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非常艰难，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厮杀，才由秦王朝一统天下。日本经历了数次权力下移的过程，但天皇的名号一直不变。欧洲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才幸运的搭上了资本主义的快车道，但依然有很多国家留存有皇室。只有大秦帝国的改革比较彻底，为以后的中国政治奠定基调。土地问题成为关系国运的大问题，乡绅阶层的命运也关乎国家的前途。
实际上如果真正对比历代王朝的统治，秦初的情形并没有特别糟糕。焚书坑儒等情形都被夸大了，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在我看来，秦帝国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完成国家模式的转变。商君不再，但秦法不废，一直是秦人胜利的缘由。奖励耕战也一直是秦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但天下统一之后呢?三秦大地也从最有活力的地区，变为最沉寂的地区。商鞅的变法还有第三阶段，可惜无法上演了。蒙氏家族的悲剧，也可以看作天下一统后武人集团的没落。秦帝国由谁来守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秦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底层利益的，天下一统后普通人缺少上升通道让秦法的残酷性无限放大。秦帝国并没有新的国家形式来容纳更多的集团。
这也是中国三个短命王朝秦朝、隋朝、元朝的通病。在一统天下后，他们拒绝了其他地区地方实力派加入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乡绅集团。秦帝国的做法是把他们迁徙到首都。这就使得地方成了刘邦式人物的天下，整个统治缺乏弹性，这才形成一人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效果。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秦和隋都有平均地权的理想，因而他们在政策执行上都在打击大地主，并切实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必然使得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度大大提高。这也难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工程都在这两个朝代发生，这也使得人民身上的徭役加重。这就激起了农民和地主的联合抵制，本来并不稳固的统治也就难以为继了。
更大的问题是权力交接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遍数中国历代王朝早期，几乎都在权力交接上出过事。秦朝出现的问题是致命的。长城守将蒙恬被杀，整个长城军团也被坑杀，秦帝国几乎丧失了绝大部分的野战部队。因而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只能靠囚徒做主力，失败在所难免。
秦帝国真正的失败还在于它过于早熟。就像《过秦论》分析的那样，秦帝国并不是靠实力压倒其他六国的。它的成功在于其它六国的失败。正常的演化也应该是这许多的国家对峙的持续进行。商鞅变法是个巨大的革命，它充分调动了社会底层的爆炸力，逐步消灭了秦国的贵族阶级，让秦国社会向扁平化发展。这种改革也只能在最弱小的秦国发生。这也使得秦国成为其他国家顶级人才施展抱负的舞台。如果没有长平之战坑杀赵国40万降卒，故事还会继续，秦国会有更充分的时间准备接管天下。
消灭了贵族的秦国，也使得王的权力异乎寻常的扩大。就如加以所说，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官僚政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限的权力在带来巨大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无助。秦二世的篡权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他毁灭了宗族，毁灭了军队，毁灭了江山社稷。这实际上是法的无奈。法实际上无法为最高统治者戴上枷锁，因为权力一旦给予，就无法收回。
真正让中国发展的，是秦代政治必然培育出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最高统治者达成权力妥协，是形势造就的，并且是伦理上的。这就让儒家思想有了用武之地。但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孔子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不再是为别人代言，而是在为自己鼓与呼了。这时候他们是喜欢皇上的，只有皇上戴上皇冠，他们的位置才能稳固。
隋朝对政治的革新也是巨大的。在经济上，是在打击大地主集团。在政治上进行科举制度，也是对地方门阀势力的进攻。隋炀帝不受人待见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唐朝控制力下降之后，科举制度还是造成了新官僚与旧官僚之间的党争，终唐一代这种党争都没办法解决。
从宋开始的胥吏实际上是对科举制度的反动，成长起来的地主阶层要和皇帝争夺人才，共治天下了。这也开启了守旧势力和革新势力互相争斗的序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洋务运动是这种争斗最激烈的表现，当这些情形发生时，代表了两派矛盾的不可调和，最后都导致了王朝速亡。背后的原因呢?守旧势力做了沉船派、做了带路党。
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明显。在秦朝，地主阶级没有真正形成，或者还很弱小。他们和还是农民的刘邦联合了，以期获得自身势力的扩张。而魏晋南北朝形成的门阀势力这是中国继续发展的阻力，他们作为守旧势力阻挠中国的继续前进。在政权内部是以党争的形式存在。而一旦矛盾继续发展，他们就最有可能做带路党。土豪劣绅成为中国真正的蛀虫，中国想要继续前行，必然要清除他们。但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中国的这一阶级有很强的适应力，能与不同的社会阶段相适应，这也不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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