”。“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反感自己被宣扬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师”。看来，毛泽东只对“教师”或“导师”情有独钟，愿意保留。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职员及预科学生合影。第五排左二为毛泽东。
毛泽东完全具备了作为一名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并掌握了当教师的本领。由于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放下教鞭而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可是，毛泽东始终对教育事业十分关注，对教师工作保持着特别的热情。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要一有机会，毛泽东就走上讲台，尽情地展现一下教师的风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讲得最多的是政治课。无论是精心备课，还是在上课艺术及教学效果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位模范的政治课教师。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两门课程，随后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又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并常去苏维埃大学讲课，《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一文，便是他向学员授课的讲稿。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多所学校上过政治课，作过政治形势报告。他本人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一文中曾说过，1937年、1938年，那时不太忙，给青年学生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其中，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最多，主要讲授哲学课(讲稿为《辩证唯物论》，后来出版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讲稿中抽出来的主要论点)。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在陕北公学，毛泽东讲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在给学员讲国内国际形势时，他形象地列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公式：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毛泽东还多次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课和作政治报告，强调艺术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要求文艺工到大“鲁艺”去学习，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深入到火热的抗战生活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创造出被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毛泽东在上政治课时，十分强调要针对学生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他严肃批评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毛泽东在“抗大”上课时，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休息20分钟。他往往利用休息时间找学员拉话，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因而毛泽东讲课始终联系抗战和学生的实际，具有时效性。“课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例如：针对当时一些老红军老同志对与国民党“二次合作”的不理解，毛泽东在讲课时形象地用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采取“一推二拉三打”的方式举例，说明我党从反蒋逼蒋到联蒋的战略策略过程，使学员脑筋顿开茅塞，思想豁然开朗。针对当时“抗大”有些从大城市来的青年抱怨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在课堂上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发牢骚的学员，而是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道理讲起，然后重点讲述了作为革命者参加劳动锻炼的伟大意义。接下来，话锋马上转向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靠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作艰苦奋斗。他说，“抗大”学生数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多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能办还是不能办?毛泽东这一席话，解开了学员们思想上的问题，纷纷表示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摔打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毛泽东在上政治课时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上政治课时坚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方法，避免单一的被动式的灌输式讲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不是注入式，不是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法的具体做法是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把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小问题，启发诱导学员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问题的全面，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事物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在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他在讲课时把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在“抗大”讲哲学时，毛泽东用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说明要获得真知，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用鸡蛋因得到适当温度而变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事例，来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讲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时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从而通俗地说明了歼灭战的重要意义。因而，许多学生在听毛泽东上课时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与学员交流。
毛泽东上政治课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除了内容紧密联系实际，方式和方法得当、语言幽默风趣之外，还与他精心备课有关。当毛泽东听学生反映说爱听他讲的哲学课后，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为了备好课，毛泽东精心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书籍，写了几万字的批注。他后来回忆说:“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当好一名政治教师，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此才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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