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抗日战争的地位被极度凸显了。
与此同时，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则隐而不显，甚少被人提及，银幕上、电视上也基本见不到以此为题材的作品。
解放战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战争”。
如果仅仅是被遗忘，那也就罢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解放战争还遭到了种种污名化。“内战”是最客气的说法，“没有意义的党争”、“个人争天下”、“内战无英雄”等等就非常刻薄，甚或恶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来话长。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进行的战争，如果粗略地进行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可以简单地被称为“横向的战争”，主要是新老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意大利和英法在欧洲进行的战争，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进行的战争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可以简单地被称为“纵向的战争”，或者叫“自下而上的战争”。这一类又可以被细分为两小类，其一为民族革命战争，即被压迫民族推翻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如中国的抗日战争;其二为人民革命战争，即被压迫阶级为了获得解放而推翻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所进行的战争，如中国的解放战争。
20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纪，有辉煌的胜利与光荣，也有令人心碎的挫折与失败。
总的来说，在“横向的战争”方面，美英帝国主义取得了对德意日帝国主义的胜利，在“纵向的战争”方面，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
这就意味着，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战争的话语，是由冷战的胜利者掌握的。所谓“值得肯定的战争”与“不值得肯定、无意义的战争”的标准，也是由冷战胜利者设定的。
抗日战争的地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大大提高。
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中美是处于并肩作战的地位，是“盟友”，可以被美国视为其“横向”战争的一部分。
而解放战争地位，就被大大贬低了。
解放战争具有双重含意：其一是人民革命战争，即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其二是民族革命战争，即中华民族起来推翻美帝国主义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对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这种微妙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心领神会。他们极力渲染抗日战争，明显地带有要与美国“攀亲”、“套近乎”，自证中国“早就是美英阵营一员”的性质。
而解放战争，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极力想投入美国怀抱的中国主流精英看来，这简直是一种羞于提起的“前科”，其对解放战争极力回避、贬低，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从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角度来看，解放战争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得以免于沦为第二个朝鲜，即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命运。
但抗日战争并未使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由于蒋介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胜利后，中国反而出现新的、更加严重的危机：长城以南沦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长城以北沦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中国的自由、独立、统一遥遥无期，而且非常有可能像德国、朝鲜半岛陷入长期分裂。
正是解放战争拯救了中国。
解放战争不是现在新右派公知污蔑的“中国人打中国人”、“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中国同时挣脱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瓜分的战争！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不仅彻底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自晚清以来再次实现了除台湾等少数沿海岛屿之外的主体部分的国家统一。
我们不难想像，假如抗战胜利后中国真的被分裂，以中国的规模之大和人口之多，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将远甚于德国和朝鲜半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战争远比抗日战争更伟大！我们要拿出宣传抗日战争的力度、热情来宣传解放战争。
现在许多国粉津津乐道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成为“四大强国”，但老实说，这真不过是一种虚名而已。
历史的真相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丧失了大片领土，主权也受到侵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把中国青岛从德国手中转交给日本，引发了五四运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由于雅尔塔协定所遭受的损失，却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里主要的原因，源自国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溃败的糟糕表现和蒋介石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直接的原因，则源自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争论。
1942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4个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主要任务是要用美援武装国军，然后以国军为主力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展开反攻。
罗斯福的此种打算，固然有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青年牺牲的自私考虑，但解放被日本侵占的国土，本来也是中国军队当仁不让的责任，罗斯福此种要求和打算，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当。
但蒋介石的“聪明”之处在于，美国参战后，鉴于美国的强大国力，他判断英美必胜，德日必败，既然如此，那在抗日问题上何不搭美国搭便车，保存国军实力以等待战后对付共产党呢?
有了这样的小算盘，本来就对和日军作战就很消极的蒋介石更加消极，对美国提出的反攻要求推三阻四，不断提高索要美援的数量，似乎把日军赶出中国是美国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
史迪威无法推动蒋介石，盛怒之下提出要用美援援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就犯了蒋的大忌，终于和史迪威闹翻，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罗斯福也断了指望中国反攻的念想。
但蒋介石作为浙江盐商的儿子，他的小聪明如何玩得过老谋深算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转而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同意了，但提出的条件也是狮子大开口：包括外蒙古独立、苏联在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等等。
罗斯福慷中国之慨一口答应，条件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其余部分，主要是长城以南的特殊权益——这就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共同出卖中国的主要内容。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对中国的解放战争三心二意，对国共和谈反到特别热心，马歇尔将军古道热肠跑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冲突，其背后的动机，都是为了落实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利益。
本文不是对斯大林做全面评价，只想指出，斯大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确实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本来，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之间的交易，中国完全可以不答应、不承认，但蒋介石为换取美苏支持其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态度。分别于1945年8月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11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一一确认。
不客气的说，蒋介石比慈禧、李鸿章还不如，这两个人割地赔款还是因为打了败仗，而蒋介石却是在位居战胜国的情况下，出于一己私利而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
如此一来，做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居然陷于和战败国德国以及“被解放”的朝鲜半岛相似的处境，都被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根据德国和朝鲜的教训，不同的势力范围内必然会建立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国家”，中华民族也就万劫不复了。
所幸中国还有毛泽东，还有解放军——解放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中国，使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
1949年，随着解放军席卷大陆，蒋介石通过《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向美国出卖的权益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全部作废;1950年，随着毛主席访苏与斯大林重签条约及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苏联出卖的权益，也被新中国一一收回。
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束缚的国家。欧洲等到这一天，要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比如德国要到苏联临近解体才能重获统一。远东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今天则仍然生活在雅尔塔体系铸造的格局中，如朝鲜半岛的分裂、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占领以及美国在日韩的驻军等。
对中国而言，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外蒙古。(顺便说一句，我对目前网上关于要外蒙古“回归”的喧嚣相当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一种虚妄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泛滥起来对中国崛起没有任何好处。但既然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并被当成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条“罪状”，也不妨谈一谈。)
蒙古1945年通过公民投票宣布独立，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1月15日正式宣布承认。
要求毛泽东在1950年代就使外蒙古“回归”，是一个没有任何合理性的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的国际条件，不要说1950年代不具备，在中国的国力远超俄罗斯的今天仍然不具备，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要和苏联/俄罗斯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这就好比家里的不肖子孙把值钱的玉器都拿出去卖了，后来当家的人能收回来多少就收回来多少，有些暂时收不回来，也没有办法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有时也不妨假设一下——
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最后的时间窗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假如垄断了全部国际援助的蒋介石能够像罗斯福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样督促国军大力反攻，在苏德战争结束前收复东北，然后挥师西指，则苏军主力正在欧洲和德军鏖战，斯大林又能奈何?外蒙自然回归。
当然，现在谈论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能叹息蒋介石的无能以及愚而好自用了。
解放战争对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意义如此巨大，对中华民族解放的意义如此巨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绝不容许任何人污蔑！
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成果。对解放战争采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刻意回避与贬低，只会动摇共和国的正义性、正当性与合法性，可能会导致极其严重、惨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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